第5章 经部(4)

《广雅》

《广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广雅》是仿照《尔雅》体裁编纂的一部训诂汇编，相当于《尔雅》的续篇，篇目也分为19类，各篇的名称、顺序、说解的方式，以至全书的体例，都和《尔雅》相同，甚至有些条目的顺序也与《尔雅》相同，例如“释诂”的前6条是“始也”、“君也”、“大也”、“有也”、“至也”、“往也”，与《尔雅》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广雅》取材的范围要比《尔雅》广泛。书取名为《广雅》，就是增广《尔雅》的意思。《广雅》的作者是三国时魏人张揖。张揖，字稚让，清河（今河北临清县）人，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年～公元232年）任博士。他是一个博学多闻，精通文字训诂的学者。

因为《尔雅》以解释五经的训诂名物为主，所收集的训诂还不够完备，而由西汉初到三国，已经400多年，由于生产和文化的进步，语言和文字都有了新的发展，不见于《尔雅》的新词、新义、新字日益增多，所以社会需要新的语言文字著作，张揖所编著《广雅》正适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

《广雅》原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总计18150字，拿《广雅》和《尔雅》相比，多出7000多字。从条目来看，前3篇中“释诂”篇幅最长，计有809条，比《尔雅·释诂》多出600多条。后16篇中“释器”篇幅最长，计有359条，比《尔雅·释器》多出200多条。《广雅》是在《尔雅》后出现的“雅”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训诂词典。《广雅》中收录了不见于《尔雅》的许多词语，其中包括汉魏以前经传子史的笺注，以及《方言》、《说文》等字书当中的训诂，为后人考证周秦两汉的古词古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四书集注》

朱熹（公元1130年～公元1200年），南宋理学家、文学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被视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很大，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

“四书”指的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书，将这四部书合为一书，始于朱熹的《四书集注》。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他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之后读《孟子》，观其发越；然后再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国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对孔孟形象及其精神的重塑与发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会聚和提炼，朱熹的功劳不可磨灭。《四书集注》就是他重塑孔孟形象、发挥儒家精神、宣传理学道义的最简要、最普及、最权威的一部教科书。因此，有人说它的地位几乎和欧美的《圣经》、阿拉伯国家的《古兰经》相等。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死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更主要的是把“四书”纳入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集注》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积极而巨大的贡献。

《释名》

《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汉时人（可能在桓帝、灵帝时），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避乱至交州，史书中少有记载，事迹不详。

《释名》共8卷，27篇，释名共计1502条，卷首有作者自序。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阐释其撰书的目的是让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宥或含义。其27篇分别为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官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虽不够完备，但已是相当丰富，对于后世研究训诂、语言及社会学来说，有着重要的价值。《释名》解释名源，用的是声训的方式，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勇，踊也，遇敌踊跃欲击之也。”以音义结合的方式说明字的来由。《释名》也有其不足，如“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这分别是《稃用器》、《释天》中的阐释，明显有穿凿杜撰之嫌。不过，在两千多年以前，能写出这样一部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已经十分可贵了。清人毕沅曾评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评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时，郎奎金将《释名》与《尔雅》、《小尔雅》、《广雅》、《碑雅》合刻称《五雅全书》。由于其他书都有“雅”名为求统一，遂改《释名》为《逸名》，因此《释名》又别称《逸雅》，《释名》的名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其进行了补证疏解，其中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最为重要，后者被誉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

《切韵》

《切韵》是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的一部韵书，是汉语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切韵》的编写工作始于隋文帝开皇初年，当时，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在朝廷做官，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八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到陆法言家聚会时讨论了编订新韵书的纲领性意见，陆法言执笔把大家商定的审音原则记下来，即《切韵》的雏形，该书直至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才编写完成。该书韵目的特点是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由于平声字很多，合在一卷篇幅太大，跟其他各卷不平衡，所以分成上平声和下平声两卷。五卷总共206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韵相同而声调不同的三个韵组成一个“韵部”，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配合收相同部位鼻音的阳声韵部组成一个“韵系”。没有入声韵相配的一个阴声韵部也叫一个韵系。这种分组，叫做“四声相承”。由于有些韵系不是在每个声调都有字，所以“四声相承”中有空缺，不是很整齐。《切韵》音系的性质是一个综合性质的语音系统，综合了南北许多方言的特点，还吸收了古音的特点。在汉语音韵学中，《切韵》音系是最受漠视的一个音系，被看做是整个语音史的中枢，是研究历代音系的重要参照系统，《切韵》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韵书。它成于隋代，到初唐时仍被朝廷规定为标准韵书，即官韵，宋时，对其加以扩充成了《广韵》，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到了元明清三朝，虽然不再以《切韵》或《广韵》为官韵，取之以“平水韵”，但平水韵也是在《广韵》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从7世纪到19世纪末，《切韵》音系一直占据着音韵学的主导。

《广韵》

我国现存的重要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陈彭年、丘雍等奉诏修订《切韵》、《唐韵》等韵书而成。成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广韵》为增广《切韵》而作，除增字加注外，部目也略有增订。全书分5卷，收录26194字，注文191692字，分206韵，较《切韵》增多13韵，字数比《切韵》增加了一倍以上。206韵中，平声57韵（上平28韵，下平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在《广韵》中，读音相同的字列为小韵，每一小韵的第一字以下，均先释字义，然后注音，标明同音字的数目，余下各字，分别释义，不再注音。《广韵》是《切韵》最重要的增订本，它使已经亡佚的《切韵》的古音得以完整地流传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广韵》版本很多。较受肯定的是清代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刊本。

《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30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帝圣旨编撰的一部汉字辞书。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1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为标示，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共排列214个部首，载47035个字目。书中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字典》依据明代《字汇》、《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对于两书的错误之处，《康熙字典》还做过一番“辨疑订讹”的工夫。《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首先收字相当丰富，共有47035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工具书；其次它有两百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几乎把每个字的不同音切和意义都做了列举，供使用者查阅；最后是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又几乎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并且注明了历代用法以佐证其变迁。

《康熙字典》的版本很多，有康熙内府刻本（即武英殿版本），该本有开化纸和太史连纸两种纸本，康熙内府刻本十分豪华，多是内廷赏赐用的，在民间不常见。此外还有道光七年的内府重刊本、其他木刻本以及清末的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而最流行、发行量最大的版本是清末上海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康熙字典》的社会影响巨大，其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其编排体例也成为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皇清经解》

经学丛书，清代阮元（公元1764年～公元1849年）主编，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乾隆年进士，历任巡抚、总督，官至大学士。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于广州越秀山麓建学海堂，延请著名学者任教，并汇集了当时的经学名作188种，整理成《皇清经解》（又称《学海堂经解》）。这百余种名著的作者有顾炎武、阎若璩、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焦循等，均为经学考据大家。清代学者王先谦沿用《皇清经解》的体例，又刻《皇清经解续编》，加收经学著作209种，对原作进行补充。清代是我国考据学的黄金时代，名师辈出，佳著不断，各种刻本的《皇清经解》的问世便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