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经部(1)
【四书】
《大学》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小学即：“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大学”是成人之学，古人十五岁入学，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穷理正心，修礼治人”的学问，实则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要得众、慎得、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见贤能举，举而能先。《大学》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
文中所引康诰、帝典和大甲等文中的内容基本非用其本意，体现了先秦人引用他文时“断章取义”的特点。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中庸》是《四书》中哲理最深奥的一本。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练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做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取名“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孟子》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诗经》
《诗经》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原311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据传为孔子编定。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尚书》
《尚书》原来只叫《书》，秦汉时开始通称《尚书》，汉时因《尚书》为儒家经典而被尊为经，所以又称《书经》。于是一书三名，通用至今。但汉儒对《尚书》书名的理解却有不同。
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
王充认为“尚”和“书”都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尚”指上古，“书”指书籍，《尚书》就是“上古帝王之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记载：“以其为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取的就是这种说法；其二，“尚”指在上者，指帝王，指统治者；“书”是记，指在下者之所记，也就是史官的记录。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包括他所讲的话，史官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唐孔颖达取的就是这种说法，他引三国王肃的观点“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统治者所讲的话，史官把它记下来，这就是《尚书》。
在古代，“尚”和“上”可以通用，“书”原是动词书写记录的意思，后来引申泛指一切书写记录下来的文本书籍。至于“史”之“所书”，在古代却是有分工的。《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统治者身边的史官分左史和右史，各有明确的分工。左史专记统治者之言，右史专记统治者之事，于是形成了儒家的两部经书《春秋》和《尚书》。
无论是统治者的讲话也好，还是公文也好，都是历史，左史所记的正是上古的历史文献，《尚书》就是这些历史文献的汇编。从这个意义上说，《尚书》就是“上古之史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
《尚书》的流传与现存的本子，情况相当复杂，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三种。
现存的真本《尚书》是汉朝的伏生（名胜）传下来的。伏生是秦博士，这个本子是他藏在屋子的夹壁里才得以躲过秦火流传下来。据传，经孔子删订的本子原有100篇，伏生夹壁里的本子因竹简断烂，只剩28篇，后加上民间所献的一篇《泰誓》，合29篇，伏生即以此传授门徒。伏生的本子原是秦通行的篆体，但他的学生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录传布，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这是汉文帝时候的事。后来东汉的经学大师曾为这29篇作过注，可惜现在差不多都已散失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因扩建宫殿而拆除孔子旧宅，在夹壁中得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就有《尚书》，比当时的通行本多了16篇，这个本子后被称为《古文尚书》。据说《古文尚书》是由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的。
到三国末年，魏国的王肃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他把原先伏生的28篇分割为33篇，又新增25篇，合58篇，同时附一篇《尚书传》，著明是孔安国所作，这就是《伪古文尚书》。晋武帝时曾立博士传授门徒，其间虽曾因祸乱而散失，但失而复得，后来影响也逐渐大了起来，直至清初考据大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后，才考证出这是一部伪书。
这就是《尚书》的流传和三个本子的大致情况。现在的通行本是今古文合编的，其中的篇目有分有合，和原来的并不完全相符。
关于《尚书》的体式，历来有两种分法：一种是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分类，分为十类“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今文尚书》中没有“歌”、“训”、“征”三类，都见于《伪古文尚书》，《夏书》有《五子之歌》和《胤征》，《商书》有《伊训》。孔颖达的这个分类概念不很清楚，所以现在一般多取刘知几《史通》所引王肃的六分法“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但这样的分类又不太科学，只是着眼内容，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文体分类，不很全面，然而作为传统的分类，也不妨有所了解。
就六分法而言：“典”是关于重要史实的记载，如关于尧和舜的记载；“谟”是谋划，记载臣对君的劝告或君臣的谋略；“训”是训导、训诫，记载臣下训诫开导君王的话；“诰”是告谕，是君王勉励臣民的文告和讲话；“誓”是誓言或动员令，多为军事行动前君王训诫的誓词；“命”就是命令，指君王的命令，包括嘉奖令。
《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周易》
《周易》又称《易经》，在我国及世界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周易》名列五经之首，素称“群经之首，百科之源”。中华建筑、音乐、医学、纪年等等，无不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连《论语》中也多处引用《周易》的词语。关于其作者，《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周易》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
《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六十四卦的卦辞，后在春秋时期，圣人孔子著了《易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
《周易》这部书，讲的是理、象、数，用变易、简易、不易三种看法去读。从形式和方法上看，《周易》好像是专论阴阳八卦的著作，但实际上，它论述的核心问题，是运用一分为二、对立与统一的宇宙观，揭示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对立与统一的法则，并运用这一世界观，运用八卦预测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各种信息。《周易》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它上论天文，下讲地理，中谈人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从帝王将相如何治国到老百姓如何处世做人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周易》是我国预测学、信息科学的起源与基础。
中国人善于临机决断，以不变应万变，中国哲学认为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那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人们也就有理由相信，人类可以依据自然的变化来预告人类的前景。《周易》一书正是这一文化倾向的最佳实例。
正因为《周易》有着如此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它就已经被人们看做“圣人之书”。人们通过对《周易》的研究，既汲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因素，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易学。年复一年，易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繁衍出种种流派，《周易》一书也得到了长期流传，而且久盛不衰。
同时，《周易》在民间的流传也是绵延不绝，它已经成了指导人们生活，规范人类言行的准则，成为人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指南。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文化人，往往以《周易》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去认识和解释这个多变，而又异彩纷呈的世界，而下层民间，更多的是从“易用”角度，用之卜疑断惑，寻求行动上的引导。
《春秋》
《春秋》本是记事史书的通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其编者一般认为是孔子，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于是孔子有感于自己的主张不行于天下，于是取鲁国《春秋》进行加工编撰。全书纪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共242年。后人因此称东周前期为春秋时期。其书用鲁国纪元兼记各诸侯国事，是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记事的目的是提倡道义和“礼”。而春秋本身的文字极为精简，所以后世流传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传来解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