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梁启超：风雨如晦，走向共和(3)
在戊戌变法后，朝廷亦把康、梁称作“孙文羽翼”，其实他们并没任何瓜葛。康有为虽然亡命天涯，但他们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而孙中山则是清政府眼里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视清帝，可说是仇恨不共戴天，伺机推翻清廷。但康有为深感皇上对他的知遇之恩，故而他很难与孙中山走到一条道上。对同遭清廷通缉的康梁，孙中山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显露出侠义心肠，请日本朋友平山周等协助他们逃到日本。他试图与维新派取得全面合作，但遭康有为拒绝。傲慢固执的康有为以“帝师”自居，根本看不起孙中山。但是，比康有为年轻15岁的梁启超，思想活跃，对孙中山生出的钦佩之情就注定了他不会和自己的老师一般，后来他因势变通，人们骂他“善变”和“屡变”，其实这正是他一生最伟大之处，因为他的变总离不开一个原则：爱国、救国。
到日本后，自由的空气让梁启超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深悉中国数千年固疾，他开始言革命、言民权、言自由，这点与孙中山的思想不谋而合。只是顾忌于康有为，他不太敢与孙中山接触。
后来，因清政府向日本施压，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筹建保皇党。梁启超原本便对康有为拒与孙中山合作心怀不满，康有为一走，梁启超欣喜不已，与孙中山开始密切接触、商谈两派合作。因为志趣相投，他们你来我往，相处得愉快，有如他乡遇故知。
据梁启超的女儿梁令娴回忆：曾看到父亲来回度于室中，而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合。特别是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以及土地国有等问题，梁启超甚是赞同。
联合一切力量，革命才有希望！孙中山的兴中会向梁启超的维新派抛出了橄榄枝！
在日本的维新派间却有两种意见：一派是反对。另一派就是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的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
这得益于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吸收新鲜事物，开始重新自我建树；对西方思想家的政治营养感到新奇又如饥似渴，他渐渐开始大谈民主、共和、自由、民权甚至革命，对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产生质疑，甚至是否定。
梁启超联合同门13人署名《上南海先生书》：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彼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
此信一出，在康门中惊天动地！康门之徒一向视康有为如帝天，各地康徒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十三太保”为叛逆。梁启超的同门徐勤、麦孟华暗中向康有为通风报信，称梁启超“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对此自然大为恼火，令梁启超即刻赶到檀香山办理保皇党事务。
1899年冬天，梁启超赴檀香山。在临行前，孙中山书信一封，把梁启超推荐给自己的兄长孙眉（德彰）和他的朋友。
一路上，梁启超受到美国各地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讲演，必有成群结队的保皇会员前来聆听。看到海外华侨会如此虔诚地认同保皇会，梁启超的意志开始动摇了，他毕竟不是个彻底的革命派，虽然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共和，但那也是有条件的，即只革慈禧的命，仍要把光绪作为“明君”看待。梁启超再次效忠于保皇党。
在檀香山期间，梁启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仅吸引了华侨加入保皇会，还先后获得了各项捐款10万元，捐助汉口起事。而孙眉也深深地喜欢上这个热情而多才的梁启超，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康徒所设的学校读书。
梁启超在那里借口“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提出组织保皇会的想法，侨商不知其中奥妙，多入彀中，仅庚子勤王之事，保皇会就筹集了捐款10万华银。
孙中山得知自己的门徒不仅入了保皇会，保皇会还收拢了大量的钱财，孙中山深感震怒，写信责骂梁启超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背信弃义。但一切都为时已晚。1901年4月，孙中山曾赴檀香山，发现当地的兴中会已被梁启超所破坏，筹款也只得2000。
虽然梁启超在檀香山组织了保皇会，可他对与兴中会的合作还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在孙中山大骂之时，仍要求孙中山给他一些时间，他可以说服康有为实现两党合作。直至1903年春天，梁启超还写信给孙中山，希望他稍加变通，共举勤王之旗。
梁启超的执着是可贵的，但是孙中山也同样有着他的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另外一个事件的发生，让他们彻底地决裂。
虽然与保皇会的关系已经到了几近无法恢复的地步，可孙中山知交宫崎寅藏（曾多次往返于康梁与孙之间，极力劝说两派联合反清）仍然希望两党联合，携手同行。宫崎寅藏毛遂自荐前往新加坡会见康有为，希望做最后的努力。
然而，康的门徒得知宫崎曾经赴粤谒李鸿章之事，于是急电康有为：宫崎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去刺杀康有为。康有为信以为真，于是，在康有为运作下，宫崎到新加坡后立即就被警察逮捕了。
宫崎事件的发生，使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结下了仇恨的种子。
1925年3月11日，梁启超在孙中山临死前探望了他。孙中山死后，梁启超在1925年3月13日北京《晨报》的《孙文的价值》中写道：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在现在这种社会里，不合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在此，其所以失败亦未必不在此。
梁启超与孙中山结怨，也成了与国民党人之间的恩怨。1927年，国民党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眼看昔日政敌要当政了，他几乎无法安眠，曾给国外的大女儿的信中写道：如果国民党不相容，他就出国避难。
1929年，梁启超去世，国民党政府对他表现得非常冷淡，胡汉民甚至反对国民政府褒扬梁启超。直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才在各方的要求与压力下对梁启超进行褒扬。
5.梁启超的两次论战
在梁启超五十多年的一生里，自1895年编辑《中外纪闻》始，到1919年在北京创办《改造》杂志止，先后直接参与创办的报刊有15种左右，其他与他有关系的报刊更是多达几十种。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一生思想不断变幻，敌友遍布整个中国文坛。
梁启超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文化思想领域的两面大旗，彼此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有很多相龃龉之处。1895年，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章太炎汇去了16元大洋以示支持。次年《时务报》创刊后，梁启超、汪康年因此向章太炎发出了邀请。
1897年1月，章太炎到了上海后，与梁启超在《时务报》馆共事。但没有几个月，章太炎、夏曾佑、黄遵宪、严复等人在对待自诩为“圣人”的康有为提倡“保教”的态度上，与梁启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双方甚至还为此动了手。章太炎于是愤而离开《时务报》馆。对于此事，梁启超向章太炎表示了诚恳的道歉，章太炎不仅原谅了他，还劝其好友汪康年与梁启超和好（梁启超在主笔《时务报》时，与报馆经理、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汪康年之间，因为报刊宣传的矛盾发生冲突，梁启超于同年11月辞去《时务报》主笔，前往湖南执教时务学堂）。
1901年，章太炎针对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发表《正仇满论》一文对改良派政治主张进行批驳，拉开了与梁启超等保皇立宪派论战的序幕。
1905年，梁启超主持下的《新民丛报》率领徐佛苏、杨度、蒋智由等人，与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刘师培等众多同盟会会员参加的机关报《民报》，就关于革命还是改良再次展开激烈的论战，直至1907年遭到肆意诋毁，寡不敌众，处于严重劣势的梁启超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并托弟子徐佛苏找其湖南老乡宋教仁帮忙，呼吁双方停战。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表示要与梁启超斗争到底，梁启超无奈之下被迫将《新民丛报》停刊。
论战结束了几年之后，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不久，革命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梁启超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化中。1917年9月，梁启超退出政坛，从此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讲学。
6.梁启超之死
梁启超于1929年1月29日在北平溘然长逝，年仅56岁。梁启超的早逝，引起社会各界的种种猜测，但为梁治疗的协和医院对此却一直缄口不言，直至40余年后的1970年，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教授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父亲原来死于一场医疗事故。
“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不再过问政事，在家潜心钻研学术。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生活没有规律，再加上烟酒过度，身体健康渐渐恶化，最后发展到尿毒症。
1926年初，随着病情日益加重，梁启超不得不入院治疗。在此之前，有人劝他服用中药，也有人建议他出国治疗，但他坚持选择了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梁启超做此选择，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毕生笃信西方科学，并极力向国人推广西医，此时正好身体力行。
梁启超入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当时梁启超与被誉为中医“四大名医”之首的肖龙友先生相交甚笃，经常往来，为慎重起见，特请肖先生复诊。
肖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对症下药，处方诊治。服用了肖先生的中药后，梁启超顿觉神清气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了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一直没有停止读书治学劳神费心所致。肖龙友见状十分着急，劝告梁启超说：“治病不能单纯靠药，三分看病七分养，若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放下书本，安心养病，否则即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谁知梁启超听后却不以为然，戏虐地说：“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肖龙友听后连连叹气，不禁为老友的健康暗暗担心。
时过不久，梁启超的病情果然恶化，旋赴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出院之后，梁启超病情丝毫未见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回院复查，结果把所有人都惊呆了，诊断竟然出现重大失误，医生错把他健康的右肾切除了，只留下了一个病变的左肾。
当时，由于梁启超被割去了健康的右肾，而未切除有病灶的左肾，因此血尿现象继续存在。梁启超的亲友和学术界同仁，对手术经治医生和医院非常愤怒。梁启超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详述了治疗和手术过程。陈西滢也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中，做了更完整的叙述，均指责手术医生割了好肾留下了病肾，是严重的失误。
梁启超发现事态正在扩大，赶紧在某报副刊发表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中详述了手术经过，并极力为协和医院辩解：“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梁启超说，西医是科学的，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无效，而否定西医。此后，北平协和医院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止血药物。不过，三年之后，在1929年1月19日下午2时15分，梁启超还是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了。
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医治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遮人耳目，将事故责任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1929年，梁启超因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生前的意愿，墓碑上没有留下关于他生平的任何文字。梁启超的的老友伍庄在祭文中痛责医生，并因而“益发愤求中国之医学，断不会彼稗贩西说者毁我国珍”。知交徐佛苏挽联道：“何友邦许多医家，既盲割其肾脏，复昧察其病源？岂非科学杀人乎，人命如此险殆，公应难瞑目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