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黑客“英雄榜”——21世纪的互联网海盗(3)

在后来的获奖答谢中，丹尼斯·利奇和肯·汤普生坦然说：“我们的目的是为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计算机工作环境，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喜欢它。”

经过10年的内部使用，于1970年代中期开始，Unix第一次公之于世，慢慢走向成功，震动整个计算机业。1969年开始工作时，利奇和汤普生根本没有想过要掀起业界的狂热，在1974年以前，他们甚至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项目的消息。

而当Unix露面时，他们还惊奇于大家会引起如此大的兴趣。他们并没有积极推销，大学、研究机构可以免费使用，而且还提供源代码。两人所在的单位——大名鼎鼎的贝尔公司也没有鼓励开发Unix，但当它成为畅销品时，贝尔才认识到它是一件珍品，并很高兴拥有Unix的部分商标，让企业收取4.3亿美元的特许使用权。

一位贝尔高级主管曾说，Unix是继晶体管以后最重要的发明。

丹尼斯面对这种说法，谦虚地说：“就其受公众瞩目的程度而言，Unix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开发。”据10年统计，1985年美国大约有27.7万台计算机使用Unix，1990年增加到210万台，目前已超过500万台，用户数达到3000万。1987年初，适用于Unix软件包达到了2000个，而两年前还只有300个。到80年代中期，Unix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计算机业的主要标准，尤其在科学和工程应用方向。

1984年9月《财富》杂志称，世界上有750所大学中80%的计算机科学家是Unix客户。因此几乎所有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都接触过Unix。1999年4月27日，两人在白宫从美国总统克林顿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全美技术勋章，这是对他们成就的最高评价。由于Unix诸多优点，人们将它称为是软件的瑞士军刀。

理查德·斯托曼

——野人与基督

1971年，斯托曼在街上找到一份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工作。当时他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斯托曼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打破了软件是私有财产的概念。

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是1969年在IBM纽约科学中心，年仅16岁。

在上世纪80年代，斯托曼不拿MIT的薪水但继续在其中的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里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GNU——GNU是“GNU’s Not Unix”的缩写。

他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的24万美元天才奖。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过肩长发，络腮胡子，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一副披头士的打扮，看起来像现代都市里的野人。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顶圆形宽边帽子，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他又会变成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样子，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

野人与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的双重属性：他既是当今专有（私有）商业软件领域野蛮的颠覆者，又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目中神圣的自由之神。

在他的理论中，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

对斯托曼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跟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引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

他认为：可以断定，进入世纪末，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

“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以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作为今天的一名电脑用户，如果你的朋友希望你能为他复制一份受版权保护的程序，你不应当拒绝，合作精神比版权更重要。而且，这种合作不应只在地下进行，每个人都应该以此为荣，公开自己的诚实生活，对所有私有软件说‘不’。你应该可以公开地、自由地与其他软件使用者合作，你有权了解软件的工作原理，并将其传授给你的学生，当软件发生问题时你完全可以雇用你所喜爱的程序员对它进行修改。你理应得到自由的软件。”斯托尔曼说。

有人说，斯托曼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伟大、软件写得最多的程序设计师。但是，斯托曼真正的力量还是他的思想。因此，他最欣赏的英雄是南非的曼德拉。

约翰·德拉浦

——嘎吱上尉和电话飞客

他于1943年出生于美国乡村德拉浦，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反叛性格，这样的性格决定了日后他那特立独行的骇客面目。

尽管他的个性孤辟，但是他却拥有了一个异常发达的大脑，这使他常常可以比别人更快地获得新的知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德拉浦开始接触到计算机这个新生的事物，尽管当时的计算机还只是个庞大、繁杂、呆板的“家伙”，但是这已经足以令德拉浦迷恋得如痴如醉了。

1968年正在服兵役的德拉浦参加了著名的越南战争，由于他与众不同的性格及表现，他在越南战场上仅执行一次任务后就被美国空军体面地开除了。这样的结果使他及早地从越南战场上返回了美国，使他能够继续投身到他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之中。

回到国内之后他很快就陷入到了一个深渊之中，这就是对当时的电话系统疯狂地钻研。

当时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现了一项被称为“长途直拨”的革命性的新设想。允许用户在不经帮助的情况下就能在家庭电话机上拨打一组数字来连接遥远的城市。一连串快速的、可听见的音调的数字向系统发出交换信息和费用信息，从而可以自动产生连接而无需接线员的介入。德拉浦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他发现了使用“嘎吱嘎吱船长”牌的麦片盒里作为奖品的哨子——向电话话筒吹声，就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给几代黑客引入了“盗用电话线路打长途”的思想。

埃里克·雷蒙德

——黑客文化的第一理论家

任何一场革命或者运动都需要一个理论家，需要一份纲领性的文献，才能起到真正的“画龙点睛”的神效。除了架构需要极具思辩力和逻辑性，更需要激发起人们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为同行者的士气传递极具煽动性的烈焰。

目前，这场正在颠覆软件业传统商业模式的自由软件运动也不例外。自由软件精神领袖当然是理查德·斯托曼，但他太超凡脱俗，而且，除了提出核心理念外，斯托曼缺乏著书立作的能力。

这些局限，使得埃里克·雷蒙德脱颖而出，担当了这个角色。

如今，他已经不可动摇地成为开放源代码运动（脱胎于自由软件运动）和黑客文化的第一理论家。

在自由软件启蒙阶段，埃里克·雷蒙德以如椽之笔呼啸而出，其核心著作被业界称为“五部曲”：《黑客道简史》《大教堂和市集》《如何成为一名黑客》《开拓智域》《魔法大锅炉》。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还是《大教堂和市集》，它在自由软件运动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经》。而用黑客们的话说，这是“黑客藏经阁”里的第一个收藏。

1957年，雷蒙德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正好就是黑客文化发源地MIT的所在，也是斯托曼发动自由软件运动的大本营。但雷蒙德从小就跟随父母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走，13岁之前已经忘掉了两种语言。

1971年，他回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76年起开始接触黑客文化，1982年完成第一个开放源代码软件项目。雷蒙德不是光说不练的笔杆子，他是INTERCAL编程语言的主要创作者之一，曾经为EMACS编辑器作出贡献。他以他姓名的缩写ESR作为黑客代号。雷蒙管理着30多个开源软件以及10多个主要的FAQ。他还是重要的作家和web logger。1990年，他编辑了《新黑客字典》。从此对黑客文化着迷，成为黑客部落的历史学家和黑客文化的学者，1996年写成了《黑客道简史》。

他开始把自己定位于人类学家，并说：“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的行为及整个社会的行为，研究人类文化的形成、文化的作用方式、文化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以及人类如何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等。我考虑最多的是有关计算机黑客的文化，更多地集中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而不是从他们的高超技术和程序。”

1997年以后，雷蒙德成为开放源代码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以及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他还担任了开放源代码运动对媒体、商界以及主流文化的形象大使。

他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曾经到过六大洲的15个国家进行演说。他的话经常被主流媒体所引用，并是所有黑客中曝光率最高的。一般大家都认为，1998年Mozilla的发布主要归功于他。

大多数黑客和主流观察家也同意这个观点，正是雷蒙德将开放源代码的理念成功地带到了华尔街。但是也有批评他的声音：有一些黑客认为他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打广告，而他对理查德·斯托曼和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理想主义所进行的批评，以及所采取的更务实、更符合市场口味的线路，也曾经在黑客社群里掀起了不小的政治对立。

雷蒙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科幻小说十分感兴趣，是一名出色的业余音乐家，还是空手道黑带选手。他坚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中关于公民持枪械的自由，并因此遭到很多黑客的反对，但他自己却十分喜欢和人争辩该议题。

雷蒙的名言：“足够多的眼睛，就可让所有问题浮现。”

米切尔·卡普尔

——硅谷黑客理念的真正体现

1971年，卡普尔毕业于耶鲁大学。在校期间，他专修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计算机。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对计算机萌生兴趣，并继续到研究生院深造。20世纪60年代，退学是许多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只靠知识的皮毛，你也能过日子。那些年里，卡普尔1年可以挣1.2万美元。他漫无目标地在游荡，正如他后来描绘自己这一时期的生活时所说，他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吉卜赛人”。卡普尔的工作漂泊不定，他曾经教过抽象思维课，做过无线电唱片音乐节目的兼职广播员，甚至滑稽演员都演过。娶了老婆的他又离了婚。4年游荡后，让他总觉得自己还缺点什么。

1978年，他在Beacon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同时还在一家精神病机构工作，当一名咨询员，其工作性质在精神上与“倒便盆”相当。期间，对计算机的兴趣帮助他消磨了大部分时间。他经常出没在计算机商店，垂涎欲滴地欣赏着新的计算机产品。1978年，苹果公司将苹果Ⅱ型降到了1500美元左右，卡普尔四处张罗，用自己的立体声音响设备作抵押，终于买到了他的第一台计算机。买下计算机后没几天，这位口袋空空的无业游民邂逅了一位年轻人。他正向一位推销员询问新计算机的用途。卡普尔走上前去说：“我可以教你学。”于是他就开始给他辅导计算机应用，报酬是每小时5美元。

没过多久，他就大摇大摆地将自己宣称为“独立的计算机咨询顾问”。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进入MIT的斯隆管理学院，想拿一个MBA学位充充门面，但没坚持几天就退了学。

年届30的卡普尔依然经济拮据，没有人生目标。这时他拣起往日曾经有过的一项爱好，开始从事计算机编程，成了一名BASIC语言黑客。

1983年，当时软件业还只有极少数大公司。当时卡普尔创办的Lotus是PC软件业的老大，他的地位就像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和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一样，显然，卡普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是，安稳永远不是卡普尔的天性，在这个最成功的软件发布四年后，卡普尔卸掉官职，离开商业界。1990年，卡普尔与著名抒情诗人John Perry Barlow创建了电子边疆基金会，这个非赢利的公共利益机构，主要是维护黑客的公民权利。开始时主要为几名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而被捕的黑客提供法律支援。卡普尔也因此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计算机人物和黑客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卡普尔是硅谷黑客理念的真正体现：反对公司、不遵循主流精神、富有创造、崇尚出世。

罗伯特·莫里斯

——黑客从此真正变“黑”

这位美国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隶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首席科学家的儿子，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在1988年的第一次工作过程中戏剧性地散播出了网络蠕虫病毒后，“Hacker”一词开始在英语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在此次的事故中成千上万的电脑受到了影响，并导致了部分电脑崩溃。

鲜为人知的事实：1990年，当美国安全部门搜查“死亡兵团”成员Erik Blood axe家时，他们发现了莫里斯有网络蠕虫源代码的拷贝。

1988年冬天，正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莫里斯，把一个被称为“蠕虫”的电脑病毒送进了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互联网。1988年11月2日下午5点，互联网的管理人员首次发现网络有不明入侵者。它们仿佛是网络中的超级间谍，狡猾地不断截取用户口令等网络中的“机密文件”，利用这些口令欺骗网络中的“哨兵”，长驱直入互联网中的用户电脑。入侵得手，立即反客为主，并闪电般地自我复制，抢占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