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与丑闻

国会议员埃里克·伊尔斯利以欺骗手段虚报一万四千英镑公款，认罪后面临入狱。该款项被用于其在伦敦南部肯宁顿伦弗鲁路第二寓所的市政税、电话费、服务维修费以及保险与修缮。

《每日电讯》

1．

新闻业中某些最伟大的胜利来自对权势人物的曝光。由此落马乃至入狱的新闻主角不在少数。

想到单凭图片和文字便可促成大人物辞职或坐牢，新闻记者们兴奋不已，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水门事件至今仍然是其职业的核心灵感和指路航标。

当新闻记者被问到其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们一般都会特别强调：“对权力展开问责”乃其天职。

2．

新闻记者会说，对权力人物必须加以问责，因为他们极有可能触犯国家法律，并以为自己能逃脱法网。于是他们偷盗财产，隐瞒未完税收入，行贿以规避法律，触犯用工规定和环境法规，对弱势群体进行恐吓和性侵。

根据这种论断，新闻业从根本上乃是警力的分支，以及税务机关和各种消费者团体的代表。新闻率先揭发罪行，继而协助检举违法乱纪实例，从而保护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

3．

当新闻调查将某个权力人物从家中抓捕归案，那高潮一刻足以构成一幅令人沉醉的场景。警方与新闻机构步调一致，在清晨展开行动，违法分子身披睡衣、嘴含吐司或麦片的惊恐样子被摄入镜头。有时候背景里还会出现哭喊的配偶或孩子。

借助新闻报道，我们得以成为类此事件的证人，并缓和了心中一系列的情绪问题，包括不公平感、耻辱感，并得出一个基本的想法，认为世界决不能再交由能力低下、品行恶劣者掌控。

当罪犯被押入警车后座驶离时，新闻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希望，认为自身生活和社会上种种痼疾的源头如今已被昭示天下，并且安然去除。

4．

虽说确有很多权力人物由于新闻报道而落马，但发达国家的许多最重要的顽疾，却不会因为恶人被抓而斩草除根。如果真切审视这些国家最大的挑战，就会发现：困境和难处不仅在于顶层的违法乱纪或合同欺诈，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举例而言，在这些国家里，要找个环境良好，且经济上可承受的社区安家，常常是难上加难，但这似乎又并非某个恶人的“过错”。太多的工作薪水微薄、乏味枯燥、地位低下，老板和经理不近人情，但这些问题好像又够不上丑闻报道的素材。很多商业产品其实都品位低俗、浪费资源、过度包装，且非必需，但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能够指名道姓的元凶并加以指控，也同样困难。

某个问题人物的落马，可以在一时给大众带来深深的满足，但是其激发的希望却很有可能是种误导。就算最后一个贪腐的财阀或一手遮天的高官也落入法网，每个国家仍会有一堆让人头疼的烂事。如果我们继续沿袭水门事件风格的新闻调查，只按照这种思路抓坏人，便有可能会错过许多隐蔽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将无法深入探究虽然不是个人造成，但更具系统性、毒性不相上下的整体性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像消极进攻与家庭暴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和价值观不动声色、不触法律，却能把生活摧垮，真可谓毁物细无声。

有些开发商虽然没偷没抢没犯法，却把千万人圈进了毫无尊严的居住环境，但按照新闻目前的结构，这种危害是不予关注的。对于那些微妙腐蚀着公共生活尊严和智慧的商业广告，就算是最关切欺诈问题的勤勉记者，也很难揪出负有刑事责任的任何个人；也没法因为礼仪的倒退，或两性之间日益缺乏尊重，而找到可以抓捕的对象。

如果构思得当，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应该怀有包罗万象的兴趣，从各种对群体和个人生活造成影响的元素入手，将心理健康、建筑物、闲暇时光、家庭结构、感情关系、商业管理风格、教育课程和阶级体系纳入调查范围，因为这些领域对生活的影响，并不亚于立法机构里的各种活动。

在新闻的鼓励下，我们可能会把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权贵的犯罪，但是，揪出个别害群之马虽然确有作用，另一项任务其实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引导注意力投向表面平淡无趣，实则更为严重和隐匿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制度缺陷。

5．

然而，明辨社会痼疾需要相当高超的智力，再加上我们内心存在一种几近唯美的渴望，企图能找到一小撮人，以便将生活中的种种邪恶悉数归咎于他们，因此就可能会造成众所周知的“失态新闻”这种用逃避现实来替代真正调查的新闻方式。

所谓新闻失态是指当权人物因一时疏忽而说漏嘴或做错事，虽然（正如众所皆知）该言行并不代表其成熟的观点，但新闻却揪住不放、死缠烂打，坚持认为失态言行背后必然隐藏着见不得人的真相。

在失态新闻的背后，映射的是新闻记者技穷之下的愤怒：他们知道国家当下问题严重，但却缺乏接近当权者的渠道，或缺乏应对官僚主义的耐心，导致其无法精准地指向问题的症结所在。

失态言行之所以被新闻揪住不放，倒并非因为所有人都真心认为曝光此等言行会带来更好的政策或更廉洁的政府。失态报道不过是给那些已经才思枯竭，又改变无力的新闻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报复的契机。

6．

那么面对恶人，新闻又该如何处理呢？当前的做法是将其中最恶劣的那些移交警方。不过，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的恶人，处理方法还是依赖新闻自身的独特利器：羞辱。对于讽刺报道、突袭采访、暗中偷拍和通讯泄密，新闻始终抱有高度热情。有软肋的人物必须先被卷入新闻事件，然后他们就自然会受到众多道德卫士的审判。此处隐含的规则是，通过毁坏名誉和公开谴责的方式，社会有望获得改造。

但是，耻辱果真是人类改造过程中最有用的利器吗？人果然会因为遭到贬损而变得更好吗？恐惧果真能起到教育作用吗？

所有关于坏人坏事的报道，似乎都秘而不宣地绕开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本应支撑所有关于妖孽行径的报道，即：用新闻促进国家繁荣的志向。这些报道只顾围攻猎物，对公共生活的演化毫无兴趣：改善会计规范、婚姻制度、高等院校、移民法规或税务体系根本没有纳入其考虑范围，新闻不过是在邀请我们一同取乐而已。

7．

新闻将自己的目标界定为特定权力的监督者，这种态度太过谦虚也太过小气。这样的定义有害地局限了新闻在社会中的自我概念和担当角色。新闻不只是警察局或税务机关的左膀右臂，还是（或应该是）一个流亡政府，负责调研国民生活的各项议题，并着眼于抛出建设性方案。

揭露错误并予以公开的唯一正当目的，是控制错误的泛滥。面对贪腐、愚蠢和庸碌，新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以揭人短处为乐的做法，而是应该探寻如何为未来进行能力建设。不管撂倒大人物本身有多么富有成就感和重要性，新闻调查的出发点，应该是这个约略不同，且未必重叠的目标：尽力改善现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