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丛林法则(2)
对于法官竞选活动中无限制捐款行为持批评意见者指出，如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容许布兰肯希普的所作所为，那么在那些没有制定竞选资金法的州里，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布兰肯希普和其他富有的个人、组织和协会去进行实质性的贿选；如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布兰肯希普在法官竞选活动中捐款太多，那么，与他行为类似的人虽然仍有发言权，但也无法完全压制别人的声音；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同时指责西弗吉尼亚州最高上诉法院和阿巴拉契亚地区最有权势的公民布兰肯希普，那么在西弗吉尼亚州，其影响将会是空前巨大的。
奥尔森很清楚，他这次要进行的法庭辩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他的一位保守派挚友明确告诉他，一个人不能控制自由言论；如果试图通过财政捐助方式来影响民众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利，那一定会碰壁的。
今天，奥尔森的对手将是来自纽约、曾在最高法院有过上佳表现的安德鲁·L.弗雷（Andrew L.Frey）律师。这位为梅西公司进行辩护的律师辩称，尽管那位西弗吉尼亚法官的诚实和正直正在受到质疑，可是他未曾向布兰肯希普索要金钱。他还进一步谈到，如果认同上诉人“模糊且易变的标准”，这将很可能会导致诉讼官司如洪水般接踵而至。然而，根据布兰肯希普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的情况以及对另一位证人的采访，这位法官很可能曾经向布兰肯希普索要过金钱。
在最高法院法庭上，奥尔森最亲密的朋友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十有八九会秉持一致的意见，并且可能投票反对他。三十年来，他们三人在政治上、才智上始终向着相同的方向并驾齐驱，而现在奥尔森偏离了原来的道路，向左倾奔去。
奥尔森仅仅是出于法律价值的考虑就决定为卡珀顿案辩护，这在华盛顿的许多人士看来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些人认为，奥尔森的妻子去世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始趋于温和，这也许就是他之所以考虑赞同这个诉讼案件中的进步性论据的原因；有的人把奥尔森接手这个案子的原因归结于其第四任妻子布思女士（Lady Booth），一位税务律师和自由派民主党人；还有一些人认为奥尔森非常擅长发挥媒体的作用，他之所以同意为卡珀顿案辩护，是想用一个全新的、更加温和的形象来包装自己。
然而，从布兰肯希普和其他渠道向法官候选人所提供的过于巨大的、带有特殊利益诉求的捐款中，奥尔森确实发现，这其中存在着对美国司法公正理念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奥尔森认为仅仅依赖法官个人的判断力和正义感来要求他做出回避庭审的决定，已经是远远站不住脚了。
当然，奥尔森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今天在法庭上的胜算概率不会像往常那样乐观。多数法官是勉强来参与审理这个案件的。奥尔森担心，不论自己的论据推敲得多么无懈可击，也不论自己的法庭陈述多么流利完美，他都可能以败诉的结果走出法庭。
一路上，奥尔森还在不停地思考着法庭辩论策略。早晨五点刚过，他到达位于康涅狄格大道上的吉布森—邓恩—克拉切尔律师事务所（Gibson，Dunn ＆ Crutcher）所在的大楼。奥尔森乘电梯上楼，来到了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
奥尔森有位年轻的合伙人阿米尔·C.泰拉尼（Amir C.Tayrani），他不是个习惯早起的人，经常是七点钟才赶到办公室。泰拉尼对奥尔森同意在最高法院出庭为卡珀顿案辩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几个月的准备过程中，他一直在与奥尔森共同工作。泰拉尼知道，这个时候奥尔森满脑子想的都是卡珀顿案，他也做不了别的什么，只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去打扰奥尔森，让他在开庭前的最后时段再重温一遍辩护词。
奥尔森就像一个小说家，苦思冥想着法庭上的开场白。他反复斟酌，仔细推敲，揣摩着新的思路。“在公正的法庭进行公正审理是基本的宪法权利。”——他决定将这句话作为开场白。“那意味着不仅不存在实质偏见，而且保证不存在不公正法庭的可能。”在他看来，这两句言简意赅、干净利落的话中，蕴含着一切成败难料、生死攸关的感受——为他自己，为休·卡珀顿，为唐·布兰肯希普，为西弗吉尼亚州的公民，也为全美国人民。
2
布鲁斯·斯坦利和戴夫·福西特带上他们的家人，一起从匹兹堡开车出发来参加今天上午的庭审。从外表上看去，两位律师俨然就是法律版的《天生冤家》中的主角，五十岁的福西特扮演有洁癖的费利克斯，四十九岁的斯坦利扮演懒散随意的奥斯卡。今天上午，斯坦利身着深色西装、打着领带。不过与福西特相比，他的穿着还是显得相当逊色。福西特身穿剪裁讲究的蓝色西装和笔挺长裤，有如西点军校学员的军服，白色衬衫鲜亮得有如优质的白纸，与之相配的是式样保守的名牌领带。
在针对梅西公司的一系列诉讼案中，这两位律师团结一心，支撑他们的就是将布兰肯希普绳之以法的坚定信念，他们就像是胶合板中黏合起来的两层木板，合力并非来自单独某一方，而是来自双方的共同努力。他们受理了卡珀顿的案子，按照约定是在胜诉后才能拿到酬金，可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从最初五千万美元的判决中没有拿到一分钱报酬，因为西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又撤销了判决。同时，在旷日持久的诉讼过程中，他们还损失了其他能使自己赚到大钱的案子，但是，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不懈，着了魔般地一头扎进案子里，不惜失去内心仅存的安宁，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
两年前，两人坐在酒吧里，斯坦利对福西特说：“布兰肯希普也许腰缠万贯，可是他并不幸福，他不可能幸福，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福西特问道。
“因为他屁股上长着流脓的恶疮，他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那恶疮就是我们。”
斯坦利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每次他和福西特在录取证言或者法庭审理中来到布兰肯希普面前时，这位梅西公司主席几乎没有理会过他们，在他眼里，这两个律师只不过是两个令人讨厌、无足轻重、贬低损毁自己的小人物而已。
五十八岁的布兰肯希普与向北行驶的货运列车中装载着的煤块一样，是地地道道的西弗吉尼亚州西南地区人。斯坦利比他年轻九岁，两人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家相距三十英里，两人都在西弗吉尼亚州条件艰苦的社区长大，他们的家里连室内卫生设施都没有；他们甚至看上去像一对兄弟，都具有勇于冒险的品质。然而，贫穷的童年生活带给他们的却是迥然不同的人生历练。
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煤炭产值已经达到数十亿美元，可这一地区却没有从中分享到应得的利益。布兰肯希普把本地区民众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民众缺乏魄力、政府和工会腐败严重，这些都压制了个人的积极性。布兰肯希普认为，自己的这些认识并非通过读书获得，他几乎从未读过一本书，他的书就是他所了解的这个世界。
斯坦利认为，人们之间必须相互帮助，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权势集团，因为正是这些权势集团控制了整个州，使民众受到压制。而在布兰肯希普看来，这种想法简直就是一派多愁善感的胡言乱语。布兰肯希普认为，他自己才是同不公正现象斗争的战士，只不过斗争的对象是矿工联合会的专横、政府的官僚政治和政客们卑鄙的妥协；一旦这些束缚手脚的枷锁被摘除，他确信阿巴拉契亚地区在他这样的人的治理下，最终必将成为一个自由而真实的世界。
与布兰肯希普一样，斯坦利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是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些北方人认为带有西弗吉尼亚口音是无知的表现，但斯坦利从不掩饰自己的西弗吉尼亚口音。他身高五英尺半，体格健壮敦实，经常说自己的主要运动就是开割草机干活。他那富有弹性、表情丰富的面孔让人感觉他更适合喜剧角色而非悲剧，嘴唇上面的小胡子看起来似乎是对虚荣的漫不经心的尝试。即使身穿昂贵的律师服，给人的感觉也往往是，他可能穿牛仔裤更舒服些。
斯坦利事先为妻子黛比弄到了最高法院通行证，但无法确定能否为两个女儿也弄到通行证，于是，他决定让二十一岁的劳拉和十五岁的埃米莉早点去排队。法院距离他们住宿的酒店虽然只有三个街区，但是在寒冷的街道上快步走了五分钟，斯坦利就感到要是坐出租车去法院就好了。
在最高法院外排队等候的人都站到了台阶下面。天气太冷了，斯坦利可不想让女儿在外面站着。突然，他发现托尼娅·哈特菲尔德站在队列接近排头的地方，这让他惊讶不已。托尼娅曾经说过想来参加庭审，但那是暴风雪来临之前说的。
“托尼娅！真没想到这该死的天气里你还是来了，”斯坦利热烈地拥抱着她。
“没什么，布鲁斯，”哈特菲尔德说着，耸了耸肩膀。哈特菲尔德身高五点九英尺，站在斯坦利面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两人身上都不乏坚忍的特质，那是西弗吉尼亚人天性中共有的品质。不管处境多么糟糕，他们绝不抱怨，而是泰然处之，努力奋斗。
这时，最高法院的一名警卫对那些排着队，冻得发抖的人们动了恻隐之心，他发放了号码牌，允许他们先进入最高法院大楼的入口大厅暖和暖和，过一会儿再让他们出去排队依次进入最高法院。
哈特菲尔德带着斯坦利的两个女儿通过安全检查进入了大楼，在自助餐厅同布鲁斯和黛比会合，坐在那儿先喝点热巧克力和热咖啡。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托尼娅，”斯坦利说道。“这对我非常重要。”
“啊，快别这么说，布鲁斯，”哈特菲尔德说道。“我本来就打算开车过来看你，西弗吉尼亚州布雷登家的布鲁斯·斯坦利，就要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
“可是我什么都不用说，”斯坦利说。“我们找了一位一流的华盛顿律师，所有的辩论都由他来进行。”
“真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哈特菲尔德说。
“我也没想到，”斯坦利说道。他和福西特都认为，他们比奥尔森更了解案情，希望能够亲自向九位大法官做陈述。可是，如果卡珀顿的法律团队不聘请某位与最高法院关系密切、像奥尔森那样具备专业知识和良好记录的资深律师，最高法院很可能不受理这个案子。
“啊，没关系，下次你会有机会的。”哈特菲尔德说道。她是个热情的女人，说起话来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
“你们要明白，姑娘们，”哈特菲尔德对劳拉和埃米莉说道。“你们的爸爸正在做的这件事对我们州非常重要，甚至对那些不知情或者对此事不理解的人们也非常重要，明白吗？”
“如果你们的爸爸还在学校上学，”哈特菲尔德笑着继续说道，“他肯定会在操场上勇敢地对抗那些横行霸道的学生，不管他们长得多高有多厉害。”
斯坦利曾经代理过起诉梅西公司的另外一起诉讼案件，当时哈特菲尔德担任了他的协理律师。那是2006年，哈特菲尔德同意与斯坦利共同代理弗雷达·哈特菲尔德（Freda Hatfield）的诉讼官司，弗雷达的丈夫埃勒里·“埃尔维斯”·哈特菲尔德（Ellery “Elvis”Hatfield）死于梅西公司经营的阿拉科马煤矿火灾事故。后来，在哈特菲尔德的帮助下，斯坦利又代理了德洛里斯·布拉格（Delorice Bragg）的诉讼官司，德洛里斯的丈夫唐·“里兹尔”·布拉格（Don “Rizzle”Bragg）也在那场大火中丧生。
斯坦利注视着托尼娅，他分明感觉到了那两名寡妇的存在，尽管她们此时远在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家中。
“你知道，托尼娅，这是同样的战斗，”斯坦利说道。
“我知道，”托尼娅说。
该去律师休息室了。于是，斯坦利同妻子吻别，匆忙走进走廊，他的协理律师福西特正在那里等着他。尽管福西特自己并不愿意被别人视为匹兹堡律师世家第三代传人，但事实确实如此。福西特高大瘦削的身材如斗牛士般精干，偏分的棕色头发经过精心修剪，锐利的眼睛注视着外面的世界，然而目之所及却处处令他不满。早年，福西特进入一所一流的预备学校学习，而斯坦利则乘坐公共汽车到一所小镇高中上学，而且在学校总是调皮捣蛋，麻烦不断；福西特毕业于口碑很好的匹兹堡大学法学院，他父亲和祖父也是那里毕业的，而斯坦利就读的则是二流的西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