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人物 | 女工邬霞 |

红地毯足足有50米那么长，栏杆的一边是100多台摄影机和相机，尽头是一块硕大的LED屏，靓丽高挑的女主持人还在热情地采访刘亦菲和宋承宪。邬霞抿着嘴唇有点紧张，她的同伴挽了挽她的肩膀。

2015年6月17日，邬霞坐火车赶到上海，参加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当晚有一个盛大的“互联网电影之夜”。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参与了《我的诗篇》的拍摄，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工人诗人的纪录片。

邬霞的个子非常瘦小，平时很少穿的高跟鞋更是让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并不像刘亦菲们那么的优雅。她今天穿着一件深粉色的吊带裙，这应该是她最喜欢的一款，是从深圳的地摊上买来的，70多元钱。在她的家里有一个衣柜，里面有十来件吊带裙，当摄制组去拍摄时，她一件一件拿出来给导演看。其实，邬霞在平时几乎没有机会穿吊带裙，她在深圳的一家服装工厂当烫熨工，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大多数的双休日也要加班。

但是，邬霞是一个吊带裙控。在《我的诗篇》里，她说：“下班后，劳累了一天的姐妹们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会悄悄爬下床，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我照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

邬霞是一个出生于1984年的工人女诗人。

她的家乡在四川内江，从小父母就外出打工，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13岁的时候，还没有读完初中二年级的她也来到深圳宝安，成了一个打工妹。她的日子一直非常拮据，她的父亲在几年前因患重病而试图服毒自杀。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家人住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

过去的十多年里，邬霞在工作之余写下了300多首诗歌，却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其中有一首，题为《吊带裙》。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

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多么优美而略带忧伤的诗歌，它活生生地来自苦闷的生活，却又让人从石缝中看到漏进来的光。包装车间、电熨斗、厂服、市场店面，这些充满了僵硬的制造业气质的名词，第一次生动地进入汉语诗歌的殿堂，带着劳作的汗味和工业化的蒸汽。

秦晓宇是《我的诗篇》的文字导演，也是一个身形粗犷的诗评家，正是他发现了一个十分隐秘的事实：在当今中国，起码有一万名像邬霞这样的地下工人诗人，他们在生产线、建筑工地、矿井和石油工地上劳作，同时也在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们写青春与出口玩具，“我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塑料玩具/售卖给蓝眼睛的小孩”；

他们写劳动与死亡，“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他们写矿难，“原谅我吧，兄弟们/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他们写断指，“我写过断指/写过他们缠着带血的纱布/像早产或夭折的婴儿/躺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产床上”。

那天晚上，对邬霞来说，走红地毯是一件煎熬人的事。

她和秦晓宇等人站到签名大屏前面，摄像机们象征性地举起，然后快速地放下，几分钟后即将到来的李易峰才是真正的高潮。在那个尖叫声四起的“互联网电影之夜”，《我的诗篇》无疑是最没有娱乐精神的一部冷片。

冷遇是一个已经习惯了的常态。秦晓宇曾在北京皮村举办过在线诗歌朗诵会，十多位工人诗人到场，“微吼”用出了吃奶的劲推广，也只售出200多张票。天津大剧院举办两场大型朗诵会，第一场售票30张，第二场售出10张。

在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的诗篇》作为唯一一部进入决赛阶段的中国影片角逐金爵奖最佳纪录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此次入围的五部电影中，居然有三部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工人题材，美国导演的《夜宿人》反映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资源间的矛盾，韩国导演的《工厂奏鸣曲》对韩国“血汗工厂”进行了反思。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影人没有缺席，中国工人没有缺席。

让邬霞高兴的是，《我的诗篇》最终夺得了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她跟秦晓宇等一伙人去衡山路上好好涮了一顿火锅，然后回到深圳，继续自己的打工日子。拍摄和得奖，如同她的吊带裙被微风吹拂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对于邬霞来说，人间所有的遭遇，一半是诗意，一半是苦难。你将历经沧桑，我已竭尽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