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先入为主

曹操的政治天才，集中表现在他迎奉天子迁都许县这件事上。这件事的动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必须维护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皇帝，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即“奉天子以令不臣”；另一种解释则是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把皇帝作为牌来打，趁机消灭异己，即“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上一章我们讲到，曹操到洛阳见到皇帝以后，便采纳董昭的计谋，把天子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自己的根据地，从此迁都许县。许多人认为，曹操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但我们前面说过，曹操的政治纲领，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又是怎么来的呢？

是袁绍的谋士说的。

袁绍有两个谋士说过这话，一个是沮授，一个是田丰。沮授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的说法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田丰的说法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沮授的说法见于《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的说法在前，而且详尽，我们就说沮授。

沮授是袁绍从韩馥手里骗得冀州之后，顺便接收的谋士之一。袁绍的水平比韩馥高多了，沮授当然愿意为他效劳。据《三国志·袁绍传》，沮授投靠袁绍后，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正如毛玠的谈话可以算作“曹操版”的《隆中对》，沮授的谈话也可以算作“袁绍版”的《隆中对》，而且说得文采飞扬。沮授说，将军您是一个旷世英雄、少年才俊。年纪轻轻刚一进入朝廷，就名扬四海（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面对董卓的倒行逆施，您表现得大义凛然（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枪匹马突出重围，董卓就心惊胆战（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渡过黄河就职渤海，渤海就俯首称臣（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您依靠渤海一个郡的力量（振一郡之卒），获得了冀州一个州的拥戴（撮冀州之众），真可谓“威震河朔，名重天下”呀！现在天下虽然还不太平（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但是，又有谁能阻挡您前进的步伐呢？您现在“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完全可以“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成为举世瞩目举足轻重的救世英雄。那时，您就应该把皇上从长安迎回来（迎大驾于西京），在洛阳恢复社稷和祖庙（复宗庙于洛邑），然后“号令天下，以讨未复”。将军有了这样一个政治优势，又有谁能够和您一争高下呢（以此争锋，谁能敌之）？用不了多久，就大功告成了（比及数年，此功不难）。这话说得袁绍也热血沸腾，当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并未实行。

这事后来又议过一次，而且话说得更明确，时间则是在曹操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说，自从董卓造孽，天子流离失所，宗庙破败毁坏，各路诸侯名义上大举义兵，实际上自相残杀（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没有一个尊崇天子体恤百姓的（未有存主恤民者）。现在，将军您已经初步安定了州域，就应该迎奉天子定都邺城，“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又有谁能够抵挡您呢？

这话袁绍倒是听进去了，可惜其他人反对。反对的人，据《献帝传》说是郭图，但《三国志》说郭图是赞成的，而且说主张“迎天子都邺”的正是郭图。这个我们也弄不清楚。反正那些人七嘴八舌说大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了，咱们却去扶它，不是没事找事吗？现在大家都想问鼎中原。这个时候，先下手为强，先得手为王。如果把皇帝这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从之则权轻）；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违之则拒命），实在划不着（非计之善者也）。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天子之立非绍意），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得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据《后汉书·袁绍传》，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接诏，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后悔之余，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音倦）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这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就对他说，迁都的事既然办不成，那就赶紧打许县的主意（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否则就来不及了。袁绍不听。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要知道，沮授的建议（挟天子而令诸侯）是不可以和毛玠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等量齐观的。道理上一章讲过：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统一，“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

退一万步说，就算曹操接受毛玠的建议迎奉天子，并非真心要把行将就木的汉室再扶起来，不过只是把皇帝当牌来打，策略上也比袁绍高明。因为皇帝不但可以当牌来打，而且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唱反调。唯其如此，当时敌对的双方便都要宣称自己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在朝的逼着皇帝下诏书，在野的则谎称有皇帝的密诏，这样他们的行动才师出有名，才有正义的性质。所以，皇帝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

至于说把皇帝弄到身边，事事要向他请示，不如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则更是典型的山大王意识，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天高固然皇帝远，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点岂不更便当？请示汇报、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那小皇帝当时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后来又被捏在王允等人手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李傕、郭汜火并，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皇帝派人两边讲和，谁也不买他的账。可见这位堂堂天子，不要说号令天下，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这样可怜的皇帝，到了袁绍这里，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和袁大人过不去呢？政治斗争和做生意一样，讲究的是抢占商机。王牌只有一张，你不抢，就会有别人抢。沮授就说：“权不失机，功在速捷”，“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可惜袁绍听不进去。

可见，迎奉天子这事，也有两说。毛玠是一种说法，沮授是另一种说法。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呢，还是要“挟天子而令诸侯”呢？

曹操的谋士们显然是主张前者的。毛玠是这个观点，荀彧也是这个观点。荀彧原本是袁绍的人，但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早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就离开袁绍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曹操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张良啊！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决定迎奉天子的时候，许多人是不赞成的（诸将或疑），是荀彧和程昱坚决支持。程昱说过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荀彧的说法则记载在《三国志·荀彧传》中，我们且看他怎么说。

荀彧说，第一，搞政治斗争，必须正义，至少要有一面正义的旗帜。想当年，晋文公迎奉被王子带驱逐的周襄王返回王城，结果诸侯影从；高皇帝为被楚霸王杀害的楚怀王披麻戴孝，结果天下归心。这就是正义旗帜的号召力。第二，将军您一贯正义。董卓祸乱国家的时候，是您第一个举起正义的旗帜并付诸行动（首倡义兵）；天子颠沛流离的时候，又是您冒着天大的风险派去了使节（蒙险通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王室（乃心无不在王室），您的夙愿是要匡复天下啊（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现在，天子正在颠簸（车驾旋轸），洛阳一片破败（东京榛芜），忠义之士无不希望捍卫国本（义士有存本之思），人民群众怀念大汉往日的辉煌而更加悲伤（百姓感旧而增哀）。那就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做将军一直想做的事。错过了时机，人心就会大乱。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四方生心）的时候再来收拾局面，恐怕就为时太晚了。

为此，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纲领，即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奉主上以从民望），大公无私以降服豪强（秉至公以服雄杰），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扶弘义以致英俊）。荀彧说，“奉主上以从民望”，是最大的趋势，即“大顺”；“秉至公以服雄杰”，是最大的战略，即“大略”；“扶弘义以致英俊”，是最大的德行，即“大德”。大顺至尊，大略至公，大德至义。有此三大纲领，就堂堂正正，气壮山河，无往而不胜。即便有人唱反调，闹别扭，倒行逆施，那也只能是小丑跳梁，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荀彧这段话说得大义凛然，不能不让曹操肃然起敬。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所以，他们都认为必须抓紧时机，但着眼点不一样。荀彧说，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的时候再来收拾局面，就为时已晚。沮授则说，如果不先下手为强，让别人把皇帝这张牌抢走了，就来不及了。当然，沮授也说了“今迎朝廷，至义也”的话，但说得轻描淡写。轻描淡写倒不见得就是沮授格调低，归根结底还是袁绍格调低。谋士要说服东家，总是要顺着对方的心思说的。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公元196年的时候，曹操是重“义”的，或装着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而“乃心无不在王室”和“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这两句话，则等于用曹操自己的话把曹操管得死死的，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曹操在自己野心膨胀的时候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在公元196年这个时候，曹操基本上还是想做“乱世英雄”的，也是主张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六年前袁绍提出要另立刘虞为帝时，曹操就曾这样回答袁绍。曹操说，董卓的罪恶，暴于四海。我们的联军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和响应，就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现在皇上年幼，势单力薄，受制于奸臣，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旦更换，天下还有谁能安心？最后，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说，你们到幽州朝拜新皇帝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

曹操这段话不长，意义却很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曹操的政治立场：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因为分裂意味着战争，也意味着人民的痛苦。曹操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蒿里行》，回顾了关东联军四分五裂的故事，描绘了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痛不欲生。那可真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惨不忍睹。曹操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景象，曹操他看不下去。

因此曹操坚决主张国家的统一，并为此奋斗终生。国家要统一，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象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皇帝。皇帝是谁并不重要。如果条件成熟，自己来当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没有，也不能有两个。他反对董卓，是因为董卓把皇帝搞得等于没有。他反对袁绍，是因为袁绍要把皇帝搞成两个。他坚持不退出政治舞台，而且在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的时候也不取代汉献帝，则因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为了国家的统一，他宁肯自己忍住，也不能弄出一大堆皇帝来。

当然，要说曹操这时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即《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当时有个名叫王立的太史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皇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替代汉的必定是魏。能安天下的，也只有曹氏。曹操听说这话以后，就让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这事十分靠不住，尤其是“承汉者魏也”这句话，不大可能在曹操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就有人说出来。不过该书所引曹操的话，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实。这个时候，曹操可能已经有了野心，至少这话他听了心里舒服，但他知道不能说。

不能说，不等于不能做。曹操迁都许县以后，便悄悄地开始由“奉天子”变成“挟天子”。这个转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早有预谋还是顺其自然，现在已经弄不清了。反正曹操越来越专横，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被尊奉”变成了“被软禁”，终于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发生了所谓“衣带诏”事件。这件事《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当是事实。《三国志·先主传》说：“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事觉，承等皆伏诛。”《后汉书·献帝纪》也说：“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我们知道，汉献帝是在动乱和灾难中成长起来的，早就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忍无可忍，应该不会下此密诏，可见曹操当时猖狂到什么程度。

不过这事也很难讲，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陈迩冬先生就说“衣带诏”事件“实千古之疑案”，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这事我们以后再说。其实，“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挟天子而令诸侯”并不矛盾。因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须消灭异己。目的虽不一样，事情和结果却是相同。这事在曹操那里就更不矛盾，因为他的个人野心已经和国家的统一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得实现国家统一；只有实现国家统一，他才能实现个人野心。因此，在战略上，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必须“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里，则不妨“挟天子而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号，是旗帜；“挟天子而令诸侯”是手段，是牌。什么时候举旗，什么时候打牌，什么时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时候“挟天子而令诸侯”，他心里清清楚楚，而且做起来游刃有余。

何况这事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曹操将能够比谁都更为有利地网罗人才。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广纳贤明甚至招降纳叛，那些希望为国家效劳为天下出力的人，也只有到他的政府里来，才显得名正言顺光明正大。这也是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必须把他定位为“汉贼”，把曹操和汉室区别开来的原因之一。但不管怎么说，曹操在这方面要比他们便当。因为替皇帝效劳总比替诸侯效劳正当，而替皇帝效劳和替曹操效劳实在难以区分。至少，曹操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和国家的俸禄为自己的人才加官晋爵。官位是国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这笔生意做得合算。

总之，把皇帝弄到许县以后，曹操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拥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于是，曹操一只手高举起维护汉室这面在当时是正义的旗帜，号召天下，号令诸侯，俨然大汉王朝的救世主；另一只手却从背后悄悄地拔出了刀子，而且出手极快。他要用这把刀，荡平四海，一统九州。那么，曹操他顺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