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人物 | 首善光标 |

汶川地震发生后，陈光标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企业家之一。他带领一支由120名操作手和60台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队，驰援灾区。据报道，“他亲自抱、背、抬出200多人，救活14人，还向地震灾区捐赠款物过亿元”。年底，他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并当选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

在后来的十年里，他一直以“中国首善”的形象出现，却因种种戏剧性行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陈光标出生于江苏北部一个农村家庭，在他四岁的时候，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家庭极度贫困，先后饿死。1997年，29岁的陈光标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他发明了一台“跨世纪家庭CT仪”，“患者只要手握仪器的两个电极，就能在显示器上直观地看到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有疾病”。2003年，他创办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福布斯》曾估计陈光标的个人净资产为7.4亿美元，不过，他从来没有公布过黄埔再生的经营业绩。

他应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至少是一个竭力试图以慈善来自我呈现的人。从创业的第一年起，就有记录显示，他捐款帮助白血病患者。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每当有灾害性事件发生的时候，譬如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汶川救援让他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

在中国社会，“富人”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为富不仁”“杀富济贫”这些成语均无前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定义。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一开始被称为暴发户，后来被叫作企业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没有被认真讨论并达成共识的命题。出身于赤贫家庭的陈光标决意用行动，塑造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公益形象。但是，他的一系列慈善行为似乎让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扑朔复杂。

2010年1月，陈光标用10万元人民币捆成一块“墙砖”，一面墙一共330块，共计3300万元。他宣称这是即将捐献的善款。后来的几年，他先后6次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捐款决心，最多的一次动用了16吨人民币。

2011年1月，陈光标飞赴台湾，进行“行善感恩之旅”。他到南投、桃园、花莲、高雄等地，在大马路上给“贫困的台湾民众”发现金红包，一时引起两岸极大的争议。

2012年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陈光标专门拍了一组身穿军大衣、头戴绿军帽、手持冲锋枪的照片。他曾对澎湃新闻的记者说：“雷锋就是我心中的佛，我跟雷锋的最大的差距就是，我缺一个毛主席的题字。”

2014年1月，陈光标宣布将出价10亿美元收购《纽约时报》。他撰文说，“《纽约时报》的传统和作风，让他们很难对中国做出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分析。倘若我们能收购它，则可以推动其风气发生改变”。他专门飞到美国，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宣布将寻找1000名穷人及流浪汉，在纽约中央公园为他们提供午餐并发放300美元的红包。回国后，陈光标还飞到辽宁抚顺，在雷锋墓前献上《纽约时报》等外媒报纸，“来向雷锋叔叔汇报美国之行的成果”。

在纽约期间，陈光标还接受了来自“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颁发的一张表扬状，以联合国的名义，授予其“世界首善”的荣誉称号。很快，联合国的官方微博委婉辟谣：证书上的“united nation”少写了表示复数的“s”。

陈光标似乎有自带喜感的表演天赋，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能以出人意料的行动引起人们褒贬不一的关注。2011年，陈光标宣布为了倡导低碳生活，全家都已经“改名”，他改名为“陈低碳”，太太张婷改名“张绿色”，两个儿子分别改名“陈环保”“陈环境”。两年后，为了号召大家节约粮食和水电，春节、婚礼不放鞭炮，他又申请改名“陈光盘”。

2016年，陈光标成立“天杞园微商创富中心”，宣布：“要在两年内，通过微商事业，培养100个亿元微商、1万个千万微商，10万个百万微商……我的平台很大，跟着我做微商，发财的机会更大！”也是在这一时期，《财新周刊》记者历时近一年，对陈光标的商业和慈善事业进行了深度调查。

在口述自传体《高调的中国首善——陈光标传》一书中，陈光标自称江苏黄埔再生公司2009年营业收入是103亿元，净利润4.1亿元。而工商资料中的年检报告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江苏黄埔的税后利润均为负数，2012年全年净利润18万元多，年末负债超过1亿元。2016年8月，黄埔再生公司遭到警方突击检查，被搜出170枚假公章。

陈光标声称历年捐款额超过20亿元，然而，这一数据一直备受质疑。经《财新周刊》记者的调查，“陈光标捐资建学校几乎不存在；给官方慈善机构的捐赠，很多进行了重复计算，或者由其自行执行，慈善机构拒绝为其出具发票背书；他多次直接发放现金的公开作秀，实质金额大量注水，而且涉嫌违法募资；而他号称捐建的公共设施，经查证，曾经或一直为其自用并牟利”。

对于《财新周刊》的指控，陈光标宣称“伪造公章事宜，之前对此毫不知情”。他向法院起诉杂志，要求索赔100万元。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陈光标一直被争议缠绕，迄今未歇。

他的种种行善之举，看上去并无恶意，但一次次地混淆了人们对企业家慈善的认知。从“亿元钱墙”、数度改名乃至去台湾和美国“发红包”，他让公共社会不但没有感受到慈善本意中的慈悲与舍得，反而从中体味到了金钱的恶俗和反现代性。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中国首善”头衔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企业家群体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