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对靖边的影响

一、辛亥革命前后靖边经济社会状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靖边位于陕西省西北部，榆林市西南部，东经108°17′—109° 20′，北纬36°58′—38°03′之间。东与横山、子洲县为邻；南与子长、安塞、志丹县毗邻，西与定边、吴起县相接；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鄂托克旗接壤。县境南北长116.2千米，东西宽91.3千米，总土地面积5088平方公里。海拔1123—1823米。地处鄂尔多斯地台南缘与黄土高原北部过渡地带，毛乌素沙漠延绵于北，白于山横亘于南。北部为风沙滩地区，中部为梁峁涧地带，南部为丘陵沟壑地貌。明长城由西南向东北蜿蜒县境内，古称边关要塞。境内滩、涧、河流广布，较大的河流有红柳河、芦河、大理河、黑河、周河、杏子河等分别流入无定河、洛河、延河等黄河支流。地广人稀，十年九旱，地瘠民贫，常遭自然灾害的侵袭。春季干旱，狂风频起，飞沙侵袭田禾，古人有“狂风阵起，哪辨昏和昼”“有日天长惨，无风沙自惊”等描述；夏日暴雨成灾，年馑频发。

靖边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县境内就有先民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县域为白翟人所居。秦属上郡，汉时置上郡奢延县。三国、西晋时为羌胡所据。东晋、十六国时，县境先后为后赵、前秦、后秦所据。东晋义熙三年（407），刘勃勃（赫连勃勃）建大夏国，义熙九年至十四年（413—418）在县境北部筑都统万城（今白城子）。南北朝隶属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时归夏州地。北宋时，县域为宋、西夏反复争夺之地，初属宋，后长期分属西夏夏州、龙州、洪州、宥州。元代隶属陕西行中书省延安路。明洪武六年（1373），设靖边卫，是年又设靖边道。明成化三年（1467），设靖边营。清康熙元年（1662），撤靖边道，原所辖营、堡统归榆林道管辖，同时设靖边所。清雍正九年（1731），置靖边县，隶属榆林府。靖边县下辖龙州堡、镇靖堡、镇罗堡、新城堡、宁塞堡、把都河堡（明万历六年并入宁塞堡）和宁条梁镇。各堡均为军事建制，驻兵把守。清乾隆八年（1743），改属延安府。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堡一镇改称六个行政区。中华民国元年（1912），靖边归榆林道管辖。

（二）政治社会概况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丧权辱国的清王朝统治者，割地赔款，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很多条约中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地建堂，自由传教。

清光绪元年（1875），外籍教士在靖边县属小桥畔设立教堂、传教，仓房梁、堆子梁一带天主教徒开始秘密进行宗教活动，遭到当地民众反对，遂向官府告发。官府不敢禁止，任其活动。此后有比利时人在靖边境内的小桥畔，骗购当地农民土地五十余亩，在这里建立教堂，成为靖边、定边、横山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传教中心，下辖三十多个分堂和传教点。传教士在小桥畔奠定基础后，一面修堂筑屋，增加教士，扩大阵地，修筑围堡，设有垛口、炮台等；另一方面以物质利益诱惑当地农民入教，并在附近农村大量扩地建堂，圈占土地，欺压人民。靖边境内的毛团库伦等二十多个村庄相继建立了分堂或传教点，并向靖边周边地区内蒙古的城川，定边、横山县等扩张。短短十三年时间里，竟有四千七百三十五垧（约两万三千五百七十五亩）土地落入外籍教士手中。教堂占去大量土地，许多农民失去生活来源，违愿入教者越来越多。教堂还趁晋陕灾荒之际，以种子、耕牛、农具等为诱饵，招揽流民垦种。教堂还用所占的土地租给贫苦农民，按时索租要贷。每年各教堂要收回租粮五十多万斤，一些贫苦农民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外出逃生。同时，教堂拥有大量武器弹药，私设法庭，动辄拘捕无辜百姓，轻则辱骂、罚款，重则鞭笞、监禁，对交不起地租的农民更是私刑拷打，致死人命者颇多，县民恨之入骨，蒙民的仇恨更深。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十五日夜，安边、宁条梁两地义和团团民、红灯照姑娘、四乡群众会合内蒙古乌审、鄂托两旗蒙兵，组成队伍，先捣毁南沙口教堂，继而围攻小桥畔教堂。小桥畔教堂凭借洋枪和土垣，负隅顽抗，团民连攻二十多日，打死比利时传教士一人，教民十人，是谓“三边教案”。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法使乘机向清政府提出小桥畔教堂交涉。清政府指令陕西、宁夏等省、府、县和军事代表，于5月27日在靖边宁条梁会谈。经宁条梁会议议定：内蒙古王爷府向教堂赔偿白银十四万两。鄂旗王府因现银拮据，即以靖边一千四百万亩土地抵偿，抵押期十五年，届期无条件归还。

甲午战争后，陕西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开始涌现，以于右任、朱先照、井勿幕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实行革命才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1905年8月，中华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井勿幕等三十多名陕西籍学生加入同盟会。同盟会陕籍会员回陕后，积极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救国主张，联合进步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革命力量，发展同盟会会员。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从此，陕西的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西安立即予以响应。10月22日清晨，同盟会、新军、哥老会在新军首领张凤翙的带领下，发动西安起义。10月24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推举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和万炳南为副统领。11月22日，榆林驻军新军十五队、十六队在杨昆山的领导下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在榆林的统治，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洪汉军榆林分统”。并派兵驻守陕北各县，扩大革命成果。后来，杨昆山因起义军内讧被杀。1914年，陆建章取代陕西都督张凤翙主攻陕西，陆派部属刘国栋、商震率部驻守榆林和绥德，把持陕北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投靠陆建章的陕军头目、原同盟会员陈树藩，委派陕军第一混成旅时任营长的井岳秀（井岳秀，字嵩生，陕西蒲城人，清末武廩生员，毕业于陕西武备学堂，曾入过同盟会员）率部驻防半年后换防关中。1916年，陈树藩主政陕西后，榆林驻军头目刘国栋，绥德驻军头目商震，因惧怕曾参与陕西“讨袁逐陆”而受牵连，撤出陕北，投靠他处。陈树藩又委派已擢升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第四团团长的井岳秀第二次入榆驻守。不久，井升任陕西第三警备区司令。

1917年，黎元洪任命井岳秀为陕北镇守使，从此，井岳秀独掌陕北军政大权二十余年。井岳秀主要依附北洋军阀曹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借助他们的力量，设立军官教育团，建立兵工厂，发展军事实力。为保障庞大的军需开支，满足其私人生活，向陕北各县人民摊派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加之，陕北年馑频发，土匪四起，民不聊生。许多农民为生计，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贬田卖地，流落他乡。当时的靖边人民不仅深受军阀井岳秀的残酷剥削，还受到帝国主义宗教势力的欺辱，民族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

目睹此惨状，靖边籍有志青年白文焕、杨瑞亭等人，产生了救国救民的鸿鹄之志，四处奔走，寻求真理。

白文焕，字章甫，靖边县镇靖人，1883年生。1908年，深受封建官府统治压迫的白文焕，毅然辞去靖边县衙“户房”职务，走向社会，寻求前途。他认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哥老会”民间组织“行侠仗义、打富济贫”，可为民众伸张正义。毅然决定参加了哥老会，被推举为“龙头大爷”。1910年7月9日，白文焕应同盟会、哥老会和各界军代表相约，会聚西安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成立反帝反清的统一组织“三合会”，为西安起义做思想、组织准备。1911年10月初，白文焕率领陕西籍哥老会成员数十人，南下编入熊秉坤领导的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参加武昌起义。白文焕带领哥老会众弟兄，组成攻城突击敢死队，承担攻打湖广总督署任务，圆满完成作战任务。武昌首义成功后，革命成果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面对时势变故，白文焕心灰意冷，带着幸存的弟兄，决定返回故乡再图发展。1921年，白文焕受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指点，投奔陕西靖国军司令于右任，寻找杨虎城。白到杨部后，受到杨的热情接待，被委任为军后勤部“粮台”。白又召集曾同他一道参加过武昌起义的三十多名弟兄，到杨部效力。白文焕与众弟兄认真履行职责，奔波于陕甘宁交界地区，筹措粮草、款和布匹等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眼前困难。白文焕成为杨虎城忠实、可靠、得力的军需官。1922年，白文焕随杨虎城由关中进入三边，部队分驻定边、安边、靖边宁条梁等地。白文焕又深入民间，疏通当地商、工、农与部队之间的关系，使部队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驻军期间，白首倡办起了宁条梁学堂，培养民众子弟。同时建议在部队创办教导队，训练青年军人，提高部队文化素质，他还建议：给予小桥畔外国传教士活动的种种限制；责令教堂负担公款，不准教堂随意圈占土地和用私刑；不准随意霸占上游水利等，得到杨虎城的采纳。

杨瑞亭，1887年生，靖边县镇靖头道沟人。肄业于西安师范学堂，1908年加入陕西同盟会。1911年10月，参加张凤翙领导的西安辛亥起义，被陕西调遣兵马都督张云山委任为新军统领，驻防榆林。1912年，出任陕西省临时参议员。不久，又任郑思诚部教练官。1914年因参与“讨袁逐陆”而受牵连，被捕入狱。1917年获释，回西安任某军旅长。继任靖国军第六路卢占奎部支队长。随陕援滇军叶荃军长转战川、黔、滇之间，后南下谒见孙中山先生，奉命返陕联络西北革命党人，积蓄革命力量。曾出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某团团长。

二、五四运动对靖边的影响

（一）五四运动中陕籍学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这场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壮大的情况下爆发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如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中国。陕西籍有李子洲、杨明轩等大学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成员。

五四运动的消息迅速传到陕西。西安学生首先响应，自动组织起来，进行请愿、罢课、游行、宣传。并联合商界，抵制日货，通电支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时任榆中教务主任的杜斌丞，组织学生积极宣传五四爱国运动。参加五四运动的陕西大学生先后来到榆林、绥德任教或从事其他工作，积极联络陕北各县学生，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陕北各县后来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奠基作用。

（二）杜斌丞在榆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1917年夏，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杜斌丞，放弃北京、天津等京华之地，回到穷困偏远的故乡，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榆林中学前身为五县中学堂，1915年改称“陕北二十三县联合县立中学”，简称“榆中”，专从陕北各县招生，是陕北唯一的一所中学。杜斌丞来榆办学，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提倡新文化、新风尚，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开创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风。

榆中当时的办学宗旨是“德智体”三育并重，杜斌丞聘请地方上名望远播、学识渊博的进步人士来榆中执教。这些教师到榆中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给学生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让学生阅读《新青年》《向导》《共进》等进步刊物，常常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激发学生，使之树立远大的救国救民抱负。杜斌丞提出“博学、审问、明辨、笃行”的教学方法，同时还创办了《榆林之花》《塞声》等刊物，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和救国之志，揭露封建军阀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欺压人民的罪行，启发学生：“现在封建军阀代替了清朝皇帝，政府依然腐败，像这样下去，哪能不亡国灭种？！”在新文化、新思想教育影响下，陕北的文化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靖边县地广人稀，偏僻落后，县城设崇正书院（后改义学堂）一所，乡村有十几处私塾学堂，教员都是封建名儒、秀才等。1920年，由名儒贺廷杰、高吉祥、田宝儒等人提倡，在崇正书院、义学堂的基础上，建立起镇靖完全小学，有学生六十多人，教师六人，首任校长贺廷杰。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到靖边后，各私塾堂的先生们受到很大震动，一些进步文人志士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改革、思想观念更新势在必行，于是靖边小学教师贺廷杰、高吉祥等先后到榆林中学、横山一高、绥德师范寻访名人，学习交流，考察探讨，寻求新文化教育道路，得到杜斌丞、李鼎铭等先生的指点。截至1924年秋，靖边籍学生郭致礼、曹动之、谢有德、李树林、李尔直等人先后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就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教育，这些学生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