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海洋

I. 希腊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沙漠和沼泽的保护下，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诞生了古老的文明；以及它们之间自然交往的结果，如何使得其他国家变得举足轻重，而原本作为障碍的海洋，又如何变成了交往的纽带。按照这样的顺序，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海洋在除了腓尼基和埃及以外其他地方的支配作用，以及海洋由最初的保护屏障到后来的联系纽带的变化，又是怎样一回事。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那些在稍后的年代里，自称“赫伦人”（Hellene）而我们称之为“希腊人”（Greek）的民族与他们的故土。他们的故乡是赫腊斯（Hella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Greece）。古希腊人所居之处都叫作“赫腊斯”，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对象。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误解必须消除。如果我们看一下现代的政治地图，会想到希腊就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西南端，那里的山岭呈分散碎裂状伸向大海，如果说这指的是现代的希腊王国，这的确没错。但如果我们认为这片土地是希腊人（哪怕是现代希腊人）唯一的家园，那我们就错了；如果认为我们即将讨论的历史就是这个“希腊”的历史，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如果我们看一下1914年时近东地区的民族分布图，可知当时的希腊国土包括爱琴海所有的沿岸地带、半岛和岛屿。在地中海的各个部分中，爱琴海的岛屿、半岛和海岬数量最多，海岸线也最不规则。正因为星罗棋布的岛屿如此繁多，所以希腊人才给它起了个“多岛之海”的名字。爱琴海的重要性即源于这一特征，因为我们已知的欧洲最早的文明，就出现在这些岛屿和半岛上。

这里有受地理条件保护的许多片土地，这里的民族有机会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建立起一种文明。在这个地区出现的文明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但哪一个出现得更早，我们却无从得知。

一方面，在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它与一个岛屿相差无几）和其他一两个有优势的地方，因为几乎完全不会受到外来侵犯，所以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达到了较高的程度。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到公元前2000年时，居住在那里的民族已能建造雄伟的石头建筑，制造许多艺术品和一种简单的船。他们把城市建立在尽可能深入内陆的地方，以减少从海外来的民族攻击海边居民时可能带来的危险，而海外来的民族出于谨慎的考虑，也不敢过于深入，离大海太远。

另一方面，海上民族很早便已确实存在。他们有可能来自那些较小的岛屿，因为与大海朝夕相处，必然深知海洋的特性。因此，这里的居民很可能早在腓尼基人之前就会制造船只，并来往于各地。

随着文明在这些受到保护的地方的逐渐发展，可以预料陆地居民对海洋的恐惧自然也会被对它的了解所取代。因此到了公元前1600年，亦即大约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当这一文明达到顶峰时，已经传播到了爱琴海上的所有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并在后来被称为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地方留下了痕迹，而克里特岛的船舶至少已为埃及人所熟悉，其使臣也出现在法老的宫廷中。不过，这只是一种文化传播，而不是一个帝国在施行统治。

海洋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是一种屏障，所以希腊与埃及和巴比伦一样，具备有利于早期文明发展的地理条件，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像它们的相似之处那样，必须仔细注意。被沼泽包围的巴比伦不同于被沙漠包围的埃及，受大海保护的希腊又不同于这两者。埃及由于国土狭长，又自然地被划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即南方和北方两个王国），前者为河谷地区，后者为三角洲地区，而它们又被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地区或省。但这些地区或省相互之间并没有隔着什么大的天然屏障，因此埃及历史上通常只有一位统治者（偶尔也会有两位统治者），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在这种权限划分下的一个个独立的省。巴比伦尼亚尽管看上去更紧凑一些，但其分裂成多个较小的国家的倾向却远大于埃及，因为那些小国之间的屏障更突出，而河流的统一效应又没有那么明显。不过，最终由于这些屏障并不完整，巴比伦尼亚的各个部分还是不得不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但是希腊的岛屿和半岛却不同，当海洋是一种屏障时，它不仅使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完全分隔开，而且还使所有地方彼此完全隔离。甚至当海洋变为联系的纽带时，距离仍然是一种阻碍，它的边界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区域。

这些条件通过使一种进程出现的可能性大于另一种进程，不仅或多或少地直接支配着历史，而且也通过作用于希腊人的思想，间接但有力地影响着历史。希腊人看待海洋的眼光与腓尼基人不同。对腓尼基人来说，海洋是建立贸易路线的一种工具；而在希腊人眼中，海洋则是保持其独立性的一种手段。对腓尼基人而言，海洋本质上是一条通道；而在希腊人看来，海洋首先是一道屏障。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希腊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各个城邦强烈的独立情绪，不仅其他民族的国家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希腊的各个城邦也相互能感觉到。地理特征上的巨大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气候多样性，又使这种情绪得到了强化，即使在大陆上相邻的地区之间也不例外。于是，每个城邦都过于强调其自身独立性的结果，就是使得希腊人从未建立过一个帝国。

这种影响并不是短暂的。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时，在现代希腊所在区域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式经历了一次变化。来自北方的部落入侵了这片土地，使这里的文明一度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但这并没有持续太久，新鲜血液的注入反而有助于加快希腊特有的文化形式的发展，并结出更好的成果。这一点与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各城邦的分布有所改变，地理支配的作用却几乎没有变化，而城邦分布的改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地理支配对人类思想的不同影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使人们懂得了更多积蓄能量的方法。像较早的文明那样，新的希腊文明以同样的方式传播到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和半岛上，但是由于人们对海洋的认知更深入了，它的通道作用更明显了，所以文明的传播速度也更快了。另一方面，经过漫长岁月得来的海洋是一种保护的经验，以及这一经验中隐含的人生观，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如同在早期的历史中那样显而易见。

赫腊斯内部的历史也体现了地理条件的影响。新的城邦的确出现了，除了阿尔戈利斯和底比斯外，又有了斯巴达和雅典，但其历史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由于各城邦之间的利益分歧，在三四百年里，希腊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幅持续不断的万花筒景象。每一个城邦都少有安定，甚至每个城邦里的各个成员也是如此，人人都觉得个人要求必须得到尊重。因此，海洋的至关重要性便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希腊（广义上的）所有城邦的内部历史，就成了那些尽可能以陆地为依托的城邦同盟，与那些尽可能以海洋为依托的城邦同盟之间的争霸史。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终的胜利属于以海洋为依托的同盟，尽管由于其惯有的分离倾向，这个时间就其本身而言是短暂的。

希腊的外部历史也同样富有启发。我们已经知道，海洋对希腊人来说是一道防御屏障，而腓尼基人却将海洋视为一种通道。对腓尼基人来说，海洋没有什么保护作用，他们的危险不是来自大海，而是来自陆地。满怀热情的他们并没有竞争对手，顶多遇上个别与他们发生争端的海盗船，他们的航程从一开始就十分遥远，而且非常分散。如果把所有腓尼基人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土地都称作“腓尼基”，则其紧密程度远不如希腊，因为当时还没有海权的概念。腓尼基人从未想过要对贸易进行保护和防卫，就像农业民族对待农业那样，他们也从不认为航行在海上的商船需要像固定在陆地上的城邦那样组织防御。因为他们没有对手，这样的想法自然在情理之中。此外，虽然贸易需要保卫，但是海上并没有天然的防御屏障；大海之上四通八达，什么屏障也不存在。唯一的防御就靠水手们自己，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聚在一起的水手越多，其防卫能力就越强。反之，希腊人则把海洋视为战场，难以容忍其他人与他们分享海洋的利益，并且更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因此也就难怪，当希腊人最终成为商人时，他们在把生意扩展到自己没有优势的地区时会变得小心翼翼，而对于他们比较容易进入的许多地方，则用武力剥夺腓尼基人在那里的贸易权。腓尼基人从不在意是否应为自身的利益而战，当他们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时，就会去往别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别处自会另有天地。因此，在成为商人的过程中，受腓尼基人前车之鉴的刺激，或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必然结果，或者更有可能是受这两种因素共同支配的结果，希腊人最终把他们的对手从地中海东部驱逐了出去，将那里据为己有。

不过，希腊人并非只与腓尼基人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自尼尼微陷落以后，亚述帝国的大部分为米底人所控制。米底人的兴旺没有持续多久，又被来自伊朗高原边境山区的波斯人所取代。波斯人统治了亚述帝国的全境，并向四方开疆拓土，其结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陆上帝国与一个海上强国的对垒。希腊的版图包括小亚细亚沿岸，波斯人征服了克洛伊索斯的吕底亚王国（该王国从未向亚述臣服过）之后，又向这些海岸地区逼近。波斯的统治者可能以为这里的居民会像腓尼基人那样立即屈服。腓尼基人几乎没有保护海权的意识，他们的处世原则就是顺从暴力，交纳贡品，以便能够像从前一样继续经商。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为获利支付的代价。但是希腊人看问题的方式却不同，这再度体现了地理条件对心态的刺激作用这一重要事实。即使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也把独立看得重于贸易，而小亚细亚沿岸地区只是希腊的一部分。他们的眼光在大海而非陆地之上，他们是背对着波斯，而不是面向着它。腓尼基沿岸的腓尼基人无法从他们开辟的殖民地那里得到帮助，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却能源源不断地从他们海外的同胞那里获得援助。居住在大陆上的希腊人有可能暂时被武力所征服，但是在大海另一边的陆地和岛屿上还有其他希腊人建立的根据地，一个陆上强国如果没有一支舰队就无法抵达那里。一个海上民族只能通过一个海上强国去征服。因此，波斯最后是使用其属地的船只，尤其是腓尼基人的战舰，也有西利西亚人甚至埃及人的战船，试图征服大海另一边的希腊。薛西斯率领他的大军（其人数之多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或者为后来数百年中所仅见）从陆路出发，许多惊恐万状的希腊人未经一战就屈服了。但是在萨拉米斯，正如世人所知，小小的海上城邦国家雅典孤注一掷，在第一场大海战中摧毁了薛西斯的舰队，葬送了这个东方大帝国有效控制海洋的任何企图。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乃是波斯君主的心态，薛西斯并不缺乏舰船，他缺乏的是对海洋的认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场战役结束时，薛西斯手中能够作战的船只仍多于希腊人，但由于薛西斯来自大陆，海洋在他的眼里是一个陌生的事物，他不是一名水手，他信不过大海，于是选择了撤退。如果他的舰队被完全摧毁，撤退也许只意味着他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失败，他还可以卷土重来。但是，他在自己的战舰数量仍占优势的情况下撤退，则意味着承认海洋已超出波斯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外。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80年。之后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是希腊的黄金时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创造了不朽的希腊文化。在整个这段时期内，海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直很突出。最有意义的当属历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故事——“万人大军”的呼喊。其时，在经历了数月的漂泊之后，黑海的水面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那“大海！大海！”的呼喊声深切地反映了海洋在支配希腊历史方面所发挥的影响。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支军队的大部分成员是斯巴达人，他们对海洋的重视程度事实上比他们的同胞还稍差一些。

作为对海洋最为依赖的城邦国家，雅典在瓦解薛西斯的武力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是很自然的事。随后，雅典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希腊的领导者，而且时间比其他任何城邦都长。但这个时间就其本身来说却很短暂，只有大约60年。在着手进行海外征服时，雅典的一支舰队在西西里被其他的海上民族消灭，它的威望也随之转瞬即逝。当它的另一支竭力保护着从黑海运来的谷物供应品的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也被敌人消灭时，雅典再也承受不起这一挫折所带来的压力。雅典因饥饿而低头屈服，并再度变得无足轻重。

继雅典之后兴起的城邦是斯巴达，但只维持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斯巴达之后的底比斯只兴旺了大约10年，便再度没落下去。底比斯从未控制过海洋，斯巴达在雅典衰落后也只享有了几年的支配时间，然后雅典重新获得了对海洋的部分控制权，另有一部分为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获得，还有一部分由腓尼基人所掌握。而后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受其处境所迫已经与波斯站在一起。小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城邦，虽然不时能得到其他希腊城邦的帮助，却仍然情况不妙。因为有这些帮助，当希腊分裂时，虽然波斯至少有两次在名义上控制了整个希腊，但事实上它几乎谈不上行使了某种程度的统治。

要想把整个希腊合为一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效地控制海洋和有效地控制陆地。希腊包括许多岛屿和半岛，显然，前者的统一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后者却总是易受来自陆地的攻击。当一个有组织的陆权强国出现时，位于现代希腊辖境内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城邦被迫暂时合而为一，接受一个单一的霸主。当这个陆权国家进一步拥有了海上霸权时，就会出现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不仅使整个希腊慑服于它，而且在短时间内将与其有关的整个世界都纳为一统。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马其顿的征服，就表明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地理支配即便不像在其他情况下那么明显，但它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也与其他情况下别无二致。如果细想一下我们称之为“地理”的这些环境条件对于人类思想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所起的作用也许就更为明显。

这个为当时的文明人所知的小世界，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它们之间的地区。住在这个以山地和沙漠为边界的圈子里的人们，对外面的陆地和沙漠只有一些模糊的了解。东部的山地民族米底人和波斯人，曾经突然扑向美索不达米亚，并向西横扫过去，直到其征服的脚步受阻于海洋和希腊的高地。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迫使希腊人（尤其是欧洲的希腊人）开始注意到一个东方的文明大国的存在。希腊人于是回首东顾，并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东征其实比薛西斯的西征更为容易。就个人而言，因为希腊人的出生和教养均优于亚洲人，“万人大军”的呼喊一事就表明了这种入侵是可能的。斯巴达的阿格西劳斯二世已经有过一次入侵，而色萨利的贾森则梦想以一个统一的希腊征服波斯。但阿格西劳斯和贾森都未能达到目的，虽然其原因只是希腊太不团结。因此，以希腊的武力征服东方的想法并不是什么新奇之事，而是地理条件的自然结果。

马其顿的成功同样是地理条件的结果。马其顿与希腊不太一样，它与海洋的距离比希腊的任何城邦都更远，并拥有全希腊最长的河流和最大的河谷。因此，马其顿人不像希腊人那样是海上民族，他们大部分是陆地居民和山地居民。他们受近邻希腊人的教化影响程度很深，但因为与海洋距离较远，故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习俗，尤其是对领袖权威的服从。这个特点使他们成了优秀的战士，尤其是当战斗变得更加科学，战斗中需要高效地使用能量，军队变得更像一台机器，而当数千人被训练得步调一致时就更是如此。他们的位置远离来犯之敌，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却成功地把自己的权威强加到了希腊全境，实现了其他国家未能实现的梦想。

马其顿也不像波斯那样缺乏对海洋的了解，向河谷以外进行的扩张，使它立即与哈尔基季基这个最突出的半岛，以及半岛上许多以海洋为生的商业城邦建立了联系，更进一步的扩张又使它迅速取得了支配赫勒斯滂的地位。

因此，马其顿所处的地位与波斯或斯巴达大不相同。波斯和斯巴达基本上都是以陆地作为根基，并曾试图控制希腊，来自远方的前者企图控制小亚细亚的沿海城市，而后者曾经越过并非由它主宰的海洋，在短时间内控制了赫勒斯滂。马其顿则是一个控制了海洋的陆权强国，因此比波斯和斯巴达更为强大；哈尔基季基半岛外围没有可供一个对立的海权强国作为基地的岛屿，而且整个海岸近在咫尺。

不难预料，居住在山地中的民族感受到不同的地理条件给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后，必定不会无动于衷，不想在他们的世界里有一番作为。其他希腊城邦中也有可能产生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雄杰人物，但是在发祥于希腊的各个势力当中，有能力去征服世界者却非马其顿莫属。一方面，由于有大陆的背景，陆上帝国的设想必定居于主导地位，何况征服土地必须由陆军来完成；另一方面，陆地居民虽然对海洋抱有天然的恐惧，但敏锐的观察者终究会认识到，控制海洋是实现雄图霸业必备的一个先决条件。

腓力二世利用希腊人的猜忌，把希腊各个分离的城邦纳入马其顿的治下。亚历山大大帝凭借其舰队和陆军，首次采用海陆联合的手段，征服了几乎所有已开化的土地，并使希腊文明的洪流泛滥到整个小亚细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原和图兰，甚至一度搅扰了印度民族，作为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民族，后者已经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

但是，希腊人的理想不是帝国而是政治。帝国已经由两位君主建立起来了，可希腊人在政治上的才干却并未取得进步。这就难怪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帝国也随之瓦解，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小亚细亚、希腊和色雷斯分别落入了不同的人手中。在随后的动荡中，这些地区也逐渐分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希腊或马其顿的王朝所统治。仍旧深受其内部纷争困扰的希腊，不久之后就被来自西方的新帝国吞并了。

但是，海洋仍然继续支配着希腊的历史。整个地中海东部已经为希腊文明所浸染，希腊式的城邦出现在了外国的土地上。埃及的首都也第一次建在了海边。古都底比斯和孟菲斯都位于内陆，当希腊人统治埃及时，他们把首都定在了亚历山大港，他们可以从这里得到大海另一边来自赫腊斯的作战基地的新力量的支持。安条克也因其处于南北高地之间的门户位置而迅速发展，重要性日渐增加。从这里出发，经由或许是必经之路的幼发拉底河，可以抵达巴比伦尼亚。安条克还是海上和陆地通道的连接点，从拜占庭出发经陆路沿小亚细亚中部干燥地带的边缘到达此地的旅客，既可以选择去往巴比伦尼亚，也可以选择前往埃及。

亚历山大港建在尼罗河河谷的西部入口处，以避开河流带来的淤泥，这些淤泥在海流的裹挟下向东流去。亚历山大港位于沼泽和沙漠之间一块坚实的土地上，那里有一个天然的良港。亚历山大港在一个岛上（从建城起就与大陆相连），背靠沼泽湖，适合防守。

在叙利亚和埃及，尽管希腊人的身份只是商人和统治者，属于不同的阶级，但他们却给整个地区（在当时被视为整个世界）带来了社会统一的理念。几个世纪后，当罗马帝国解体时，拜占庭这个希腊城市再度继承了特洛伊人先前的传统，控制了爱琴海和黑海沿岸，且一直是东罗马帝国首都的所在地，而这些沿岸地区则是东罗马帝国在被土耳其人的洪流吞没之前的最后残余。

这种反差至今仍然存在。希腊人仍然居住在爱琴海沿岸和海中的岛屿上，现代希腊是最早摆脱土耳其人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其独立是通过发生在西海岸的纳瓦里诺战役赢得的。萨洛尼卡和哈尔基季基半岛再次回归希腊的版图，而希腊也再次成为一个由陆权支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