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话题(4)
《单向街》：你因此而觉得世界特别丰富？
飞猪：对对对，你跟世界就连起来了。因为在那个小城市，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外国人，我在高中之前，可能就见过一个外国人，是一个传教士老太太，在出版大院里面，教院子里面的人学英文，老在院子里面晃悠。我上高中前就见过这么一个外国人，上网以后就会上雅虎聊天室了，那种感觉很享受，就是你一开始时会觉得，你比别人高一等。
《单向街》：你对当时中国的网站有什么印象吗？
飞猪：那时候我在福州，我认识福清一中的一个学生，他做什么呢？做玉米生意。他买很多玉米，倒买倒卖，后来他有一个网名，好像是E123，在网上买进来再卖出去，一年就赚了三千美金，那个时候三千美金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给别人做网站，赚点零花钱什么的。我还在学校里面建了一个聊天室，这是我现在很少的对高中的印象。聊天室一开始没什么人，但到后来，最巅峰的时候，学校周围所有的网吧，都把浏览器首页设成我建的聊天室。而且很多学生中午不回家，就在网吧里面聊天，成了高中网恋的平台。
《单向街》：那会儿就会做网站了？
飞猪：就用一些简单的软件，Frontpage，赚点零花钱。
二
《单向街》：你是福州哪所中学的？
飞猪：福州一中。
《单向街》：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学生？
飞猪：好学生，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品德有点败坏。我跟整个大环境不太相融，高中我是班长，但是基本上不怎么干正经事，别的班长都拿腔拿调，我基本上属于流氓那样子，也不会去管别人。
2002年保送去的南开，因为有计算机方面的特长，去的时候还说可以选专业，我选了金融。当时觉得计算机人才已经过剩了，学出来没法混，另一方面觉得计算机系女生太少了，一定要去阴阳调和的专业，不能性别太悬殊。
《单向街》：对大学什么感觉？
飞猪：一开始其实我也是个好好学习的孩子，学了一学期后，有一门课挂掉了，我就对这个教育体系感到很崩溃。
《单向街》：什么课？
飞猪：政治经济学。
《单向街》：反感是吗？
飞猪：也说不上反感，我真的不知道这门课在讲什么，而且，我很难理解考试为什么那样考，就写了一二三四五几点回去背，你也实在搞不清楚有什么逻辑在里面。我对有逻辑感的东西比较好接受，但是对没有逻辑感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记下来。
考试那天，我们后面一排人坐着考试，坐我前面的是我们大学班长，他做了一堆小抄在底下抄，我完全没有做小抄的想法，一考就挂掉了。他当然没挂掉。我就对这个教育体系感觉到完全的崩溃，然后我就没有那种好好念书的想法了，我得干点别的事情。
《单向街》：做什么？
飞猪：我大一到大二在玩DV，拍一些有趣的DV，拿了一些奖。我们拍了一个五分钟的短片，以创新为题，把大学生的一天用一些有趣的点给串起来，加了一些动画特级之类，做了一个小东西。后来又开始写博客。
《单向街》：你做“反波”[7]广播是什么时候？
飞猪：那时候我在天津，认识了平克，平克是天津的一个电台主持人，我跟他也是博客认识的，后来就勾搭上了，一起做了一个广播，就是ANTI-WAVE“反波”，后来来北京又接着做。
三
《单向街》：你看很多英文刊物吗？
飞猪：小时候，香港的一个远方亲戚过来，跟我讲TIME，我说TIME是什么东西？他说TIME就是《时代》周刊。他就跟我讲外刊有哪些东西好看。那时候在福州看不到。我是那时开始对外刊有概念，想办法找。后来他们从香港给我寄了一些漫画和杂志，那时候就开始学英文。有电脑以后，我学英文可能就比同龄人稍微快一点。
接触外刊以后，就感觉真的不一样，包括它们的报道方式，后来导致我对国内的刊物反而没有对外刊那么熟悉。
《单向街》：似乎中国早期的互联网更有实验精神，而现在只是模仿。
飞猪：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上，创新不是一个生存的必备条件，不是一个活得更好的必备条件。如果我们看美国，你还是会觉得一直有新的东西在冒出来，因为硅谷那个地方是谁创新谁才能活下去。在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什么秩序，没有游戏规则，你是怎么忽悠怎么来，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创新吗？不需要。
《单向街》：也不见变好的趋向？
飞猪：对，你说这几年中国互联网上有什么创新吗？没有，都是在抄，你看唯一有独创性的“豆瓣”，活得也不好，因为他不会忽悠。我认识杨勃[8]，他是一个很技术思维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报给我的数，别的网站可能都乘以十、乘以百往外说。在中国你不会忽悠，就意味着错过很多商业“机会”，“豆瓣”就是口碑好，创新，但是看不到什么商业前景，而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利益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最终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现在还是处于没有规则的早期，什么时候能度过这个阶段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你只要给网民一些垃圾就行了。
《单向街》：那不是很绝望？
飞猪：是很绝望，你也想不到出路在哪里。
《单向街》：你算是在互联网长起来的一代人吧？
飞猪：对。
《单向街》：你怎么看这代人？
飞猪：其实这很难讲，不能过度地简化这一代。我不觉得互联网改变了什么东西。一代一代都差不多，要被洗脑还是很容易被洗脑。一代人怎么定型，主要跟教育体制有关系，教育本身没变化，最根本的东西是没有变化的。要说有什么不同，这一代人懂得上网，上一代人懂得看报纸，这是唯一的区别。
《单向街》：但至少表面看起来，你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要开放和丰富得多。
飞猪：我曾经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之前希望互联网能打破既有的规则，能够让人接触到更多元的声音，那其实最后大家接触到的，其实还是一个一元化的声音。
《单向街》：没有变得更独立吗？
飞猪：你看MSN上一排排的红心，你就疯了。有人跟我讲，说你的MSN上也加个红心吧，我没理他。
《单向街》：你觉得他们会付诸行动吗，还是说就是耍一下就算了？
飞猪：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耍一下就算了。大家现在都很现实，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给自己造成人身威胁，更不会说诉诸暴力。当然你也看到，很多人还是诉诸暴力了，各地的家乐福还是出事了。你会发现从煽风点火到诉诸暴力，一直被某些势力所利用，这跟以前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反正这一代人还是很愚昧。
《单向街》：可能过了十年之后，他们会有所改变的？
飞猪：不会的，我相信永远会这样，他们到40岁的时候还是会这样的。只是说，到时候他们懒得动弹了，但是他们脑子里面还是那种傻的想法。那根筋还是会出错的。
《单向街》：你相信草根的力量吗？
飞猪：我不相信。草根的东西我觉得只是在事件性的记录方面，至少人们有更方便的书写方式，就是比如说“9·11”，那时候所有电视台播的全部都是DV拍的，你说有几家电视台立刻架了摄像机去拍的？没几家。但是要去引导这种意见的走向，草根是不行的，草根只能说是“眼线遍布全球”，能够去记录声音，但是质量是肯定不行的，他们的观点也不是最有价值的。
四
《单向街》：小时候你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飞猪：那时候没梦想，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教育体系，基本上就是灌输说你以后要做科学家。虽然家长不一定讲，但是你觉得出人头地就是去当官或做科学，相反，这都是美国人最不愿干的事。所以说你长期接受这种思想，等有一天却看到美国人、其他文化中的人怎么想以后，你发现这也不能成为你的梦想，然后你就没梦想了。
《单向街》：什么时候意识到美国人不这么想的？
飞猪：就是上网以后。上网以后跟他们聊天，看他们的新闻，比如雅虎新闻。看到那些以后，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别的选项，忽然之间就不知道以后要干吗了，那就走一步是一步了。
《单向街》：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飞猪：最近处于没什么理想的状态。过去有，最近还没什么理想，在看。我觉得我现在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如果中国有一天能够出一个TIME那么牛的杂志，或者TIME.COM那么牛的网站，或者Wired那样子的，又有牛的网站，又有牛的媒体，那我可能再去试一把。可中国现在没有，所以我还在想要干点什么事情。
《单向街》：焦虑吗？
飞猪：超过半年以上的事情就不值得去想了。事情发展的速度太快，想多了也没有用。五年以后，有可能你远远比现在你构想的要好，也可能你机会没有到。但是你唯一能够控制的东西，是你今天做这些东西就要全部做到，让自己满意，这个是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一步一步都走好，你自然会朝前走的。
《单向街》：西方人中，吸引你的人有哪些？
飞猪：小时候最早知道的西方人，一个是比尔·盖茨，然后一个就是杨致远。
《单向街》：那你觉得比尔·盖茨为什么对你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飞猪：小时候有很大吸引力，因为他的名字太多了。长大以后就觉得，他跟比如说乔布斯，或者是Google那帮人比起来，吸引力就差一点了，他虽然有很多零，就是你在六个零以后，再多的零也就差不多了，不能带来更多的愉悦程度，你买两架个人飞机和一架个人飞机看起来就差不多了，有一些别的东西会更吸引人。
《单向街》：现在的乔布斯为什么那么吸引你？
飞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崇尚自我的人，但又是一个对自己很苛求的人，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他不会说这件事情不可能，他一定会跳出框框去想事情……所有这些品质，我觉得都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所缺乏的东西。
《单向街》：包括倔强？
飞猪：对，这也是这一代人缺乏的。
《单向街》：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飞猪：我是这样子，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太计较眼前的得失，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做这个东西，能够取悦我自己，能够让自己满意就好了。
《单向街》：你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飞猪：当遇到一件事情时，你们总是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从观念角度来思考，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具体的物质，我们是从物质里寻找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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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猪，本名林嘉澍，生于1980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曾参与创办、制作播客“反波”，曾为《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优酷网。
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文/梁文道
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出来了，但他们也说不出新东西，唯一标榜的就是年轻。
一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20世纪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20世纪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批判是天然的。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