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话题(2)

翻阅这本250多页的书，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浅阅读。他用说明书的方式写作，每段话、每个句子，再没有任何暧昧的、让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么多口号式的小标题，你只要读完它们就足够了。他也毫不隐晦自己群体性写作的方法，把内容贴到博客上，然后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不断地自我修正。总之，写作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像对待一份产品，是各方协议的产物。

“我听够对新技术的歌颂吧”，一个高大的男子站起来，“你们记得吗，希特勒兴起的时代，也是新技术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兴起的岁月，只不过那时是广播、杂志。”这句质疑，像是突然闯入的不和谐音。正是工业革命的高潮，传统的宗教、社区结构被拆毁了，人们被孤立成一个个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个人独特性的结束，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广受欢迎，因为人们能在其中放弃独立思考，寻找到归属感。那个时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讯网络与贸易而连接在一起，人们也认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识，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广。但是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希特勒的独裁还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这一切都像是对浅薄的乐观主义的一记重击，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项技术能够给人类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那自以为是的自信，经常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技术经常许诺使个人更强大，但却经常导致个体的更孤立与弱小。

真可惜，我错过了周日夜晚blogger们在著名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的聚会。这家紧邻玛丽亚广场的啤酒馆，始建于17世纪，曾出王公贵族们专用之地，直到19世纪才对公众开放。现在，它已是游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亚的欢快乐曲，胸脯饱满的红裙女招待，啤酒还有猪肘子闻名。

不过，在历史上它最闻名的一刻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初，希特勒经常在此发表演说。这些标榜世界主义的Blogger们或许没兴趣重提这一插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它没兴趣回望过去……

四

Julia每天都将自己在达沃斯的照片还有短片，传到她的博客上。她在滑雪，他和杰夫·扎维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飞扬，这是互联网革命的新佐证，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给她这样的边缘者提供了跻身于这最上流社会的机会。这里到处是著名人士，她要拉着他们一个个的合影，再告诉全世界——“I got them”。她因此而著名，并希望继续著名下去。她创办的那家网站叫NOSOCIETY——没有社会，只有她自己。

五年后，我们还会记住Julia吗？这个行业的残酷之处是，你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互联网上众声喧哗，人人都在表达，但所有的声音又都差不多，它们太容易彼此替代与掩盖了。

Google把我们变蠢？

文/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翻译/郭玉洁

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大脑。

一

“Dave，停下。停下，你会停吗？停下Dave。你会停下吧Dave？”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遨游》结尾处著名的奇异而悲伤的场景，超级电脑HAL在央求愤怒的宇航员大卫·鲍曼。鲍曼此前差点被这台失常的机器杀死在太空，此刻他冷漠而平静地切断了记忆存储器和人工“大脑”之间的联系。“Dave，我的意识正在消失，”HAL绝望地说，“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几年来，我对此有些不爽：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的大脑，改造我的记忆，重构我的神经系统。我的意识没有消失——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它在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变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里面曾经非常容易，我的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然后我会花好几个小时漫步于铺陈叙述的散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好像我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想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多年来，我在网络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搜索，闲逛，有时也为巨大的网络添加一些信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网络曾是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花费数天查找的资料，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了。几下Google搜索，点几个链接，我就找到了想要的资料。即使不是为了工作，我也会在网络信息之间搜寻——阅读文章、写email、扫一眼新闻标题和刚更新的博客，看视频，听广播，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再跳到下一个。（链接和脚注不同，脚注的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链接并不仅仅指向关联性，它们驱使你去点击它们。）

对我来说，正如对其他人一样，网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变成一个管道，大多数信息经由它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入我的头脑。拥有如此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又能如此便捷的获得，其中的好处已经被广泛描述，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众多欢呼。《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说：“硅存储器的完美应用，会极大地造福于思想。”但是这一“造福”是有代价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6]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承载渠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就此看来，网络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脑接受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我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员，现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涨水面快速滑行。

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如此。当我提及这些阅读方面的困难时，我的朋友相识（多数与文学相关）说他们也有相似的经验。网络用得越多，他们越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持续的写作。一些我关注的博客作者也开始提及这一现象。斯科特·卡普（Scott Karp）一直在写作关于网络媒体的博客，他最近承认，他已经不读书了。“我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还读辞典，”他写道，“现在这样，到底是怎么了？”他给出的结论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在网上进行所有的阅读，与其说是阅读的方式改变了，不如说是我思考的方式改变了？”

布鲁斯·弗里德曼（Bruce Friedman）的博客是关于医学领域的电脑使用的，他也描述了网络如何改变了他的脑力习惯。“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和理解长文章的能力，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印刷品。”他写道。弗里德曼还是一名病理学家，长期在美国密歇根医学院工作，他在电话里对我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他的思考呈现出“断续”的特质，这反映了平时在网络上迅速扫视短篇文章的方式。“我再也不能阅读《战争与和平》了，”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博客文章，都超出了我的吸收能力。我一扫而过。”

这些只言片语的个例，并不能证明太多。我们还要等待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实验，来提供一个确定的描述，到底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但是最近伦敦大学学院进行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习惯的研究已经指出，我们完全可能处于阅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这是一项五年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研究者们记录了访问两大站点的读者的行为，这两大搜索站点，一个属于大英图书馆，一个属于英国教育联盟，后者提供期刊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研究发现，人们使用这些站点时，表现出“飞速浏览行为模式”，从一个地方迅速跳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很少回到之前访问过的站点。他们阅读文章或者书籍通常不超过一两页就跳到另一个站点。有时候人们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会认真阅读。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

“很明显，用户在网上阅读时已经不是传统的感觉。的确有迹象表明，当人们在标题、目录、摘要之间快速浏览时，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浮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逃避传统的阅读感受。”

由于网络上海量的文本，更不用提及手机阅读的普及，我们今天阅读的数量完全可能超过20世纪70、80年代——那时电视是我们的首选媒体。然而，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更深层地来说，那是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自我。美国塔夫斯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思维的故事和科学》的作者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说：“并非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沃尔夫担忧网络导致的“效率”与“即时”至上的阅读方式，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产生于早期的技术——印刷术时代，那个时代使得长篇、复杂的作品成为常识。而当我们在网上阅读时，沃尔夫说，我们倾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

沃尔夫解释说，对于人类来说，阅读不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技能。它并不像说话一样被写入了基因。我们必须教会自己的大脑如何将看到的象征性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我们阅读时使用的媒体和技术对于形成大脑中的神经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实验显示，使用表意文字——比如汉语——的人，会发展出一套和我们这样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不同的阅读智力结构。区别会分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包括决定记忆、诠释视觉和听觉刺激的部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网络使用构成的脑力系统，应该和阅读印刷品的人是不同的。

二

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那时，他的视力正在下降，长时间地盯着书稿令他疲惫而疼痛，还常常导致严重的头痛。他已经被迫缩短了写作时间，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打字机拯救了他。当尼采可以熟练运用打字机，他就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张。

但是机器对于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朋友、一位作曲家注意到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他的文风已经很简洁，此刻更加紧凑简短。“也许你通过这个机器会找到一种新的风格，”这个朋友在信里写道，他自己在音乐上的“思想”和语言常常取决于纸和笔的品质。

“你说得对，”尼采回信说，“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德国媒体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Friedrich A. Kittler）说，由于这种机器的影响，尼采的文章从论辩式变为格言体，从观点鲜明变为语带双关，从雄辩变得简洁。

人类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人们以前以为我们的大脑网络——头颅中无数神经元之间形成的致密联系——在我们成年之后就基本固定了。但是脑研究者已经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系统学教授詹姆斯·奥兹（James Olds）说，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经元会会打破旧的联系，形成新的联系。用奥兹的话来说，“大脑能够在高速运行中重新编程，改变自己运行的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称的“智能技术”（I.T.）——拓展智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这些技术的特质。14世纪机械钟表的普及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技术与文明》艺术中中，历史和文化批评家路易斯·曼福德（Lewis Mumford）描绘了钟表是如何“切断了时间和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帮助创造了人们对于一个可精确测量、按序发生的独立世界的信念。”“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变成了“指向动作和思想的点。”

钟表规律的滴滴答答有助于形成科学意识和科学人。但是它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乔瑟夫·魏曾包姆（Joseph Weizenbaum）在他1976年出版的书《电脑的力量和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中指出的，计时设备的广泛应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旧世界贫乏，因为它拒绝了那些直接的经验，而那些经验原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当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依从闹钟。

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中。在机械钟表发明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脑子运行起来“像时钟”。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机”。但是这些变化，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