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文稿》导言

“钱学森文稿整理与研究”子课题组

（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图书馆，上海20030）

一、文稿概况与编辑说明

《钱学森文稿》（以下简称《文稿》）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1955—2009）”四个子课题之一的“文稿”子课题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收入《文稿》的钱学森手稿包括：论文、讲话、报告、发言、谈话、答记者问等具有文章结构和特点的文稿。从文稿的完善程度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是结构和内容完整、文字充实的成文，其二是具有文章架构的提纲或内容概要。从文字形态来看有三种情况：一是全文皆为钱学森亲笔；二是主体部分为机打，但有钱学森的大量亲笔修改和补充文字；三是由他人记录整理或誊抄的报告或讲话稿，但经钱学森审核并留有手迹。从时间上看，最早的是1956年底写的《如何开展力学的理论研究》一文，最晚的是写于1997年1月的《在香山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时间跨度为41年。《文稿》总计选稿78篇，按照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科学分类思想分类编排，每一类内按时间排序。对每一篇文稿都作了注释，并遴选出能够反映文稿主要观点和内容的词语为关键词。为了读者检索和利用方便，为整部《文稿》编写了关键词索引和人名索引。

文稿注释包括题注和正文注释两个部分，均采用尾注方式。

题注对每篇文稿的形成时间、背景及发表情况作简要说明。多数文稿本身就标明了形成时间，特别是部分报告、讲话和谈话等文稿对写作背景亦有说明。但有些文稿除了标题和正文无其他信息。对此类文稿，通过分析文中涉及的某些特殊历史事件，再参照和钱学森相关的某些大事年表即可确定其写作时间，可具体到年或季度。有少量文稿，尽管我们竭尽所能查询、求证，但依然无法确定其形成时间，只好如实说明。对于文稿的发表或出版情况，经查证、比对后确认，全部78篇文稿有28篇经钱学森本人进一步修改、充实、完善后正式发表于期刊，其中个别文稿被收录于某些书籍中出版。

正文注释的主要对象是文中出现的行业习惯用语、特殊事件、人名等，对于可以利用工具书、网络等手段即可查阅到的一般专业词汇和事件不予注释。人名注释采取的原则是一般人物从略，与钱学森有学术或工作交往的则尽可能详细介绍，比如对于文稿中提到的、与钱学森有书信交往的专家学者，不仅统计每个人与钱学森通信的次数，而且对信中讨论的话题也予以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读者研究利用提供便利。

为了保持文稿原貌，通常不采取将注释标识码紧贴注释对象的做法，而是将注释序号及对象置于后者所在行外侧的页边处，这样亦可使读者方便地在尾注中找到相应的注释内容。

二、文稿分类与学术思想概述

文稿整理工作的第一步是对馆藏钱学森文献资料进行鉴别，通过笔迹辨识、内容及结构特征分析，从中遴选出78篇具有文章架构和特征的“文稿”。接下来的整理与编辑工作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选择和设计文稿的编排方案。有两个较为通行的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文稿形成的时间先后排序，二是按文稿内容的学科属性编排。第一种方式容易操作，但不容易通过编目等方式反映钱学森文献的学术特性；第二种方式难度较大，但具有第一种方式所缺乏的优势，即有利于表现钱学森文献的学术特性。我们决定选择第二种方式，而且确定以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科学分类思想为文稿编排的框架和依据。这样做就不是一项编辑性质的工作了，而是如钱学森的原学术助手、秘书涂元季、顾吉环等说的：“对文稿进行分类事实上是对钱老科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其原因在于，首先，钱学森的文稿大多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内容特别丰富，要确定其学科归属实属不易。其次，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科学分类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涉及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知识进行学科归类，由于此项工作过于浩繁，钱学森生前仅对部分门类所含的学科有所阐述，对大多数门类仅给出了一个基本框架，需要后人予以发展和完善。然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分类问题，而是同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规划的制定、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体制建设、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等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1991年10月，钱学森在“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有鉴于此，我们决心按照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科学分类思想进行一次“文稿”分类的尝试和探索。

钱学森用系统科学的观点考察人类迄今为止的整个知识宝库，将现代科学技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十一个部门，并通过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人学、建筑哲学、美学十一架“桥梁”（部门哲学）通向覆盖全部十一个部门、处于顶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在认真学习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论述，深入领会其科学分类思想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个包含十三个类别的分类方案：即在上述十一个部门外再增设哲学和综合性文稿两个类别。其中哲学由上述十一门部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而综合性文稿为那些一篇之内涉及多个学科门类的文稿而设。根据这个方案，在对78篇“文稿”逐一反复研读、归类后，最后的划分结果是：哲学3篇、自然科学17篇、社会科学33篇、数学科学1篇、系统科学16篇、思维科学2篇、人体科学2篇、文艺理论2篇、综合性文稿2篇。

以上78篇文稿与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在近半个世纪内正式发表的370余篇文章相比，数量不足四分之一，但其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且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产业革命、系统工程、总体设计部、人才培养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密切关系的重大课题都有一系列文稿予以系统、全面、深入的论述，而这些正是钱学森回国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和标志性成果。因此，这78篇文稿虽然不能反映钱学森回国后学术研究的全貌，但依然可以表现出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懈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基本特征和治学风格。鉴于部分文稿为写作或讲演提纲，内容不够完整、连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文稿内容，下面根据我们的学习体会和认知对《文稿》所涉及的钱学森主要学术思想作一概述。

（一）关于建立科学技术业

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文稿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论题的文稿为数不少。其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破坏，我国在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加突出。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战略科学家，钱学森不仅为此而焦虑，更多的是殚精竭虑地思考和探索如何赶超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基本国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识。这一时期，钱学森以极大的热情应邀在中央党校、中央部委和学术团体举办的系列讲座上宣讲现代科学技术。在这些讲演中，他不仅阐发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总体趋势，揭示和总结经验教训与发展规律，而且站在国际竞争的高度，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出发，提出了许多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见解。

钱学森深入考察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日益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史实，面对国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在1980年代初就建议尽快在我国建立科学技术业。他说：“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际间的竞争，主要靠的也是科学技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工作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为此，他向党中央建议：“建立我国的一种第四产业——科学技术业，作为今天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如何实施这一战略，钱学森也指出了方向：“科学技术业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等，而是要把他们的成果组织起来，用组织起来的手段协调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为了促进科学技术业的快速发展，他强调，一是要注重组织管理，建立总体设计部，进行顶层设计，从整体上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二是要注重选拔和培养科技帅才，充分发挥那些知识广博、富有创新精神、掌握现代管理技术的优秀人才的作用。

（二）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钱学森自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进入21世纪全部学术探索的总纲，也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他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构建这个体系，目的是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及其规律，并且用这一体系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从《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和《再谈系统科学的体系》等手稿可以看出钱学森探索和构建这一体系长达近20年的心路历程。1979年他发表的《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是探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第一篇文章，当时他构想的“体系”有六个组成部分，其中包含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三大部门，在这三大部门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下的是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到1996年，经过18年的探索，不断修正、充实和完善，“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矩阵式结构：在纵向上把知识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桥梁”（11门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前科学六个层次；从横向上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十一个部门。这个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知识体系。钱学森曾经明确指出：“这个科学技术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断演化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内容会发展变化，会有新的大部门出现。所以构筑科学技术体系是长期任务。”

钱学森构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蓝图，为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人才培养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在学术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钱学森曾在通信、报告和文章中做过详细阐述和论证。他曾经回顾自己早年攻克前沿难题时的创新过程时说，有时陷入困境，百思不得其解，靠灵感甚至梦境解决了问题，“真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后”。他进而论述了懂得科学技术体系就能够触类旁通的原因。他说，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搞清楚“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在整个科学技术中的位置，它的左邻右舍是什么，它上面更理论一些的东西是什么，而更实际应用的又是什么，前后上下左右要搞清楚”。如果对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一个总的认识，没有一个对你这项工作在整个科学技术体系里面占据了什么位置的认识，那么你的研究工作就有点盲目性”。懂得科学技术体系，还可以克服目前存在的“做学问死守一个小摊摊，关起门来，从不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毛病，从而有助于从其他学科借鉴理论、方法、手段等，使思维出现“创造性飞跃”。所以，他曾多次强调：“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是学习、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学问的锐利武器。”

（三）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一层一层地概括的，到了最高层次就是哲学，就是人认识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总结出来的最高的原理、最有普遍性的原理。这种最有普遍性的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反映了所有科学的普遍而共同的规律，因而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应居于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层次，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起指导作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的同时，钱学森也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促进作用。他说：“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不断地以各个科学部门的新发现、新认识充实、丰富和发展。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认识，钱学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顶层，中间通过十一门部门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十一大部门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十一门部门哲学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而现代科学技术十一大部门的发展也通过十一门部门哲学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1994年2月7日致钱学敏的信中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大成智慧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首，是触类旁通的钥匙。创造力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用这个观点看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就是大成智慧学。”

（四）关于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

钱学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发展了航天系统工程这一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技术。当他离开航天一线领导岗位，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广阔领域时，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组织管理水平低下，许多行业和部门从上到下普遍没有掌握合乎科学的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而“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我国尖端技术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因此，他积极倡导把航天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建设中。从1978年春天开始，为了促进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尽快在我国建立起先进的组织管理科学技术体系，他先后在北京、成都、昆明、长沙等地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报告。1978年9月27日钱学森与合作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对系统工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文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系统工程作为组织管理的技术，也就是把传统的组织管理工作经验总结成科学技术，并使之定量化，以便运用数学。要把系统工程应用到实践中，就必须有个运用它的实体部门。这个部门就是总体设计部。钱学森以航天系统工程为例指出，“这样复杂的总体协调任务不可能靠几个人来完成，因为他们不可能精通整个系统所涉及的全部专业知识，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数量惊人的技术协调工作。这就要求以一种组织、一个集体代替先前的单个指挥者，对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进行协调指挥。总体设计部由熟悉系统各个方面专业知识的人组成，并由知识面比较宽广的专家负责领导。总体设计部设计的是系统的‘总体’，是系统的‘总体方案’，是实现整个系统的技术途径。”我国航天部门和其他国防尖端技术部门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总体设计部建制对于保障组织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巨大作用。

（五）关于社会工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

我国在国力薄弱、科技落后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取得“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与航天部门和其他国防尖端部门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均有总体设计部的建制密不可分。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期望把总体设计部的经验推广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钱学森首先在军队装备领域推广总体设计部的建制，与此同时也积极倡导和研究在国家治理的范围内应用这一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早在1978年钱学森就草拟了关于《社会工程》的论文提纲。次年他与乌家培合作发表了《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文中指出：1978年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所说的是一个“小范围”“小系统”，比如一个工厂、一个科学技术工程、一个部队之类的系统工程，光讲小系统的系统工程，达不到现代化建设的多、快、好、省，必须探讨国家范围的组织管理技术问题，为此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概念。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的理论对社会工程进行了阐述。1991年，钱学森应邀在中组部、中宣部等部委联合举办的“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系列讲座上做的《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来建设。钱学森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三个侧面，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生态文明），包括环境建设、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四个文明的建设，即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四个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六）关于综合集成法与大成智慧工程

1990年1月，钱学森与合作者发表了《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这篇被同行称之为系统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论文，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并提出了处理这种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践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1992年3月，钱学森进而指出：这是把专家们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AI系统、几十亿次/秒的巨型计算机，像作战指挥演示厅那样组织起来，成为巨型的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现在，学术界一般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统称为“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法”的实质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想，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按照我国传统说法，把一个复杂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达到对整体的认识，称之为“集大成”。钱学森强调，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所以，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这就为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对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找到了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七）关于产业革命

面对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大批高新技术数十年来迅猛发展引发的世界的剧烈变化，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提出了“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学说。这也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重视和热议，政界、学界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这是一场“新技术革命”。但钱学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既不是什么“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不是“新技术革命”，而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

他回顾和总结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在考察了16、17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史和社会发展史后，钱学森总结道：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他根据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关于“产业”的论述指出：产业不是指某一方面的事业，如工业、农业，而是指整个物质生产的事业，其影响涉及全社会。因而产业革命可以导致全社会整个物资资料生产体系发生深刻的变革。钱学森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五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农牧业（1万年前），第二次产业革命产生了商品交换（3000年前），第三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大工厂生产（18世纪末—19世纪初），第四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国家以至跨国大生产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五次产业革命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此外，钱学森根据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态势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1984年预言21世纪将在中国发生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引发的大农业革命。

钱学森着重阐述了第五次产业革命的特征及其影响。他认为，在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上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由于信息网络、全球通信、数据库、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世界正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社会，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进入了世界社会形态。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人—机结合的工作体系，它将使劳动的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产业结构也将出现重大变化，在第一、二、三产业外，将出现第四产业，即科学技术业、咨询业和信息业。这一切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研究方式和娱乐方式。

（八）关于第五次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

如何抓住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钱学森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长期关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之一。他在中央党校、中央有关部委和学术团体举办的以“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为主题的系列讲座、研讨会上多次阐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要研究、制定大战略，也就是整体的战略、国家的战略，而不是根据一项技术革命搞一个对策，根据另一项技术革命搞另一个对策。1982年1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课中，他提出研究制定大战略必须注意的八个方面，即国家的八个功能：第一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第二是精神财富的创作；第三是社会服务，包括交通运输；第四是国家的行政体系；第五是社会主义法制；第六是国际交往；第七是国防；第八是环境保护。在1984年3月他在国家计委举办的科学技术讲座上演讲时又补充了两个方面，即第九个方面是人口、人才、教育和智力开发，第十个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的多次演讲中，他一再强调要大力开展教育改革，普及大学教育，培养大量硕士和博士，到2000年，司、局长级和师长级的干部都是硕士，部长级和军级干部都是博士。他特别注重培养科技帅才，并且对科技帅才应具备的知识和素质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了解整个科学技术；要学习世界的知识；要学习军事知识，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才能；要学习文学艺术；身体要健康。他还经常谈及并呼吁要提高组织管理水平，要把系统工程的方法用到整个社会、国家管理的各个层面；要建立国家层面的总体设计部，作为党和国家的咨询服务机构，为中央决策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撑，等等。

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收入《文稿》的论文、讲话、报告、发言、谈话、答记者问等钱学森手稿虽然只有78篇，但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亦十分广泛。尽管我们多次反复研读这些文稿，并且为了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还参阅、学习了钱学森的其他相关论著，但限于学识水平，不论是对文稿的注释，还是分类，尤其是对其学术思想的概述，难免存在某些疏漏和差错。深入发掘钱学森手稿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是我们今后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执笔：史贵全 荣正通 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