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中塑造“素质经济”——六问鹏城

近年来，深圳实现动力转换，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深圳创新发展、成功转型的密码究竟何在？给人们以怎样的启示？其经验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走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深圳市政协常委乐正、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等专家和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等，共同寻找答案。对话中，“素质经济”“隐形的爆发点”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概念扑面而来……

“每一步都踩到点上”

问题一：深圳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基因和密码究竟何在？

郭万达：回顾30多年的发展道路，深圳抓住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大学生、海归3次大的人口红利，在不同阶段干了该干的事，产业丰富、成体系，生态链很长。只有大象、老虎，没有森林，那肯定是不行的。深圳有大树，也有小树，还有灌木丛，阳光都可以照耀到。

创新驱动的基因，是开放。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近2000万名不甘于宿命、希望改变命运的人聚在一起，能创造多大的能量？这里有相对公平、可选择的空间，近2000万人能做多大的事？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深圳这样的人很多。

乐正：深圳近10年最大的转变，就是由一个国际化加工贸易基地转化为国际产业创新基地。转型自2000年以后真正开始，对加工贸易开始选择了，拒绝了一部分企业，选择性招商，为科技、金融等服务业留下空间。

现在经济下滑压力很大，但是由于结构转型、创新发展做得好，东方不亮西方亮，深圳的经济增长没有掉下来。当前深圳经济之所以能健康而较快地发展，在于比较早地实施了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跟着市场走，经济围着企业走，政府一直是跟着企业走、跟着市场走，每一步都踩到点上，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受益者。

吴思康：深圳经济发展表现出有质量、可持续的稳定增长态势，原因就在于转型升级比较成功，国际金融危机时率先规划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现在它们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深圳没有大院大所，这看起来是一个短板，回头看反而是优势，因为只能走一条新的路径，就是建设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企业确定研发项目，都是紧跟市场，是市场机制引领，不是“号召的创新”，不是为了写论文而创新。

谭刚：深圳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发展。创新发展逐步成为整个城市的共识，成为特区的基因。这种自觉在全国比较领先和超前，就是用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带动城市发展，不断提升竞争力。在国家层面，深圳至少戴了两顶“帽子”：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过十几年不断探索，深圳形成了推动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政府超前布局，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会”

问题二：政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郭万达：深圳超前布局，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会。政府的产业规划不是拍脑袋，不是无中生有，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亲善市场，往往起放大和引导作用。政府还促进了创新生态链，深圳有上万家风投公司，有创业板，形成了生态链条。

吴思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深圳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规划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政策支持也很到位。以前深圳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引领了一个时代，后来提出一个效益指标体系，从“深圳速度”到“深圳效益”，再到“深圳质量”，后来又到“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一体，不断发展。这些理念反映了深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追求。

“建议把深圳打造成一个企业家之都”

问题三：深圳的企业家精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乐正：深圳是一个和企业共同成长的城市，建议把深圳打造成一个企业家之都，和国际企业接轨。

“比较早地推进了供给侧改革”

问题四：深圳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吗？

吴思康：我们比较早地推进了供给侧改革。应对新常态靠什么，首先是靠新产品、新技术。新技术创造新供给，刺激新需求，甚至是颠覆式需求。在深圳，有一批企业引领了新经济，比如大疆无人机就是一种新供给。再比如工业设计，中国制造中这部分一直比较薄弱，深圳2012年专门出台鼓励政策发展工业设计，现在深圳也被国际上誉为“设计之都”。

谭刚：深圳要更加重视新经济体系、新业态等供给内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真正的未来产业方面有更大突破，形成足以支撑深圳长期有效供给的新优势。

“一个城市要有品牌企业，但也不能过度依赖”

问题五：华为2015年营收3900多亿元，研发投入近600亿元，在深圳企业中似乎一枝独秀，深圳如果离开华为会怎样？

郭万达：2015年研发投入占深圳GDP的4.05%，如果去掉华为，深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还不到目前比例的一半。但是我要说，华为固然很重要，但是深圳最重要的是有一大批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对于深圳来讲，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四大未来产业，都有布局。像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领域都处在爆发的前夜，华大基因、无人机、马丁飞行包，这些都是隐形的爆发点。

对于深圳来讲，最重要的是生态，即使一个企业倒掉了，也并不意味着产业、城市倒掉了。深圳有这个土壤，创新型城市的土壤，一个企业不行，另一个企业又起来了。

乐正：一个城市要有品牌企业，但也不能过度依赖，需要培养第二代的战略领军企业。现在一些企业虽然还没有成大气候，还不是航空母舰，将来有可能发展壮大。

吴思康：有人说深圳就靠华为，实际上不是的。深圳企业不是一家独秀，而是满园春色。深圳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企业就有8家，过百亿元的企业65家，过十亿元的企业数百家。深圳企业都是在市场中打拼出来的，经过了锤炼，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些企业拥有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弄潮的素质，这种“素质企业”构成了深圳的“素质经济”。

“最大的借鉴，是三个长期”

问题六：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深圳的经济成绩单不错，对当前中国其他地区有什么借鉴？

郭万达：最大的借鉴，是三个长期：第一，长期形成的深圳经济结构。深圳一直坚持产业升级，即使传统产业也要升级，因此深圳没有国家现在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产业，这个非常重要。第二，长期形成的所有制结构。深圳国有企业调整比较到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很强。企业一直在市场中发展发育，敏感度远远超过政府。第三，长期形成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性活动不去干涉，实现了政企分开。

吴思康：深圳对全国的借鉴意义就是要念好改革、开放、创新三篇“经”，这6个字虽然耳熟能详，但内涵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不断去挖掘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