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无家可归(2)
他决定走一条绕远的路。他离开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新街，拐进萨克拉门托街。伯父家快到了，他记得前面有一盏路灯。回头看路时，他抬头望向伯父豪宅的背面，望着它精美的飞檐、繁复的线条和高耸的窗户。他感觉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随即注意到二楼拐角的窗后有个人影。那是伯父的办公室，所以多半是马蒂姆伯父本人。于是他转回头，故意昂首阔步，同时小心地避过灯柱。他沿着伯父宅院的外墙来到大门口，转身准备按门铃，手却停在了半空，然后缩了回来。尽管知道伯父已经看见他，在等他进去，他还是陷入犹豫。他从胸前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古老的羊皮封面日记，把它从棉布套里取出来，背靠着院墙缓缓滑下，坐在人行道上。他凝视着日记的封面。
关于生命的文字
以及礼物的说明
神父乌利塞斯·曼努埃尔·罗萨里奥·平托
上帝谦卑的仆人
他对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已经十分熟悉，能够整段地背诵。
他随意翻开一页读起来。
在贩奴船靠近岛屿、准备“卸货”之前，他们需要清点人数，打扫货舱。港口近在咫尺，他们开始把奴隶一个接一个扔进海里，左舷和右舷同时作业。有些奴隶身体绵软、无力反抗，其他的奴隶则虚弱地打着手势。这些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病得很重。第一类已经毫无价值，而第二类也必须处理掉，因为他们的病可能传染给别人，影响其他人的价钱。奴隶被活生生抛下海之前竭力呼喊，海风把他们的惨叫声送到我耳边，随即是落水的声响。他们沉入安娜沙维斯湾[3]，消失在海底那片堆满尸体的幽冥之境。
伯父家也是一个悬浮着早夭生命的幽冥之境。他闭上眼。
孤独仿佛一条狗，循着气味凑上前来，绕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
他挥手驱赶，它却不依不饶。
短短几天内，他的生命无可挽回地枯萎了；几星期之后，他与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邂逅了。他在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当副馆长，那次发现源自工作中的一个偶然。里斯本的红衣主教若泽·塞巴斯蒂昂·德阿尔梅达·尼图向博物馆捐赠了一批文物，里面既有教会用品也有世俗物品，全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葡萄牙帝国的疆域内搜罗而来的。经过红衣主教尼图的许可，博物馆委派托马斯到塞尔帕平托街的主教档案馆展开研究，追溯这些精美文物的准确出处，查明每件物品——圣餐台、圣杯、十字架苦像、圣诗集，或是一幅油画、一本书——是如何辗转来到里斯本教区的。
迎接他的不是平常井井有条的档案馆。里斯本大主教的文件浩如烟海，历任秘书显然对整理文件这等俗务并不热衷。
他走进一个被简单命名为“杂项”的区域。在堆放红衣主教若泽·弗朗西斯科·德门东萨·瓦尔德雷斯（一七八八年至一八〇八年任里斯本主教）文件的一个开放书架上，他注意到这本褐色封皮的手缝羊皮卷。封皮虽已斑驳褪色，手写的书名依然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一件怎样的礼物？他不禁好奇。会有怎样的说明？乌利塞斯神父又是谁？他稍微用力展开书页，书脊发出细骨头碎裂的声响。笔迹清晰地跃入眼帘，黑色笔触在象牙白的纸面上异常鲜明，仿佛刚刚写就。这些鹅毛笔书写的斜体字来自另一个时代。书页的边缘隐隐泛黄，说明写完之后就几乎没再打开过。他怀疑瓦尔德雷斯主教也不曾读过。封面和书内都找不到任何存档记录——无论是目录编号、日期，还是批注——而且档案馆索引里也没提到这本书。直觉告诉他，没人读过这本书。
他仔细查看第一页，注意到一段文字的上方标注了时间、地点：一六三一年九月十七日，罗安达。他小心地一页一页翻下去。更多的日期出现了。有记录的最后一年是一六三五年，但没有具体月份或日期。看来是一本日记。他还发现多处有关地理位置的记载：“拜伦多的群山……蓬戈安东戈的群山……本格拉古道”——全是葡属安哥拉的地名。一六三三年六月二日，一个新地名出现了：圣多美。这是位于几内亚湾的一座殖民地小岛，日记里对它的描述是“非洲头上掉落的一片头皮屑；这块大陆瘟疫肆虐，我们沿着它潮湿的海岸线往北航行数日方才到达”。他的目光落在几页之后的一句话上：Estaéa minha casa。“这就是家。”但这句话写了不止一次。重复的词语蔓延开来，同样的短句铺满了整页纸。密密麻麻的字母，每一行笔迹微微上下抖动：“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然后这种重复戛然而止，文字回归到旅途的漫记。然而翻过几页，同样的句子再次出现，写满了半页纸：“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再往后，它又一次出现，足足一又四分之一页：“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如此狂躁地重复？终于，他在其中一页上找到了可能的答案。重复的短句再次出现，延续了差不多两页，但与之前不同，结尾处多出半句话，暗示着日记的主人每写一次都会在心里补全整句话：“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上帝指引我至此，我将终老于此，直到祂拥我入怀。”乌利塞斯神父显然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
在某一页上托马斯发现了一幅奇特的素描，那是一张脸。
脸上各处细节只是大致勾勒，唯有一双充满哀伤的眼睛下笔极为用心细致。他对着那双眼睛注视良久。他陷入了它们的哀伤。他刚夭折的孩子的模样在脑海里盘旋。那天离开档案馆时，他把日记塞进公文包，把它夹在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之间。他毫不掩饰此举的动机。这不是非正式的借阅，这就是偷窃。既然里斯本主教档案馆在过去两百五十年里对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视而不见，现在更不会在乎它的去向。他想要从容研读。
他一有时间就阅读并抄写这本日记。他的进度很慢。原文的笔迹时而轻快明晰，时而笔走龙蛇。他常常需要揣摩这一笔代表哪个音节，那一画又代表哪个音节。最让人惊讶的是，早期的笔迹透着镇定自若，可是越到后期越是潦草。最后几页的笔迹几乎无法辨认。有不少词，即使他绞尽脑汁也没能猜透。
在乌利塞斯神父身处安哥拉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日记只是事务性的记述，很少涉及个人情感。他不过是罗安达主教座下卑微的随从。当主教大人“安坐在大理石宝座上，享受荫凉”的时候，他四处奔波，为一批又一批奴隶洗礼，忙得浑浑噩噩。但到了圣多美，一种令人绝望的力量抓住了他。他开始制作一件物品，也就是日记封面上提到的“礼物”。这项工作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和精力。他提到自己在寻找“最完美的木材”和“适合的工具”，还回想起小时候在叔叔的作坊里接受的训练。他提到自己为这件礼物上了几遍漆，以便长久保存。“我的双手闪闪发光，俨然是虔诚忘我的工匠。”在日记末尾，托马斯读到一段奇怪的文字，那是神父对那件作品的不凡气质的赞美：
它闪耀，它尖叫，它怒吼，它咆哮。当圣殿的帷幕自上而下一分为二，真正的上帝之子一声大喝，吐出他最后的气息。终于大功告成。
乌利塞斯神父受过什么训练？他叔叔的作坊又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用手工上漆？什么东西会闪耀、尖叫、怒吼、咆哮？托马斯在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里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只得到几点暗示。上帝之子何时一声大喝，吐出他最后的气息？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件作品是十字架苦像[4]吗？托马斯想。它显然是某种雕刻品。但它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按照乌利塞斯神父的记述，它是一件最为与众不同的作品。托马斯灵魂中的那只飞蛾扑扇了一下翅膀。他想起多拉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自从她卧床不起，她就用双手紧握着一尊十字架苦像。无论如何翻来覆去，如何痛不欲生、声嘶力竭，她都不松手。那是一件廉价的黄铜制品，光泽暗淡，尺寸偏小，是那种勉强可以挂在墙上的样式。她死时将它紧紧抱在胸口。狭小的房间空空荡荡，托马斯靠床而坐，此外再无一人。当她刺耳的呼吸声戛然而止，他明白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与此相反，儿子的离去是那么安静，仿佛一片花瓣悄然坠落），他感觉自己像一片薄冰翻入急流。
此后的几小时里，他不断因为恐惧而逃离多拉的房间，然后又身不由己地折返。这样反反复复，长夜终于到了尽头，新的一天开始了。他苦苦等待，收尸人却迟迟不到。“没有了你，还让我怎么活？”有一刻他向她诉说。他的目光落到那尊十字架苦像上。在此之前，他与宗教的关系若即若离，表面上严守教规，内心却无动于衷。此刻他意识到：在信仰面前，只存在极端的态度，要么深信不疑，要么嗤之以鼻。他盯着十字架苦像，在绝对的信仰与绝对的怀疑间徘徊。在最终做出选择之前，他想留下这尊苦像作为纪念。但是多拉，或者说多拉的身体，仍不松手。他试着把它从她手里抽出来，但她的双手和双臂牢牢扣住它，毫不退让，哪怕他已经把她的身体从床上拽了起来。（相比之下，加斯帕尔的尸身是那么轻柔，仿佛一只大号的毛绒娃娃。）在恼怒的抽泣声中，他放弃了。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这种决心毋宁说是一种挑衅。他瞪着十字架苦像，咬紧牙关厉声说：“你！你！我会收拾你的，你等着！”
收尸人终于到了，带走了多拉和她那尊被诅咒的苦像。
假如托马斯猜得没错，假如乌利塞斯神父的作品真如他潦草的文字所形容的那样，它一定是一件非比寻常的文物，会让世人为之惊叹。它足以把基督教搅得天翻地覆。它甚至可能有助于他的挑衅。但是，它被保存下来了吗？自从他在公寓里读完这本从主教档案馆偷来的日记，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他。这件物品可能已经毁于大火或被劈成了碎片。然而，在一个前工业化时代，每一件物品都是单独制作、缓慢流转的，人们对它们的珍爱与现代工业社会不能同日而语。甚至衣物也不会被丢弃。当年耶稣在罗马士兵眼中不过是一个煽动暴乱的卑贱犹太人，但他仅能蔽体的衣物仍被他们瓜分。如果普通衣物尚能幸存，一件大型雕刻品必然也能被保存下来，更别说它还兼具宗教的用途。
如何判断它的去向？有两种可能：它要么留在了圣多美，要么离开了圣多美。考虑到这座小岛的贫穷和贸易港的性质，他猜想这件物品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岛。他希望它被带回了葡萄牙——圣多美的宗主国，但它也可能流落到非洲海岸上众多的贸易港和城市之中。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海运离岛的。
亲人死后，托马斯花了数月时间寻找有关乌利塞斯神父的那件作品的证据。他到国立东波塔档案馆查阅乌利塞斯神父死后几年间在非洲西海岸航行过的葡萄牙船只的航海日志。他假定某条葡萄牙船把那件雕刻品带离了圣多美。如果是一艘外国船，那么只有上帝知道它最终流落何方了。
他终于找到一本航海日志，船长名叫鲁道夫·佩雷拉·帕谢科，他的大帆船于一六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圣多美。船上装载的众多货物中，有一件物品“再现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一幕，怪诞却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心跳加快了。对于这块世人眼中低贱的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关于宗教物品的记载。
日志在每一件货物的条目旁都标注了它下船的地点。大批货物在奴隶海岸和黄金海岸上的若干停靠点被卸下船，要么被卖掉，要么被交换。他在帕谢科船长日志中关于十字架苦像的记载旁看到一个词：里斯本。它真的回到了祖国！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全然不顾自己身处国立档案馆的研究室。
为了找出乌利塞斯神父的十字架苦像归国后的下落，他把东波塔档案馆翻了个底朝天。最终他发现答案并不在这里，而在主教档案馆，也就是他探索的起点。更为讽刺，也让人恼火的是，答案就藏在瓦尔德雷斯主教书架上的两封信里，而它们就紧挨着那本日记。如果当初有一根线把信和日记绑在一起，他也不必白费那么多力气。
第一封信来自布拉干萨主教安东尼奥·路易斯·卡布拉尔-卡马拉，日期是一八〇四年四月九日。他在信中写道，葡萄牙高山区某教区的教堂最近失火，圣坛被烧毁，他想知道好心的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是否有礼物相赠。那是“一座精致的古老教堂”，他说，但并没有提及教堂的名字或位置。卡马拉主教的信后面是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的回信副本。他答复说：“很荣幸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将送上一件象征虔诚的礼物——一尊描绘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难场景的奇特雕像。它来自非洲殖民地，已由里斯本教区收藏数年。”既然这封信紧挨着那本来自非洲殖民地的日记，除了乌利塞斯神父的作品，信中提到的雕像还可能另有他指吗？令人惊讶的是，那件作品就在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面前，他竟没能慧眼识珠。不过，主教并不知晓前因后果，才会与它失之交臂。
卡马拉主教在任的那些年间，往来于布拉干萨教区的信函中从未提到接收或送出过某件非洲物品。托马斯感到困惑。同一件作品，在其诞生地被视作“怪诞却令人叹为观止的”，到了里斯本变为“奇特”，落到外省人手里就变得默默无闻。或许，它的价值被刻意隐瞒了。托马斯必须另辟蹊径。这尊十字架苦像应该是被送到了某座失过火的教堂。档案显示，从一七九三年（卡马拉被奉为布拉干萨主教）到一八〇四年（他致信给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葡萄牙高山区有多个教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