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私人生活中的精神虐待(3)

分手后的精神虐待

虐待手法在离婚或分手时很常见，最初并不被视为病态，但因其持续重复且单向，最终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在分手的过程中，原本隐藏的虐待冲动浮出水面，释放为狡诈的暴力，当自恋的施虐者感觉猎物正在逃走时，暴力就会登场。

精神暴力不但在分手过程中不会中断，还会经由双方遗留的联系，包括子女，延续下去。法国精神病学家勒梅尔（J.G.Lemaire）指出：“分手或离婚后的报复行为可以这样理解：有人为了不恨自己，必须从曾经属于他的某人身上，为其所有的恨意寻找出口。”

这种现象在美国称为“纠缠”（stalking）或“骚扰”（harassment）。当旧情人或配偶不愿放走猎物，而以阴魂不散的方式侵犯前伴侣的人格与灵魂，便构成纠缠或骚扰：例如在公司门外等着对方下班、每天不断打电话、直接或间接的恐吓威胁。

许多国家认真看待纠缠行为，并颁布保护受虐者的法令，因为已有研究证明，如果受虐者反抗，纠缠或骚扰很容易演变为肢体暴力。

不论先提出分手的是谁，与自恋的施虐者离婚必定离不开暴力和缠讼。虽然法律程序仍继续使用“夫妇”一词，但基本上那已不复存在，而施虐者仍企图通过这条途径维系与对方的联系。控制欲越强，憎恶与怒火越大。受虐者的自我防卫技巧多半不佳，往往只有挨打的份，尤其当他们认为是自己主动提出分手的，实情也经常是如此。出于罪恶感，受虐者会表现得宽宏大度，希望逃离施虐者的魔掌。

受虐者很少懂得利用法律自救，施虐者却靠直觉就能部署必要的操控计划。在离婚诉讼中，伴侣的虐待行为可以证明责任在对方，但是讥讽影射会留下罪证吗？原告必须以事实证明所控诉的罪名，但精神虐待的言行要如何举证？

施虐者迫使配偶采取法律行动，却又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形势对自己有利，这种案例非常多。法官担心自己被操控，也不清楚两方谁是谁非，就只能打安全牌，不持特定立场。

精神虐待行为的目的是要造成对方不安，使其怀疑自己与他人。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施虐者就会不惜使出各种手段，包括说谎、无中生有、冷嘲热讽等。为了不受威吓，伴侣不可屈服于自我怀疑，或是对自己的决定失去信心，对虐待者的攻击也要完全无动于衷。在与有精神虐待行为的前配偶接触时，务必要随时随地保持警觉。

伊莲和皮耶结婚十年，育有三名子女。后来伊莲抱怨丈夫施暴，要求离婚。皮耶当着法官的面，预告他将来会怎么做：“从此以后，我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伊莲活得痛苦。”

此后他完全拒绝直接与她沟通，只通过挂号信或律师彼此往来。如果他打电话给孩子，正好是她接听，他就只有一句：“叫孩子来听电话！”如果在街上碰巧相遇，他不但不理会她的招呼，更当作没看见，仿佛她是隐形人。他只是不看她，不必通过言语，就能让她觉得自己不存在，自己毫无价值。

他们也跟不欢而散的离婚夫妇相似，每当要协商子女的事——假期、健康和教育等，暗箭伤人的手段就会出现。皮耶的每一封信都看似不痛不痒，却是令人难安的精神虐待小动作。

有一次伊莲去信，提到学校的午餐新方案，皮耶在回信中说：“因为你一向不诚实，我得和律师商量一下这件事。”如果她寄挂号信（否则他根本不回），他就说：“只有疯子或骗子才会每隔8天就寄一封挂号信。”

有封信是问他，5月份的周末要如何分配，他答道：“那个月的第一个周末是7号和8号。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的律师建议我正式告知你，倘若你不尊重已经过确认的日期安排，我将提出诉讼。”

这些信件每次都让伊莲心生疑问：“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就算她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会想，或许有哪里疏忽了，引起了皮耶的误解。起先她为自己辩解，后来却发现，越辩解越显得她有错。

伊莲对所有这些间接攻击的反应很激烈，但是皮耶却置身事外，所以看见她像疯子一样大哭大叫的只是孩子。

伊莲不想落人口实，但是在皮耶眼里，不管什么事都是她的错。她成了替罪羊，要为离婚和所有的后果负起全部责任。她的种种辩解既可悲又无用。

皮耶的攻击拐弯抹角，使伊莲如坠雾中，想要自卫也无从下手，辩解更是不可能的任务。总之她有罪在身，罪名无须明讲，他俩应该都很清楚。她要是和家人或朋友谈起这些恶毒的话，他们总是不以为意地说：“他会冷静下来的，这没什么大不了。”

皮耶拒绝直接沟通。当伊莲写信提醒他关于孩子的某件要事，他总是置之不理。如果打电话，他不是说“我不想跟你谈”，就是直接挂断，要不然就是冷言冷语地伤害她。反之，如果她不通知皮耶便做出决定，他就会马上通过律师或信函让她知道他不同意，然后向孩子施压，让她决定的事失败。皮耶用这种方式使伊莲无法为孩子做任何决定。他光是把她打压成坏妻子仍不满足，还要证明她是个坏母亲。他不在乎他这么做也会影响到子女。

伊莲面对任何关于子女的重要决定时都很头痛，既要征询皮耶的意见，又不想引起纷争。等她终于寄出一封字斟句酌的信，他却不回。她径自采取行动，随后就会收到挂号信：“你未事先通知或征询我的意见便做出决定。我要提醒你，对于三个子女我与你共享监护权，因此你不得未征求我的意见便做决定。”他也对孩子说同样的话，搞得孩子们不知道谁该替他们做决定。

他们离婚数年后，有一次，她必须替一个孩子决定一件重要的事。她写信过去，但是照例没有回复。她打电话，便立刻明白一切照旧。

她问：“你看过我的信了吗？你同不同意？”

“像你这种母亲，谁说得过？讲再多也是白费唇舌，一切只能照你的意思做。你想怎样就怎样，孩子们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总之你问题很大。你是小偷和骗子，成天害人。你只对这种事感兴趣，也只会做这种事。”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只是冷静地问你，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商量孩子的事。”

“你还没这么做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可是也快了。你积习难改，永远是那个德性。你是笨蛋，没错，笨蛋。事情就是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是你在侮辱我！”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你蛮不讲理，一点也不知改进。要我接受你的决定，门都没有。我完全反对。再说，我也反对你教育和照顾小孩的方式，给他们选的衣服。”

“不管你对我有何想法，眼前的事关系到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我不会给你任何建议。你永远是那副样子，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认为与人交谈很重要，但不是跟你，因为你不可理喻，连自己在说什么都搞不清楚。你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可是孩子的事必须做个决定。”

“好，既然要跟同层次的人说话，那你怎么不去找上帝商量？我手上没有他的号码，也没有打电话的习惯。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我会考虑一下，也许会回复你。总之不会是你想要的答案，反正你总是我行我素，所以回答也是多此一举。你不会得逞的。”

“任何事还没做就被你否决，你真叫人无路可走。”

“对，因为事情到你手上就完蛋。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对你，还有你说的话，我没兴趣。再见，夫人！”

伊莲注意到他们的对话已偏离正题，便把对话录下来。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不久便去接受心理治疗。她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暴力相向，但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因为她有问题，还是因为分开5年后，皮耶仍然一心想要彻底击垮她。

伊莲录下对话的举动是正确的，那让她可以认清客观事实。她与大多数受虐者一样，不相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恨她到这种地步。可是从以上对话看得出，皮耶为阻挠两人的沟通，任何手段都使得出来，挖苦、辱骂，无所不用其极。他想表示伊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且要为尚未产生的任何失败负责。他阻挠改变，即使那会影响子女也在所不惜，因为改变无疑会动摇他的地位。我们也看到了嫉妒。皮耶孩子气地嫉妒伊莲，她象征强势的母亲（孩子们都照她的意志行事）。那强势来自她神一样的地位：当他拿上帝做比喻时，语气是狂乱的。

听完皮耶以冰冷愤恨的语气放尽狠话之后，我明白他的恨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我建议伊莲要谨慎。这种恨意一发不可收拾，讲理和辩解都是徒然。由于体面的形象对自恋的施虐者很重要，所以唯有诉诸法律，才能约束其暴力。其实伊莲手上的录音带在法庭上并无法律效力，因为未经同意录下私人谈话是违法的，这令人感到遗憾，因为精神虐待的暴力确实会通过电话交谈发生。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施虐者可以运用他最爱的武器——言语，伤人于无形。

施虐者的终极武器就是拒绝直接沟通。受虐的伴侣反而让对方予取予求，被迫提供他要的信息和答案，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当然容易犯下错误，让施虐者一逮到机会，就任意将受虐者贬抑为失败、没有用的人。

在信件中使用强烈的暗示和指涉，是一种不着痕迹就能扰乱对方的高招。外人（如精神科医生或法官）看了，也只能从这一项证据推断，那不过是曾有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常见的恶语相向，仍属于正常的意见交流。然而本案例中并无双向交流，只有片面的攻击，而且受虐者无从反击，也无法保护自己。

这种精神虐待式的攻击会破坏家庭的平衡。子女与其他目击者难以想象，如此严重的敌意会没有来由，因此想当然认为受虐方必有部分责任。以伊莲的例子来说，尽管她与子女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皮耶的每封信都会引起紧张和敌意。孩子们对她说：“每次你接到爸爸的信，心情就很坏，我们已经受够了！”皮耶一封信可能引爆的状况，就像遥控炸弹，让大家坐立不安。伊莲就连看信也要特别留意时机是否恰当。然而施暴者可以声称这都与他无关，把问题推得一干二净。一切都是不理性的前妻之过：她既无法控制自己，也不懂得如何养育子女。

这是伊莲和皮耶的现状。由于男方是不折不扣、刚愎自用的施虐者，绝不肯放过他的受虐者，所以不能接受事情有解决的一天。施虐者深信自己是对的，不会良心不安或自责。成为攻击目标的受虐者则始终要保持无可挑剔，不能被抓到任何把柄，否则就会遭到下一波的虐待攻击。

过了很久伊莲才明白，她所经历的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分手过程导致的一连串误会，症结在于皮耶的病态行为，那让她也变得行为反常。由于无从沟通，他们与子女都卷入两败俱伤的漩涡中，需要外力介入才能结束这个过程。

伊莲曾不断自问：“我要为他的态度负什么责任？是因为我的行为，还是因为我这个人？”如今她知道了，皮耶只是重演他童年的遭遇以及在原生家庭经历的模式，而在伊莲自己的童年中，她也总是必须扮演疗伤者的角色，想要摆脱也很困难。当初她就是被皮耶“需要帮助的不快乐男孩”那一面所吸引，原本令她着迷的部分如今却让她吃尽了苦头。

家庭中的精神虐待

出现在家庭里的精神虐待会产生无法打破的相互联系，一代接一代传下去。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病态的精神虐待，它往往让周围人不易察觉，并会带来日益严重的伤害。

有时候，这种虐待躲在“教育的幌子”下。瑞士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谴责传统教育造成的伤害——其宗旨是破坏儿童的意志，以便将他们塑造为驯服、听话的人。儿童面对“成人压倒性的力量和权威，没有开口的余地，甚至被剥夺了知觉”，他们是无力抵抗的。

《国际儿童权利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Child）认为，下列对待儿童的方式有损其心理健康：

·言语暴力

·虐待与贬损的行为方式

·拒绝给予爱与亲情

·不符合年龄的过度或不相称的要求

·相互矛盾或不可能做到的管教指示

家庭暴力绝对不会无害，施虐者会对其想要毁掉的孩子直接施暴，或通过间接的方式，让孩子受到不良后果的影响。

间接暴力

施暴者以间接精神暴力的方式想要摧毁的对象大多是配偶，最后却祸延子女。子女因为在现场，又不愿与被害的父母断绝关系，于是也成了受虐者。孩子被当作“那个人”的孩子而受到攻击。在这场与孩子无关的冲突中，他被召来当目击证人，连带承受所有加诸受虐者的恶意。而受虐者无法对施暴者正面抗议，就会把所有压抑的怒气发泄在子女身上。当父亲或母亲无止境地羞辱另一人，子女别无选择，只能自我隔离。他们不可能建立完整的自我，或是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假使他们无法靠自己找到解决之道，内心就会带着部分伤痛，而这伤痛日后还会重现。

恨意与毁灭的冲动会转移目标。施暴者因控制不了自己的病态行为，便把恨意从他厌恶的配偶转移到子女身上，使孩子成为他施虐的对象。

娜迪亚的父母在离婚前，习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暴力，挑起子女间的对立。家丑在这个家并不是秘密，却总是以阴狠的方式呈现。母亲比谁都清楚，怎样使用恶毒的字眼和迂回的谩骂，她的指桑骂槐在孩子的记忆中留下了有毒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