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以下门人薛侃录
一
【原文】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168],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坚持志向好比心痛,一心在痛上,哪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刚开始学习时这样下工夫是好的,但要明白心的神明原本就是‘进出没有时间,不知它要到哪里’,这样工夫才有着落。如果只死守着志向,恐怕又是下错了工夫。”
二
【原文】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译文】
薛侃问:“专心于涵养的功夫而不关心学问上的讲论,而误把人欲当做天理,怎么办?”
先生说:“人应当知学讲求,求学讲论也只是涵养,不求学讲论只是因为修身养性的志向尚不明确。”
薛侃问:“知学是什么?”
先生说:“且说说你是为何而学?学什么?”
薛侃说:“先生曾教导我们,学就是学‘存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察认知天理,不过就是要使己心无私欲。”
先生说:“如此今后只需要去克制私欲就可以了,何愁天理和人欲不能明辨?”
薛侃说:“只是怕哪是私欲、哪是天理认不真切。”
先生说:“还是志向不真切。志向真切了,眼见耳闻都在理上,哪有认识不清的道理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要借助外界求得。求学讲论也只是体察自己心所见,不必再去心外另找其他理。”
三
【原文】
先生问在座之友:“比来工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
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
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169],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译文】
先生问在座的朋友:“近来功夫进展如何?”
一个朋友说自己内心虚明。
先生说:“这是说表面现象。”
一位朋友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
先生说:“这是说效果。”
两人茫然不解,请教先生。
先生说:“我们现在用功,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心真切,见善就会向往,有错就会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这样一来,私欲日渐消弭,天理日趋显明。如果只沉迷在求光景、说效果上,这样反倒助长了求外的毛病,就不是真正的功夫了。”
四
【原文】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译文】
朋友们在一起看书,经常批评、议论朱熹。
先生说:“如此吹毛求疵,是不对的。我的学说和朱熹时有不同,主要是在学问的入门功夫方面有毫厘千里之别,不能不分辨清楚。然而,我的心和朱熹的未尝不同。如果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五
【原文】
希渊[170]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171]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172],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173]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174],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
希渊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然而伯夷、伊尹与孔子比,才智不同,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原因何在?”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其内心纯然天理而无半点私欲;就像精金之所以精的原因,只是因为成色足而没有混杂。人到纯存天理才是圣人,金到足色才是精金。然而圣人的才智,也有大小之分;就像金的分量有轻重不同一样。尧、舜犹如万镒重的金,文王、孔子犹如九千镒,禹、汤、武王犹如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如四五千镒。他们的才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纯存天理是相同的,都可以称为圣人;就像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十足,都可称为精金。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成色一致,把伯夷、伊尹和唐尧、孔丘放在一块,也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是纯然充斥着天理。成为精金的,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成为圣人的,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智。因此,平常之人只要肯学,使己心纯为天理,同样可成为圣人,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分量的确悬殊,但就其成色而言,则是毫不逊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原因就在这里。求学者学习圣人,不过是要学去除私欲存天理。这就像炼金求成色更足,原料金的成色越足,那么煅烧的工夫就可以省却许多,也更容易成功。成色越低,那么煅烧起来也就愈加费劲。人的天资,清浊混杂,有中等以上与中等以下之分,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其下者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后世之人不知成为圣贤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门去知识与才能上去求取成为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工夫,白白浪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察,从形迹上比拟。知识越广反而私欲会越发滋长,才智越多而天理越被蒙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煅烧自己的金子,以求无逊于别人的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当时徐爱在旁边说:“先生这个比喻足以破除前世儒者支离破碎的说法,对后来的学者大有裨益。”
先生又说:“我们用功,只求一天天减少私欲,不求一天天增长知识。减去一分私欲,便是恢复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单易行!”
六
【原文】
士德[175]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176]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177]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178]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着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179],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180],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181],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译文】
杨骥问:“‘格物’之说,诚如先生所教诲的,简单明白,人人都能理解;朱熹先生聪明绝世,而对格物的阐释反而不准确,为什么呢?”
先生说:“朱子精神气魄宏伟,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著述上苦下工夫。如果他是先切己自修,自然无暇顾及于此。等到他德行高时,果然担心道之不明于世,就像孔子退而专修六经,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也免去了许多考据工夫。朱子早年便看许多书,晚年才后悔把治学的次序做倒了。”
杨骥说:“朱熹晚年之悔,如他所说的‘向来定本之误’,又说‘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说‘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这时候后悔从前的用功方向错了,自此开始切己自修。”
先生答:“是的。这正是世人不及朱熹之处,他意志力强大,一悔悟便自行修正。只可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之前的许多错处都来不及改正了!”
七
【原文】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182],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183]。”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184]。”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185],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186]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187],是甚么心?”
【译文】
薛侃给花圃除草时,顺便问:“天地间为什么善难以培养出来,恶难以去除?”
先生说:“没有所谓的培养也没有所谓的去除。”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样看善恶,都是从表面上来说的,容易出错。”
薛侃不解先生的意思。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生生不息,像花草一样,哪里有善恶的分别?你想赏花,就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你需要用草时,则会认为草是善的。这样善恶区别,都是因为你心中的好恶所引起的,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问:“那么就没有善恶之别了吗?”
先生说:“没有善没有恶是理的宁静,有善有恶是心的异动。心不动,就没有善和恶之分了,这就是至善的境界。”
薛侃问:“佛教也没有善恶的观念,这与先生的主张有何异同?”
先生说:“佛教只在无善无恶上下工夫,其他的一切都不管了,这样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圣人讲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有意为善,不要有意为恶,不为气所动,如果遵循先王之道,达到极致,自然便能依循天理,便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敌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