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人凤

柳和城兄拟将近三十年研究先祖父张元济先生的论文和许多资料评述、掌故介绍等文章结集成书。先祖父一生以编书、印书、著书、访书、藏书为中心，故书名曰《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恰是点到真谛之处。与和城兄的交往，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彼时先父着手主编《张元济年谱》，约请和城兄与陈梦熊兄一同参加，而我则受命以从事资料收集、摘录为主，将收集到的资料抄录以后，送交和城兄，并一起商讨资料的考证和使用，最后由他下笔成文。十多年后，在原来四位合作者中一位去世，一位病魔缠身的情况下，我与和城兄再次合作，把原来的《年谱》扩为《年谱长编》，容量增加一倍有余，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年来，和城兄笔耕不断，除了上述年谱一类大部头书籍之外，又写过为数可观的文章。仅编入《书里书外》的张元济研究文章而言，已经达到了90余篇。从编入本书的文章看到，和城兄为学之道的最基本点是刻苦寻找和努力挖掘可靠史料，言必有据，据必有注，给读者以切实可信的感觉。以此为基础，经过严密的思索和推理，得出最合乎或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结论。《张元济东瀛访书和海外遗珍的流布》就很好体现了这一点。他从多方面的史料中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几卷商务印书馆遗存的老档案里，发现了张元济先生与多位日本汉学家的往来信件，正是这批信件，使得1928年东瀛访书的历史面貌更趋清晰和完整。他的这篇论文，被历史学教授邹振环兄誉为“比专业还专业”。另一篇题为《〈四部丛刊〉未刊书目考略》，也以同样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周密的思维，演绎出了张元济先生1936年前后编辑出版《四部丛刊四编》计划的原貌。他的论文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有望的今天，很快引起目光敏锐的出版公司的注意，最后经过古籍专家李致忠先生首肯，张元济先生这份因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而被迫中断的计划，在80年后终于能成为现实。

和城兄在关注先祖父事业和学术研究这些严肃的课题之外，也关注他的“八小时以外”。《张元济与昆曲》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先祖父业余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爱好：对昆曲剧本的研究、收集和出版，对明清传奇文学特有的喜好，对处于濒临绝响困境中的昆曲给予援手，以及当年观看演出的细节记述等，构成为一篇极具可读性的文章。和城兄还善于发掘和抓住一些往往被人忽略的细节，把它们复原或重现，《张元济题签的“唐调”唱片说明书》就是从唐文治先生吟诵唱片说明书上看到先祖父题的签而引出的一则历史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迁居后路程遥远等困难条件的出现，和城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日复一日在夫人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寻找读者很少问津的一个世纪前的出版物，硬是把清末君主立宪时期商务出版的一批政法书籍翻了出来，从而纠正了某“权威人士”的说法。这正该是我们应向和城兄致以敬意的地方。

今本书行将付梓，嘱为序言，就举几篇文章为例，将这部《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近代中国出版》介绍给读者，愿与读者共享之。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