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张元济序文
《最新历史教科书》封面
不久前,我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借到两册清宣统二年(1910)商务印书馆第12版《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小心翼翼地翻开脆黄的封面,一篇署有“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涉园主人序”的序文赫然在目。啊,这是张菊老的一篇佚文!其中许多内容值得介绍。
张先生写道:“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那时,进化论是先进知识分子普遍使用的思想武器,张先生也不例外。鉴古——进于文明;观人——自知其不足;目的——求自存。这里,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概括得多么清晰而又深刻!字里行间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也反映了作者顺应时代潮流进步的开放意识。抵御外侮,反抗侵略,同时又学习、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构成了张菊老思想的两个基本点。《序》是一个例证。中国的正史,从来就是帝王家族盛衰存亡的记录。而张先生要求蒙童读史,“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文化心理构架的一次突破。
张元济少年时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可惜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序》却写出了他儿童时代读十三经、学八股文的情景,以及读史籍的感受,实在难得。他对读经一类深恶痛绝,说:“吾犹忆十三四岁时,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视世间事相去不知几千万里。”这是他戊戌时代维新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张元济反对儿童读经,还有两个资料可以佐证。第一,1904年初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每周读经12小时。正在编纂小学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里,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总经理夏瑞芳主张据此编写,张元济与高梦旦、蒋维乔等坚决反对,认为“新订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蒋维乔《鹪居日记》)在张先生等的坚持下,商务编的教科书不睬读经那一套。第二,1949年张元济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人讲到读经,他当即反对,说:“此难施诸大众,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专科,听人研究。”(张元济《赴会日记》)看,他50年始终如一。反对读经,实质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及其愚民教育。
《最新历史教科书》书影
张元济在《序》中叙述了少年时读《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二十四史》等史籍的感受,认为那些书不宜于教科,必须新编适合儿童特点的启蒙教材。这部《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正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编定的,“条理秩然,颇与童年脑力相合”。此书初版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8月),版权页上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全书上下两册,共八卷,每卷数十节或百余节不等,每节二三百字。起自太古“三皇制作”,止于清“两宫回銮”,上下五千年,叙事件,讲人物,基本上是故事。其体例兼编年与纪传之长,这在当时可谓一种大胆的创新。短短7年,行销12版,可见影响之广。卷七“国朝”篇,有“林则徐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三节,叙鸦片战争概况颇详。对历次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数字,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在小学教科书中披露这些内容,可见编者的胆识和忧国忧民之情。卷末“戊戌变政”一节尤值得一读:
光绪二十四年,皇上忧国事之日非,锐意振兴。除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为四品卿,使参预新政。继又命康有为督办官报。此外名士多不此擢用。夏秋数月间,革新之诏数十下。废八股,改文武科举章程,使归实用;诏海内士民上书,广开言路;诏京师及各省府厅州县,遍立学堂,学者以次递升,予以出身,以奖励实学;废天下不入祀典之庵庙寺观,尽改学堂;工商能出新制者,得褒奖专利;裁汰诸冗员,又裁减无用之兵。士民条陈新政者日数十折,报馆学堂学会亦次第兴办。
这恐怕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戊戌维新的首次记载吧。在党锢未开之时,能有如此精辟评述,我真怀疑它出自张菊老之手笔。
(原载《出版史料》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