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1)

8月27日。炎热的夏天，从奥斯陆经过斯德哥尔摩到达莫斯科。

我的朋友克斯特亚·波加特叶夫到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接我，他是我三年前第一次到苏联旅行时在列宁格勒认识的。这是一次友好的再见。当时我们就一见如故。

波加特叶夫就像许多东欧人那样，比如提波尔·戴瑞，说一口熟练的、老式的德语。我的俄语值得抱怨，只会几百个单词和基本语法，刚够同饭店的服务生交涉。

因此，我只能依赖克斯特亚。我了解到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彼特·波加特叶夫。彼特与罗曼·雅各布森[63]一同去了布拉格，1933年德国人来了，他们又回到莫斯科。在“大清洗”中彼特被逐出大学，直到斯大林死后才被平反。所以我的朋友克斯特亚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学者家庭中长大的。克斯特亚从他住了两年的古拉格回到家后，翻译了他所崇拜的里尔克的诗。他把书保存在玻璃柜中。1965年，克斯特亚参加了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德国诗歌晚会。在那里他也读了几首我的诗，或许是从路易斯·金斯伯格[64]的译本中选的。路易斯曾计划将我的整本诗集翻译成俄文并出版，但至今仅仅只有几首在《外国文学》或《新世界》上发表过。当时《新世界》大概是托瓦德斯基主持着。

这一次我被安排在北京饭店，而且是在这栋斯大林时期建造的摩天大楼的顶层。已经显得有些破旧的酒店显然是给政府和党的客人准备的。我被领到一间高级套房。套房中有一个超级大的厅，类似一个体育馆，厅内除了一架走音的三角钢琴，没有放置其他东西。厅内还有一个卧室和一个有着巨大的、少了浴缸排水塞子的铸铁浴缸的浴室。

我想要一份作家协会对我的这意想不到的高级待遇的解释。作协设在阿尔巴特区的帕瓦斯卡亚街。这栋新古典主义皇宫的周围是一个私家花园，看上去好像曾经有贵族家庭居住过。（像我这样一无所知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曾经属于《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族，而每个有文化的俄国人都知道这事。其实我只需仔细观察花园的纪念碑，在那上面安坐着托尔斯泰，就应该可以明白。从1934年起苏联作家协会的主席继承了这份遗产。）

西方人无法想象这个协会具有的政治意义、权力和财富。成为会员对作家来说关乎着生存问题，而被开除就意味着在社会中的灭亡。这个协会同时也是审查机构、旅行社、财务科和社会局，负责签发休假和国外旅行的证明。作为作家，如果你需要一张火车票、一张飞机票或一个冰箱，要住疗养院或医院，你都要向协会提出申请。协会下属，还有一个所谓的“文学基金会”，它掌握着公寓和别墅的管理、维修和分配。

这天下午，他们把我约在去这个地方见面。一栋很特殊的房子！一方面有敲打官僚主义的打字机的响声，另一方面有充斥着水晶和沉重的天鹅绒的沙龙。在一个大厅中甚至还有一个《米洛的维纳斯》石膏雕塑。

在高尔基和善的目光下，主人用干邑白兰地招待客人。作家协会的外事部门领导人——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带了一位德国文学专家和几个随员。有这规格我只能解释为是因为三年前那次纯属巧合——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误会的我曾作为赫鲁晓夫的夏宫的客人。然而，有一些证据反驳了这种猜想。因为那位当时在加格拉接待我们的领导人，在一年多前就被推翻了。他的继任者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65]，不能说他对文学的兴趣会更高些。这对写作行业当然是有影响的。1964年，约瑟夫·布罗茨基[66]以“寄生虫”的罪名在列宁格勒被捕，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因为此案发酵成了国际丑闻，不久前他才刚被释放出来。而他不是唯一的一位。安德烈·阿马尔里克[67]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他因为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在国外发表评论文章而遭遇灾难。一所莫斯科的法院以斯大林式的公开审判方式，宣布判处他七年强化性劳教。这个替罪羊正好是犹太人，绝不是巧合。这让我想起50年代初，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发动的反“无根的世界主义”的运动，以及在他去世前发动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68]。许多苏联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受了与朱加什维利[69]的最后几年同样的遭遇。一些人，比如萨哈罗夫[70]或是帕乌斯托夫斯基[71]，他们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署名公开信。持不同政见的情况很快在苏联蔓延。关于这些情况，在作家协会的房子里，人们只字不提。

后来我才得知，在这个地方有针对每个国家和每种语言的专家，他们为国外的多产作家建立档案，并阅读他们发表的每一本书。而且，档案中记录的不仅是他们的书，还有他们的政治言论。建立他们的履历，并且不断更新，甚至报纸剪辑和评论都在文件袋中。也许我也被归在某个精心区分的类别里，并被决定着命运。与“反苏”和“反动”划在一起的，还有“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而他们会被特别招待，远胜过那些作品发行量大、稿酬很高的外国同志，因为这些人只被看作是有利用价值的蠢货。这一切都体现着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而我却认为这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

我不仅被确认受邀参加即将在巴库举行的“和平大会”，他们还建议我做一个全苏联的旅行，“以便我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而且不是以通常的“代表团”的形式，不是，我可以与一名翻译单独旅行。这种特权大多数客人是不可能得到的。我立刻提到了克斯特亚，我绝对不会忘记这样一位有着优秀德文知识的人。简短的商讨后，这个建议被接受，一个旅游计划也设计好了，这个计划将给我几乎一个月的时间，让我可以到苏联的内地去。

沙皇的官员有13个等级，这是我从俄国的小说中读到过的。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一点上现在并没有多少改变。一位上了年纪而身材不高的人——可能是四级或五级干部，对我招招手，把我叫到一边，给了我一个很厚的、装着卢布的信封。这钱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使他大吃一惊。您是我们的客人，他说。谁被邀请了，他总不能靠吞空气过活吧？我的反对意见被甩到一边。“您就把这个简单地看作是预付给您的您今后发表作品的稿费吧。”

在隔壁的作家俱乐部，这天晚上的餐饮很丰富，银质的碗中甚至还有闪光的鲟鱼鱼子酱。这栋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位银行家或贸易商在革命成功后被没收的别墅。只有俱乐部成员和他们的客人才可以进入。我又见到几个曾在列宁格勒碰到过的人。其中有那位德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路易斯·金斯伯格。他摘引帕斯捷尔纳克[72]的名句说道：“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些宣扬道德的人都是罪犯。”也许他是指某些人，他们的书无人问津，但他们有一个好房子、一个司机以及一栋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房子。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在这个城市中缺少些什么东西。我突然意识到，缺少的是霓虹灯、公司招牌和品牌名字。将因缺少它们而产生的快感取而代之的，是我对它们的想念，这正说明一个迹象，那就是有关商品的场景在我们的意识中会发生反应。尽管在莫斯科等地区，汽车的销售量在最近的三年翻了三倍。这是不是瓦尔特·乌布利希所说的，他保证，他们会超过西方，而不只是赶上西方呢？

坐落在红场的著名的GUM，也就是国立百货商场，建造于1893年，当时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场。老布尔什维克不喜欢它，在革命后它被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去世后，要感谢赫鲁晓夫使它又复苏了。它迷宫般的楼梯间、走道、玻璃穹顶、桥墩、桥和画廊，让人想起皮拉内西[73]的卡西里。有时那里会出售人们在其他商店根本找不到的东西。因此，全国的人都会出现在GUM的过道上，没有人会抱怨要在柜台前排长队等待。

此外，对商品的膜拜如同国家权力的存在，绝对不会灭亡。相反，西方的商品在这儿是地位的象征。在简单的生活用品大量短缺的时期，不平等在加剧。一位莫斯科的熟人专门收集德国邮购商家“耐克曼”和“源泉”的目录，并出租给别人。他们还有布尔达出版社的服装剪裁图，并借给个体女裁缝。能去国外旅游的人，自然是有特权的。因此有人会给他购物单，请他带回期望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维持生命必需的药品，也可能是时尚的饰品或是特别的玩具。这份责任会让没有外汇的旅游者感到烦恼，由此他也会请求邀请自己出国的人提供帮助。

在莫斯科的火车站我们可以看到100个民族。列宁格勒人、雅罗斯拉夫人、喀山人、白俄罗斯人、基辅人、库尔斯克人成群结队。等候大厅总让人想起战争时期。旅客们自带食品，在地上睡觉。他们有无穷无尽的时间。谁要是没办法到这个国家的各地看看的话，只需在火车站走一圈，就可以领略各地的语言和民族服装。

8月29日。飞往巴库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和平大会”。早晨七点。克斯特亚、路易斯·金斯伯格、小说家瓦西里·阿克赛诺夫[74]和几个我认识的人，都已经到达机场等候大厅的一个桌子旁边。所有的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没有人谈论《消息报》上的消息。确定意识形态是早餐时的忌讳。取而代之的是客人们携带的伏特加酒瓶。他们用茶杯喝酒。100毫升是最小的量。我的酒量不行，这在这个社会中意味着没面子。

金斯伯格开始骂中国人。我知道这在苏联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突然与他们的权威一致了，而几年前这样做是会被关起来并送去劳改营的。原因不只是近年来发生在阿穆尔河[75]和乌苏里江边境的激烈冲突。

与我同行的路易斯和克斯特亚说，你们在西方的人应该感谢我们，因为是我们俄罗斯保护了你们。那么朱加什维利呢？我问。这样的问题会引起不安，即使是对那些在大清洗中受到打击的人，至少是红军打退了德国。有一个人私下跟我说，美国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越南，那是因为，不然的话共产党最终将征服全世界。在这样一个早晨，当伏特加在身体中流淌时，阵线会分明起来。

巴库到处是鲜花、旗子，以及欢呼世界和平胜利的横幅。酒店和会议大楼，都是丑陋难看的水泥建筑。亚洲和非洲的代表团正在庆祝再次见面，显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就认识。

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也出现在大厅。他是这次大会的明星。摄影师们都围着他。在苏联他的出现就好比是在美国好莱坞的明星出场。我很惊讶他马上就记起来我们几年前在列宁格勒见过面，更没有忘记那个非官方节目的摇滚之夜。

在某些报纸上，有人把我与他做比较，这是我的不幸。从他的角度看，似乎也有同感。这是“愤怒的青年”的翻版。像他这种现象只有在苏联才可以想象。人们只需仔细听他用朗诵者般滚动的声音作报告。这并不是他的发明，这是习俗，至少从马雅可夫斯基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还有就是他代表的角色，似乎他代表着数以百计失语的人。自然他引起了对手的嫉妒，他们怀疑他并说他玩的是政府的游戏，他是他们雇佣的写手。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能荣幸地看到自己的诗出现在《真理报》的头条，并像加加林[76]那样被赞誉。另外，他也曾写过文章并发表，文章中他说“别让他出来！守住他的墓，不许他复活！”或类似的话，指的是斯大林，大家都明白。

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几百名作家：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其中有很多同志。中国人显然没有被邀请，或者是他们拒绝参加。东德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克劳[77]的作家前来开会。这不是舒服的差事。来自日本的是安部公房，他的名作是《砂女》。他的脸庞不大，很礼貌认真地坐在那里听叶夫根尼讲述他的经历，还犹豫着要不要脱下外套。叶夫根尼告诉我们，他一直想要在大型体育馆里朗诵。在这个夏天，他终于成功了。他抗衡着台下的声音为150000名观众朗诵了他的诗，这声音被当作鼓掌。他被“冷场”了。这使他很失望，因为这意味着告别他的青春。为他尖叫欢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观众并不生他的气。

他列举了一些与他有关的人和部门：作家协会主席、党委秘书、审查机构、编辑部和决定纸张数量的部门。他抱怨他的最后一本书印量只有20万册。“他们压制我，因为这本书的预订数已经有38万！”然后他又指出，在俄国的诗人中有一种虚假的团结：谁要是敢批评别人，就会被看作是背叛。教条主义不仅麻痹他们的敌人，而且还感染了他们自身。

他不知疲倦地继续讲关于一个100岁农民的故事。当有人问农民关于平等问题的看法时，农民回答：你必须自己用计谋去争取，否则你会被处死，这对你是不公平的。但你也不能用太多的计谋，否则你只是自以为是却又意识不到，因为你的计谋永远是不够的。农民还说，为公平而战是公平的。这是否是叶甫图申科编造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