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汉语汉字的产生及其神圣化(4)

自清朝被推翻以来，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历届政府都致力于以简化为目标的汉字改革（苏培成，2001）[10]。早在1909年，教育家陆费逵就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认为俗体字的好处有三：易学易记，应用广泛，省时省力。1920年起，语言学家钱玄同发表论文《简省汉字笔画底提议》《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等，提出简化汉字的8种方法。1928年开始，系统整理简体字的著作接连出版，有胡怀琛《简易字说》、杜定友《简字标准字表》、钱玄同《简体字谱》、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国音常用字汇》等。

1935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要求自1936年起，凡新编小学课本、短期小学课本、民众学校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一律使用简体字，受到文化教育界普遍欢迎。但由于国民党上层的保守派极力反对，于1936年2月宣布“暂缓推行”。但在8年抗战和3年内战时期，解放区普遍采用简体字，称为“解放字”，并逐渐通用于全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正式确定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包括“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其中汉字简化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推进”。

汉字简化的目的是便于日常使用，其对象是常用汉字，因此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并没有将所有汉字都做简化，弄成一个与“繁体字系统”相对的“简体字系统”。因而汉字简化实质上是又一次以简化为导向的针对异体字的统一。选定的简体字，大多是古已有之。

据苏培成（2001）[11]的总结，现行简体字的来源主要有4个：

①古字，如：云/雲、从/從、电/電、胡/鬍等。

这一组简体字是对应的繁体字在古籍中的最古写法，后来才改为繁体字的字形，称为“今字”。既然有“古字”和“今字”两种写法，汉字简化时就选定笔画较少的“古字”作为标准汉字。

②俗字，如：体/體、声/聲、爱/愛、笔/筆等。

这一组简体字是古代民间已采用的“俗体字”（又叫“俗字”），曾与封建朝廷认可的“正体字”（又叫“正字”）并用。汉字简化时就选定笔画较少的“俗字”作为标准汉字。

③草书楷化字，如：书/書、为/為爲、专/專、长/長等。

这一组简体字是在流传下来的古代书法名家的草书字帖中早已简化的。汉字简化时，就将草体的字形加以楷化，作为标准汉字。

④新字，如：拥/擁、护/護、灭/滅、丛/叢等。

这一部分简体字是汉字简化时新创的，但创制时所遵循的仍然是古人的“六书”原理。如“拥”“护”“丛”是形声字，“灭”是会意字。

据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个“规范汉字”所包含的，一部分就是由中国政府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体字，另一部分则是历代传承下来的那些不存在繁简问题的汉字。至于繁体字，作为“非通用文字”，也并没有废除，依法仍然可以用于特定的场合。

目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华文教育国家标准也采用与中国政府相同的标准。联合国文件的中文文本曾经同时发行繁简两种汉字文本，但2008年以后，只保留简体文本。

另一方面，国民党退据台湾以后，蒋介石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倡简体字。但当大陆全面推行简体字以后，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共产党破坏中国文化的阴谋”，于是中止了汉字改革的进程，坚持使用繁体字（周有光，1997）[12]。同时，香港和澳门以及海外华人社会也坚持使用繁体字。这样，在共时平面上，就形成了汉字的繁简两种变体，并已持续60多年。由于这两种变体通行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就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上的附加意义，形成了“僵持”之势。

在现代汉字简化的大约100年历史中，始终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其理由也是千奇百怪，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其中有一条理由是简体字破坏了原有的构字理据。对此，古文字学家容庚曾在其1936年印行的《简体字典》自序中予以驳斥：“吾国字体变迁亦数矣：由古文而小篆，而隶，而楷，而行草。象形指事之文已嬗变为符号，龟与鱼同头，鸟与马同足，阜邑之偏旁同作阝，肉舟之偏旁同作月。吾人认字，岂复有推求其如何象形如何指事者哉。”[13]

1.2 汉语汉字神圣化的基础

语言文字的神圣化现象，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它出自人们对语言文字的感性认识，是以语言文字的神秘性、识别性、古老性等为基础的。

1.2.1 语言文字的神秘性

所谓“神秘性”，是指语言文字似乎无所不能然而又令人难以理解其力量来源的特性。

1）汉语的神秘性

语言的作用是神奇的，这一点是每个人自出生以来就能感同身受的。婴儿出生以后，先以简单的啼哭声表达自己的感受，不久就开始牙牙学语。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学习语言，当然更不知道自己正在学习哪种语言，但他们明白语言这个东西十分有用，不管自己有什么欲望，都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因而，语言的神秘性实际上是人们对语言最初的感性认知。语言的神秘性使人们以为可以用来与上苍对话，可以呼风唤雨。中外语言中类似“天哪”“My Dod”之类用语，就是这种与上苍对话功能的痕迹。

另一方面，语言这种十分有用的工具又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自发地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来的，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演化的。这与人们有意识地创造某种工具的过程截然不同。因此，语言的产生过程并没有被人类留在记忆中，也就不为后人所知，因而就具有了神秘性。

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试图解释和驾驭与自身有关的一切事物时，便开始通过创世神话展开思考和解释。在对人类自身来历的想象中，先民们也对语言的来历做出了最初的推测。相比古代中国人而言，古代欧洲人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似乎特别感兴趣。例如，基督教提出“上帝造人”说，认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并在创造人类的同时教会了人类语言，即“亚当语”。当然，上帝自己是怎么来的，上帝的语言又是怎么产生或学会的，还是解释不了。《圣经》中还进一步解释了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原因，认为是大洪水过去之后，人类试图在巴比伦建造一座名为“巴别塔”的通天塔，打算上天扬名，结果被上帝搅乱了语言，从此无法沟通，造塔不成，便流散各地（《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

当时人们还热衷于论证当今世界现实中的哪一种语言就是最早的亚当语的遗存。例如14世纪初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认为，希伯来语是人类建造通天塔时使用的语言。随着欧洲传统语言学挣脱神学的束缚，人们对语言起源的研究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化、科学化，先后提出了“感叹说”“歌唱说”“劳动说”等，虽然至今尚未有定论，但至少褪去了语言的神秘性。

不过，古代中国人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似乎兴趣不大。例如，在“女娲造人”的神话中，只是说女娲用黄泥仿照自己的样子抟土造人，但是这些“泥人”是如何学会语言的却并没有提及，似乎人类天生就会说话的。这也使得语言始终保持着它的神秘性。

2）汉字的神秘性

文字的作用也是神奇的，甚至可能比语言还神奇，因为它能突破语言的时空局限，把人们想要表达的信息传于异地、留于异时。

由于他源文字的产生年代一般比较晚近，后人往往可以明确地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而设计了那套文字，因而一般不存在任何神秘性。

自源文字则不同，它也像语言一样，是某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来的。它从单个的符号，发展到不同符号的连用，逐渐与语言对应起来，最终在某个发展节点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使原先的非文字符号突变为文字系统，并使这个文字系统从不够成熟走向完全成熟。因此，文字的产生过程也没有被该民族留在记忆中，也就不为后人所知，因而就具有了神秘性。

古代中国人虽然对语言的来历兴趣不大，却对文字的来历特别感兴趣。《易经》曾提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系辞传·下·二》），但没有指出这个圣人是谁。而流传至今最著名的“仓颉造字”说则有了具体的人名。根据现有文献，“仓颉造字”说自战国时期开始流行，在汉代基本成形。从其内容来看，则可分学术版和神话版两种。

学术版的“仓颉造字”说产生较早，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不过仅有一些片言只语，主要是提到仓颉如何造字并使之流传下来，并未将仓颉其人加以神圣化。如“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直到东汉，才由文字学家许慎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ang）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解字·序》）这段叙述主要表明了这样几点：

①汉字产生的年代很明确，即黄帝时代（距东汉约3000年，距今约5000年）；

②汉字的创造者是黄帝的史官，名叫“仓颉”；

③仓颉造字的目的很明确，他是为了“乂百工”“察万品”，对社会的各行各业进行分类和管理；

④仓颉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一开始就知道如何造字，即他是从鸟兽足迹的差异中得到启发而造字，造字的顺序是先象形、后形声；

⑤仓颉造的不是零星的字，而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汉字系统，足以供全社会使用。

从现代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造字过程显然不符合自源文字的产生规律，倒是接近他源文字了。不过，许慎毕竟是一个理论素养极高的文字学家，这个解释虽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他说话还是比较理性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仓颉无疑是绝顶聪明的，但也并不那么神秘。

神话版的“仓颉造字”说则产生较晚，最早见于西汉初年刘安所撰《淮南子》：“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本经训》），“史皇产而能书”（《修务训》）。于是，汉字的诞生第一次成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神秘事件，而且仓颉是一出生就会写字的。由此可见，仓颉的神圣化，是晚至汉代才开始的。

东汉初年，已经有人对“天雨粟，鬼夜哭”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如无神论思想家王充问道：“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何非何恶，而致雨粟、鬼哭之怪？”（《论衡·感虚篇》）也就是说，文字的产生是顺应天地之举，也不违背鬼神的旨意，它并没有做错什么，怎么会导致“雨粟”“鬼哭”这样的怪事呢。

不过，东汉一代正处于谶纬迷信思想发展的高峰期，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对此还是深信不疑的。因而东汉末高诱解释道：“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文所劾，故夜哭也。”（《淮南子注》）在高诱看来，文字的产生会导致人们不再务实，以至于放弃农耕而追求舞文弄墨的好处；老天爷知道人们将因此而饿死，所以好心地为他们“雨粟”；鬼神则担心人们用文字跟他们打官司，所以害怕地“夜哭”。这样的解释自然荒诞不经，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文字“弊端”的思考，一方面是农本思想削弱，可能引起饥荒，另一方面是文字被用于罗织罪名，陷害他人。

东汉末年的纬书《春秋元命苞》则将神话版总结为：“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这样一来，仓颉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个神了。

从此以后，汉字的创造者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历经千百年而难以褪去，“仓颉造字”说也被弄得真真假假而真假难辨。

有学者通过分析“仓颉造字”说，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字崇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文字崇拜，表现出‘文字神来’思想；后期文字崇拜，表现出‘文字圣创神助’思想”（张应斌，19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