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汉语汉字的产生及其神圣化(1)
语言文字是人类赖以交际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对语言文字的认知，如同对大千世界的认知一样，会采用两种认知方式，一种是感性的，另一种是理性的。感性的认知，可能引发对语言文字的宗教式的狂热，从而将它们神圣化；理性的认知，则能洞悉语言文字的本质，从而更好地加以运用。
1.1 汉语和汉字的形成和产生
1.1.1 汉语的形成
1）语言的本质及其形成
根据一般的定义，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根据人类与语言起源的相关研究，可推断大约在距今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的心智成熟，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即有声分节语言）最终形成，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正是有声分节语言的成熟，使原始人类真正摆脱了动物性而进化为现代人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人性”，就是“语言性”。现代以来，曾有科学家通过各种实验来检验人类的近亲黑猩猩能否掌握语言，但其结果都是否定的。这就说明，语言确实是人类独有的一项工具。
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与其他任何一种工具不同的是，它不是人们的“身外之物”，而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机能。生成语言学认为，每个人先天拥有一种“心智器官”，即“语言习得机制”（Langyage Acqyisition Device），内含一套“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为学会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提供了先决条件。认知语言学则认为，独立的“语言习得机制”并不存在，语言学习能力是人类先天拥有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两种观点虽然不同，但均不否认人类语言学习能力的先天性。而人类与语言这种相伴而生的关系，不仅从语言的起源来看是这样，就人类每个个体出生以后的语言习得过程来看也是这样。
人类的语言自产生以来，随着现代人类反复向世界各地迁徙的脚步，语言也被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又随着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分化为不同的人种以及不同的民族，语言也不断发生分化。分化后的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之间又可能在杂居环境中发生融合而形成新的民族，于是相应地产生新的语言。因此，目前全世界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形成方式，不外乎分化和融合这两种基本方式。
2）汉语的形成过程
上文提到，一种语言的形成，可以采用分化和融合两种方式，这与民族的分化和融合密切相关。由于民族的分化，原有的一种语言可能分化为不同的语言；由于民族的融合，原有的几种不同语言可能融合为同一种语言。而汉语的形成，则是主要采用了融合的方式，这与汉民族的形成方式有着紧密的关联。
（1）华夏族——汉民族的前身
汉民族的前身一般称为“华夏族”。华夏族指的是炎黄时代以来，由分布在东亚大陆的氐羌系、胡狄系和夷越系等三大族系各自的分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结成的结构松散的部落大联盟。三大族系与这个大联盟的关系，可以比之以三原色，即红、黄、蓝代表三原色，而三者重叠部分的黑色就是这个大联盟所在的区域。在这块黑色的周边，则分别有红黄相交的橙色，黄蓝相交的绿色，以及红蓝相交的紫色。其余部分，则是保持本色而未曾加入的红、黄、蓝三色。当然，这只是从静态的共时平面来看的。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按照传说中炎黄时代以前三大族系之间的代表人物和相对地理位置来判断，可以发现夷越系偏东，氐羌系偏西，胡狄系则偏北。最早开发、定居中原的可能是出自氐羌系的以炎帝族为核心的炎帝部落联盟。相传炎帝发明了农业，所以号称“神农氏”。但是东边夷越系中以少昊氏为核心的东夷联盟中的蚩尤族向东发展，炎帝联盟中的共工族首当其冲，双方发生第一次中原大战（即“涿鹿之战”），结果是共工族失败，失去了所有土地。为了夺回土地，炎帝联盟北上邀请胡狄系的一个分支黄帝族相助。黄帝族是一个坐着马车“迁徙无常处”的游牧民族，故而号称“轩辕氏”。黄帝族加入炎黄联盟之后，与蚩尤族展开第二次中原大战（即“冀州之战”），结果是蚩尤被杀，族人被赶出中原而南逃。黄帝乘胜收服东夷联盟，与之结成黄夷联盟。而此时炎帝联盟开始解体，其成员纷纷投归黄帝联盟。炎帝族心有不甘，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便与黄帝族进行了第三次中原大战（即“阪泉之战”），结果是黄帝族大胜。随后黄帝族又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首次成为由三大族系的成员共同建立的华夏大联盟的盟主。
黄帝族的入主中原开启了五帝时代（据司马迁说，“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其后的夏商周三代，也开始了来自三大族系的成员在中原地区持续不断的融合进程，使加入华夏族的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血状态。其中，作为最后一次中原大战所产生的直接效应，黄帝族和炎帝族在中原地区的融合程度较高。双方的融合成为华夏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而今人既可以说是“黄帝子孙”，也可以说是“炎黄子孙”。从炎帝的结果来看，他先是与黄帝结成共同抗击异族的友军，然后与之反目成仇，最后却又被迫与之融为一家，颇有点“戏剧性”。这似乎有些类似后世的宋朝，先是北宋联合女真人抗击契丹人，随后反被女真人推翻，后是南宋联合蒙古人反击女真人，随后反被蒙古人消灭，最后的结果却是，汉民族与这些外来民族要么是融为一族，要么是同时成为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而蚩尤族被打败之后，被挤压到中原地区以南的江淮流域，成为三苗族。三苗族虽然在五帝时代的前期（即黄帝和颛顼时期）勉强臣服于华夏族，但在五帝时代中后期到夏初（即尧、舜、禹时期），又屡次试图“北定中原”，夺回祖先的土地，但每次都遭遇华夏族的无情镇压。直到被夏禹彻底打败，三苗族从此一蹶不振，不再有能力回到中原，只能向南发展，并形成南蛮部落联盟，因而未能跟上华夏族的融合进程。这也是今日的苗族只认自己是“蚩尤子孙”的原因。直到大约1300年以后的东周时期，作为南蛮后裔的楚、吴、越三国相继兴起，才又开始北上“争霸”，“问鼎中原”。
另一方面，东夷联盟虽已加入华夏联盟，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在东部沿海一带，当时并不在中原的范围之内，黄帝族也未进入东夷定居，双方形成长期的“夷夏东西”之势，所以整体上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在五帝时代，东夷的文明发展程度仍然高于中原的华夏族，因而东夷联盟中较为强大的分支也能在不同时期取得盟主地位，即五帝中的颛顼族、帝喾族和虞舜族。但由于每个时期的统治中心并不固定，夷夏双方仍然是各安所居，所以混杂程度并不高。
大约在虞舜末期，黄河、长江下游的一场大洪水和海水倒灌的自然灾害几乎摧毁了高度发达的东夷文明，使东夷联盟从此一蹶不振。而此时内地的夏部落强大起来，建立了夏朝，使联盟统治权重新回到中原地区的民族手中。夏朝凭借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经过400多年的发展，首次使中原的文明发展程度在东亚地区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此后，“夏”这个名称也从最初的部落称谓和王朝国号，逐步演变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族的统称，并引申出“伟大”之义，即“夏，中国之人也”（《说文解字》），“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方言》）。以至于此后历代不管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往往都会以“华夏”自居，以示自己才是“正宗的中国人”。
而东夷则与中原华夏族之间形成了东西对峙之势，政治上时而依附，时而反叛，文化上也渐行渐远，越来越落后于华夏族，致使“夷”这个族群名称引申出“文化落后”之义。正是从夏代开始，才有了所谓“夷夏之辨”。后来中原华夏民族还在称呼周边落后民族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中，单单挑出“夷”字作为他们的统称，即“四夷”。在夏代的东夷中，只有其中的一支商族，由于离开东夷单独发展，终于强盛起来，并联合东夷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延续500多年的商朝，重又在华夏族中加入了夷越系的成分。但商人入主中原后，同样是以“华夏”自居，歧视东夷。而东夷的主体部分则是迟至周代才开始被动地融入华夏族的。
由此看来，华夏族实际上是一个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主导的多民族联合体，尚未形成同一个民族。而某个民族一旦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华夏族的融合进程，成为华夏族的新成员。
同时，华夏联盟内部各成员的关系也从松散一步步走向紧密，所以这种民族融合的程度也是不断加深的。从黄帝首次建立华夏联盟开始，到周代汉民族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至少2000年的漫长时光。
以夏代为例，即“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也就是说，由夏人主导的夏朝（部落联盟）可以包含“万国”，而由商人主导的商朝（部落联盟）虽比夏朝的疆域更大，所包含的“邦国”却已大大减少到“三千余国”。这说明，夏朝建立后，经过400多年的夏人地域大扩张以及其他大小部落之间的相互兼并，直到夏末商初，部落的数量才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不过，商初的“三千余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尽管华夏族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统一，但当时的联盟仍然相当松散。若再以从夏到商400多年中从“万”到“三千”的变化速度来推算，早于夏代约1000年的黄帝所开创的那个联盟之松散程度当可想而知。
（2）华夏语——汉语的前身
华夏族的语言就是“华夏语”。既然华夏族是一个多民族联合体，那么华夏语应该具有族际通用语的性质，绝不可能是各民族共同的母语。不过华夏语的面貌究竟如何，今人已经难以完整地看清楚了，而且是越早越看不清楚。因而我们只能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反映当时人物的族系来源、活动地域、重大事件等一些传说材料，并参照当今中国境内外相关民族的语言文化资料，来进行相对合理的推测。
既然三大族系来源不同，其语言自然各不相同。而不同民族的长期融合，必然导致其语言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华夏语必然是一种混合性的语言。根据李葆嘉（2003）提出的“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1]，华夏语是一种由原始氐羌语（汉藏语系）、原始夷越语（南岛语系）、原始胡狄语（阿尔泰语系）交融而成的混合语言。而这种交融，至少从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并一直进行到周代而凝固为汉语。
具体而言，炎黄的融合意味着黄帝时代的华夏语是一种由原始氐羌语（汉藏语系）和原始胡狄语（阿尔泰语系）交融而成的混合语言。根据黄帝族和炎帝族各自的文明发展程度和人口数量来看，黄帝族作为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尽管军事上强大，但是文明程度较低，人口也相对较少，而炎帝族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文明程度较高，人口也较多，因此黄帝族接受炎帝族语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也是后世“五胡乱华”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会自动接受汉语的共同规律。那么，黄帝时代华夏语的面貌，应该是以氐羌语为基础而掺入了胡狄语的某些成分。
黄帝之后的其余四帝中，先是连续由来自东夷联盟的颛顼族和帝喾族执政，之后政权回到来自黄帝联盟的唐尧族，最后又回到东夷联盟的虞舜族。其中虞舜族是帝喾族的一支后裔。这些部落都以执政的方式参与了华夏族的融合。此外也有一些来自东夷联盟的部落曾先后参与了华夏联盟的执政，如皋陶族、伯益族等。由于当时东夷的文明程度较高，因此可以推想原始夷越语对当时的华夏语施加了较多的影响，使之成为与三种语系有关的混合语言，但仍以氐羌语为基础。
不过，这些较早参与华夏族融合进程的东夷部落，由于参与时间较短，融合程度较低，一旦失去执政地位，往往会由于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而出现“逆融合”的现象，即他们的一些分支会离开中原地区独自发展，并没有跟上中原地区夏商两代长达1000年的融合进程。
例如，颛顼族的一支后裔后来成为祝融族，祝融族的一支芈姓后裔在商周之际南迁江汉流域，与当地南蛮融合而形成楚族，并建立了以楚族为核心的荆楚联盟，即楚国。这就是楚国王族屈原自称“帝高阳（颛顼）之苗裔”的由来。因此，虽然楚国的先祖曾担任过华夏族的盟主，但其苗裔却与华夏族渐行渐远。因此，当周代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开始形成时，楚人仍然是被中原之人看不起的南蛮。直到东周以来楚国崛起，才重新抬出颛顼的名号，以示自己也是华夏之一员，有权参与中原事务，并以军事实力成为“五霸”之一，加快了自身重新华夏化的进程。
又如，皋陶族的后裔南迁到江淮之间的今安徽一带，形成强大的淮夷联盟，直到周初周公东征时被基本打垮，才被动地融入华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