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战争中的日本人

由于文化的差异，日本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与美国人截然不同。比如，日本人不喜欢遵守西方人指定的一系列战争法则，尤其是对《日内瓦公约》这种尊重战俘权利的法则更是深恶痛绝；还有，日本人在对待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问题上也相当特别，他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大因素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精神必将战胜物质”。诸如此类，等等。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些是西欧各国共有的，虽然各有特点。例如：号召军队全力以赴，战斗到底的动员方式；局部失利时，如何鼓励士气，让士兵们坚定必胜的信心；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的稳定比率；对战俘制定的行动规则等。在西欧各国的战争中，上述情况大致可以预料，而且西欧各国又同属于一个文化体系，战争也在它们共同的文化体系之内。

通过日本人在战争惯例上表现的差异，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人生责任的看法与态度。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对他们的文化行为做系统性研究，至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信条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不在考虑范围内。他们每个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这往往与他们的性格相关。我们需要解答有关他们性格的一些问题。

日本人为战争“正义性”做辩护时，提出的一些前提条件与美国人相反。他们对待和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标准，也与我们不一样。美国人认为，战争起因是由于轴心国的扩张与侵略——日本、意大利、德国的扩张侵略，非法破坏了国际和平。在其占领的地方，不管是中国，还是埃塞俄比亚，或者波兰，其行为都证明他们是在压迫、欺侮弱小民族，这是罪恶行为。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游戏规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但日本人在解释战争原因时，却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无政府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日本必须为建立新的世界等级秩序而战斗。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由全体国民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大家都自愿服从这种等级制，他们了解如何根据具体情况，让大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他们在国家内部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内乱，修建了道路，建起了电力、钢铁等产业。

根据官方数据，日本青少年大约有99.5%都接受了公立学校的教育。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伸出援手，帮助落后的邻国——中国。他们认为，在其渴望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内，应该全是黄种人，有必要把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都驱赶出去，使他们都各得其所。世界各国都应该在国际等级制结构中，确定各自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和谐的世界。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探讨这种被日本人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及其真实含义。因为这种“等级制”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符合日本人的特征和日本文化的需求，也符合日本人的幻想。但对日本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他们压迫的人民，似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看待日本人的“理想”。不过，日本人仍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是正确的，从不认为自己的“理想”从道德角度来讲是罪恶的，受到了其他民族的非议。在日本战俘中，即使连具有“厌战情绪”和“反战情绪”的人，也很少有人指责说这是错误行为，他们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一定会坚持这种态度，尤其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忠诚。在这点上，他们与热爱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水火不容。不过，等级制在他们心中具有什么含义？对日本民族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对日本人来说，等级制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些我们必须了解。

在对胜利的期望上，日本人的观点和态度也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总在叫嚣“大日本国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等。他们还说，虽然美国是大国，拥有先进优越的军事力量，可这不算什么。日本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从不把美国人放在眼里。在一份日本的《每日新闻》报上有一句话：“如果我们仅仅害怕庞大的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非因这场战争才被创造出来的。”

日本人打了胜仗后，日本政客、军事指挥部和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场战争并不是军备力量的较量，而是精神信仰与物质信仰的战斗。”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强调说：“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精神一定能战胜物质，物质的力量注定会失败。”当日军在塞班岛等地全线溃败时，这一理念和信条毫无疑问成为他们说服自己将战争坚持到底的理由。当然，这并非日本人替自己的失利找借口。当日军胜利，并对胜利进行夸耀时，这一信条如同进军的号角，激励着日军士气，使他们在战场上犹如猛兽一样。日军偷袭珍珠港前，这一信条就已深入日本人心中。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手册上写道：“日本真正的使命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皇道’，也许日本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力量悬殊，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相信，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力量！”

和当时其他许多积极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也为战争的命运担忧。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被用于军备的比例大幅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日本国民总收入大约一半被用于陆海军装备，民政支出却只占总支出的17%左右。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物质和军备，日本政府在军备上的庞大开支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毫不关心。他们相信“精神”永世长存，军舰与大炮只不过是“精神”的表面象征，正如武士将佩刀作为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人追逐物质的强大，日本人却重视精神力量。虽然日本和美国一样，也会在物质上开展“增产运动”，可是他们开展“增产运动”的前提和基础却不同于美国。日本人认为：精神是永存的，尽管物质必不可少，但与精神相比，物质是次要的、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我们经常可以听见日本人在广播电台中说：“物质资源有限，没有永远存在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日本人把对精神的信仰彻底用到了战争行动中。日军战争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用训练来对抗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要用精神战胜敌军庞大的物质支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非特地为战争制定的。在日军战争手册的首页上，还用粗体字印着“战争必胜”四个字。日军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的方式撞击美军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具体实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日本人把这一行动命名为“神风特攻队”。13世纪，蒙古帝国忽必烈汗东征日本，在海上遭遇飓风，使得东征无功而返，日本人把这场挽救了自己的飓风称为“神风”。

日本人“精神必胜”传说一例

即使在民间，日本人也信奉精神优越于物质。例如：在工厂干了12个小时的活儿，又被通宵达旦的飞机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他们就对自己说，“身体越累，精神越好，意志越强”, “越疲倦越能锻炼人”。老百姓要在轰炸时躲进防空洞。冬天，防空洞里很冷，日本体育协会就通过广播组织大家做御寒体操，并说这种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还能帮助维持正常体力，尤其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生命所需。他们说：“也许有人认为，没有食物，吃不饱肚子，哪有体力做体操。如果这样想就不对。食物越匮乏，我们越要用这种方法增强体力。”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鼓励人民通过额外消耗体力的方式增强体力。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看一个人有没有体力，要先看这个人有没有在前一夜里睡足八小时或者至少五小时，以及饮食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感到寒冷，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可是日本人在计算体力时，完全不考虑人体是否贮存了足够的体力，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物质，物质是可以被精神战胜的。

战争时期，日本广播的内容非常极端化，他们甚至在广播中宣传说：精神可以战胜死亡！甚至有家广播电台播报日本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一结束，日军飞机就陆续飞回机场。最先回来的是一名大尉。他从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停机坪上，举起双筒望远镜凝望远方天空。他的部下陆续驾着飞机回来，他一架架数着飞回的飞机。虽然他脸色苍白，但依然很镇定。最后一架飞机回来后，他放下望远镜，离开停机坪，回到小办公室中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拿着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做汇报。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旁边的军官立即去搀扶他，可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军官们把他抬进医务室，医生们对他做了仔细检查，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他的胸膛还有弹伤，这是一处致命的弹伤。医生们很奇怪，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冰凉。可此时，大尉的身体却如同冰块。医生们断定，大尉，胸膛中弹时就已经死了，然而，坚强的精神和不屈的意志却支撑着他，让他驾驶着飞机飞了回来，并做完了汇报。可以肯定，正是因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才使早已死去的大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在美国人眼中，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听到这条广播后，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却并没有笑。他们指出：这位大尉的事迹是“奇迹般的事实”。难道不能有奇迹吗？人的灵魂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显然，大尉是一名自我修炼灵魂的高手，而且早已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既然老百姓都坚信“人的精神力量永世长存”，为什么一位具有强烈爱国责任心的大尉在死后不能继续多活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只要通过特殊训练，人的精神就一定能够达到最高境界。

美国人可以对日本人的这种极端行为嗤之以鼻，把他们的说法看作是穷途末路时的自我说服，或者压根儿就是受骗的日本百姓的幼稚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真这样看，就很难在战场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应付并战胜日本人。这些信念早已被深深烙刻在日本人的骨子里，在日本民族的精神中根深蒂固。所以，这些信念不能仅仅被当成怪癖或神经质。我们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对日本人进行真实的估量与评价，理解他们战败后承认“仅有精神是不够的”, “企图用‘竹枪’守住阵地是一种幻想”的真实含义，即在战场和工厂中，经过和美国人的精神较量，他们发现自己的精神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战争中，日本人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为比较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资料。日本人对安全、士气等高谈阔论时，只不过是在为精神力量做准备。不管遇到什么灾难，无论是城市上空的空袭，还是塞班岛上的溃败，或者菲律宾的失守，日本政府对老百姓只有一个解释：这些都在预料之中，不必忧心忡忡。日本广播仍然在进行夸张的宣传，政府借助这些宣传让国民继续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世界里。他们以为这种方法可以让老百姓保持镇定。广播说，“美军已经占领了基什加岛（Kjska），日本本土正处于美军的轰炸圈内，但我们对此早已料到，并做了充分安排”, “我们相信，敌人会以陆、海、空三军立体作战的方式向我们发起进攻，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中，早已对此做好了准备”，等等。日本战俘，甚至连那些希望早日停战的战俘，都一致认为，美军的轰炸不可能摧毁日本人的士气。当美军对日本各城市进行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中说：“敌人的飞机终于飞到我们的头顶上空来了，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经对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请大家不要担心。”是的，一切都在日本人的预料中，他们对一切早已胸有成竹，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们才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永远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我们不要消极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应该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他们会说：“敌人啊，你要来就来吧！”或者说：“我们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欢迎它的到来！”他们绝不会说：“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日本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引用19世纪70年代著名武士西乡隆盛遗言中的一句话：“我们只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我们面临困难时，就必须自己创造机会。”根据电台报道，当美军如神兵天降进入马尼拉市中心时，驻守马尼拉的山下将军只是“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人已经落入我们的怀中了……”；广播中还说：“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迅速陷落，而这正是山下将军神机妙算。目前，事态的发展在山下将军的部署之中。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顺利实施。”根据他们的逻辑，似乎失败得越惨，事情的发展就越顺利。

美国人也爱走极端路线，但他们与日本人不同。为了应战，他们会全力以赴战斗。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强加的，美国人遭到攻击，必须给日本人颜色看。美国政府发言人谈到珍珠港、巴丹半岛的失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早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会说：“这是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灾难，我们必须给敌人一点厉害看看。”美国人每个时刻都能应付挑战，并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是必须把一切预先安排好，对他们来说，不曾预料是最大的威胁。

日本人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民族的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指挥部向部队下命令说：他们现在已处于全世界的注视中，日本军人必须表现男儿本色。

海军指挥部还对官兵们下了一条指令，说：受到鱼雷攻击时，一旦接到弃舰命令，马上要以最完美的动作转移到救生艇上，不然就会“被世人嘲笑，美国人会把日本人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日本人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这关系到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看法。重视别人的意见，好面子，这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有关日本人的态度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他们对天皇的态度。天皇对民众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曾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7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天皇一直是地道的傀儡。日本人只对直接管辖自己的贵族（“大名”）尽忠，在“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是将军，没人关心要不要对天皇忠诚。天皇住在与外隔绝的皇宫中，将军制定严格的制度，对天皇的活动、行为及生活起居等都做了限制；甚至连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敬意，也会被当成是对将军的背叛。在普通百姓心中，天皇几乎不存在。有的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能从历史角度理解日本。百姓脑海中模糊不清的天皇为什么能够被拥戴，并成为保守的日本民族聚集力量的核心？这些美国学者认为，日本评论家夸大了“天皇对国民具有永恒的统治权”，评论家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在美国制定的战时政策中，不需要对日本天皇表示礼遇。相反，对日本人关于“元首”的观念，美国人必须抨击。日本人把天皇视为“神道”核心，如果美国人挑战并摧毁天皇的神圣性，日本整个社会结构或许会崩溃。

但是，有一些才华横溢的美国人非常熟悉日本，他们读了来自前线的报道或者相关文献后，往往持不同意见。他们知道，在日本，用言语侮辱、攻击天皇，只会激起日本人战斗的士气，而不会摧挎他们的自信。他们相信，日本人不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看到，当时日本国内到处都在叫嚷“德谟克拉西”的口号，军国主义的名声非常臭，军人前往东京市区都要换上便服，但是日本国民仍然非常崇敬天皇。这些美国人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之情，完全不是德国人呼喊“希特勒万岁”时能够比拟的。

日军俘虏的证词也证明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不同于西方军人，没有接受过“战俘培训”，例如，被俘后应该说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所以，他们的答案花样百出。他们不相信自己会投降，其骨子中根植着“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过，不过，这在当时仅局限于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我们重视俘虏的供词，从供词中能够了解日本军队的特征。日军俘虏并非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也并非因为投降就不再有日军的特点。他们绝大多数是受伤后，或者失去了知觉后，因无力抵抗而被俘虏的。

一些俘虏会顽抗到底，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遵奉天皇的旨意，为天皇献身。他们说：“天皇指引我参加战争，我是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反对战争，抵制日本侵略计划的日本人，同样也把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总之，对所有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厌恶战争的人把天皇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说“天皇是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 “天皇被东条英机欺骗了”, “在满州事变中，天皇陛下反对日本军部”, “战争在天皇既不知情也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爆发了，天皇不喜欢战争，更不允许日本国民卷入战争，天皇不知道日本士兵经受了怎样的虐待”，等等。这些供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的供词。虽然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和德军最高司令部背叛或违抗希特勒的行为不满，但仍然认为，这场战争的责任要由希特勒承担。可是，日本战俘却表示，对皇室的忠诚是一回事，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政策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