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姓氏文化

日本现在的姓氏大约有13万种之多，总体而言，可以分为10大姓，100个代表姓和3600个普通姓氏，其余的就属于稀有姓氏的范畴了。

日本的十大姓氏

日本姓氏的来源

日本的姓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因为在古代日本，普通民众是没有姓氏的，姓氏只是少数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直到公元7世纪时，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日本以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政府才下令强制每一个人都要拥有自己的姓氏。于是一时之间，全日本上下展开了一场突击编造姓氏的运动。突击编造的姓氏自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中还会有“上下”“左右”“火山”“大粪”“九十九”等这样奇怪的姓氏了。

为了使宗族制度化，日本人还在神社或圣地参拜远祖或氏族神，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平民也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但是日本人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当平民前往神社参加祭祀时，不用证明自己是同一个宗族的。在神社内，他们被统一称为祭神的“孩子”，因为他们都居住在这位祭神的封地上。和许多其他地方的村民一样，虽然他们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彼此多少有一些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同一个祖先。

和在神社祭神不同，祭拜祖先在家里进行，家里有祭坛，祭坛上设了六、七个年代较近的亲属的牌位，称灵牌，相当于墓碑。日本人几乎每天都在家里的祭坛前怀念去世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一些近亲。他们还在去世亲人的牌位前供奉食品。在日本人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前墓碑上，即使碑上的文字被风雨侵蚀得难以辨认，他们也不会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坟墓甚至还会被遗忘。日本人对家族的概念是比较淡薄的，这点类似于西方人，尤其与法国相似。

所以，日本人的孝道只限于家庭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日本人对孝道的观点是：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确定符合自己辈分、年龄、性别的地位。即使在家族支系比较庞大的豪门望族中，家族各个分支也会彼此独立，次子以下的男孩都要另立门户。在每个独立的家庭内部，都严格要求家庭成员“各安其分”。每个家庭中都有一个地位最高的男性，直到他隐退前，家中其他成员都必须严格服从他。如果祖父尚未隐退，那么父亲不管有多少个成年儿子，都仍然必须向年迈的祖父请示，做任何事都要征得祖父的允许，即使自己的儿子已经三十岁、四十岁了，他也必须这样做，子女的婚姻也由父母包办。用餐时，一家之长要先举筷；沐浴时，一家之长要先入浴；当全家人毕恭毕敬向他行礼时，他只是点头受礼。日本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谜语，用美国人的话翻译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要求和尚蓄头发一样？”这条谜语的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办不到。”

在日本，“各安其分”不仅意味着辈分差别，也意味着年龄差别。在对混乱的秩序进行表达时，日本人常说“非兄非弟”，就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既非鱼又非鸟”一样。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长兄的性格应该“游刃有余”。长子一般是家庭继承人。一些去过日本的游客说：“日本人家中的长子从小要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的不凡气概。”长子在家中的特权几乎与父亲相差无几。从前，弟弟一般会依赖哥哥；如今，尤其在农村和乡镇，长子会恪守古老的传统留在家中，次子、三子等通常会离家，外出求学，接受更多教育，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获得更高的收入。尽管如此，日本社会古老的等级制仍然根深蒂固。

在日本政坛上针对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其传统文化中的兄长特权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日本陆军省一位中佐，谈到关于“大东亚共荣圈”时说：“日本人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人的弟弟。我们要让生活在占领区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对当地居民过分体恤，会使他们在心理上误解并滥用日本人的好意，从而对我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哥哥”才能决定什么事对“弟弟”有益，“哥哥”会强迫“弟弟”做一些事，而且哥哥不会对弟弟“过分体恤”。

日本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还和性别有关。走路时，妇女要紧紧跟随在丈夫身后，她们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日本妇女穿西服时，可以和丈夫并肩行走，进门时也可以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丈夫的身后。在日本人的家庭里，礼物、父母的关爱、教育费用等，通常都是兄弟们享有的特权，女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在女子高等学校里，开设的课程主要限于礼仪和行为举止规范，有关智力教育的课程根本无法与男子学校相比。如果一位女校校长对学生说要学习一点欧洲语言，那是因为她希望这些女孩子将来可以为丈夫整理书籍，对丈夫阅读的书可以正确归类、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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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日本的女性从小便处于劣势的地位。小时候，她们要尽力维护兄长的权威，长大后则要努力侍奉好自己的丈夫。只有老年时，等到自己的儿子娶了妻子，她才有一些地位上的优势。

不过，与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女性还是拥有很多自由的，这并不仅仅因为日本正在逐渐西化。和中国古代妇女不同，日本女性没有缠过足。她们可以在商店自由进出，在街道上自由行走，不用躲藏在闺房中。在日本，家庭钱财和经济收入由妻子管理。如果家里缺钱，她们有权对家中物品进行选择并送进当铺。在日本人的家里，佣人都由主妇使唤，母亲对儿子的婚姻大事有发言权。日本妇女做了婆婆后，更会牢牢操持、掌管家务，儿媳妇对婆婆唯命是从。

辈分和性别赋予了日本人极大的特权。不过，享有这一特权的人，并非独裁专政，而是受托对家庭其他成员负有责任和义务。父亲和兄长要对家中全体成员负责，不管是活着的、去世的，还是将要出生的。作为家里地位最尊的人，父亲和兄长必须为家庭事务或家庭成员做决定，并保证决定能够被实行。当然，父兄并非拥有绝对权力，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考虑到家庭荣誉，并对家庭荣誉负责。作为“家长”，他们要保证儿子或弟兄牢记家族遗训，管理好家族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不辜负家族荣誉。哪怕仅仅是一个农民，他也会祈求祖先保佑自己的荣誉与责任。日本人的阶级地位越高，对家族承担的责任就越重。对日本人来说，家族的要求总是高于个人的要求。

日本人遇到重大事情就会召集家族会议，并在会议上进行讨论。例如，如果某位家庭成员要订婚，其他家庭成员可能会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参加。这样的过程并不因人而异，也没有轻重之分。即使妻子或弟兄的意见，也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此时，如果“家长”不重视其他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就可能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可能很难让被决定的当事人从命，此时，一直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就会毫不让步地要求晚辈服从决定。普鲁士人可以对妻子和儿女专横，这是由法律和传统习惯赋予的权利，但是日本人对晚辈行使的权力不一样。日本人迫使晚辈服从某个决定时，其强制性并不弱于普鲁士人对妻儿的专横，但二者效果不同。日本人并不会学习如何尊重专制权力，也不会轻易向专制权力屈服。日本家族的意志是以“共同忠诚于家族”的名义，要求家庭成员服从的。

日本人从小就在家里培养有关等级制的习惯，再把学到的习惯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那些“适得其所”的人，日本人都表示敬意。对日本人来说，即使丈夫受妻子支配，哥哥受弟弟支配，但是在正式关系中，妻子仍然尊重丈夫，弟弟仍然尊重哥哥。这种等级特权是约定俗成的，不会因为有谁在后面操控而被破坏，也不会因为实际支配关系而被改变。有时，它会给那些不拘泥于正式身份而行使实权的人带来不便。只有遵循等级制，才不易受到别人的非议与攻击。通过家庭生活，日本人懂得，一旦做出某个决定，要获得最有力量的支持，就必须让整个家族相信这个决定能够维护家族荣誉。这种决定不是“家长”随意强加的命令。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家长”更类似于物质财产和精神财产的管理人，对全体家族成员来说，这些“财产”非常重要，每个成员都要让个人意志服从于家族“财产”的要求。对家族成员，日本人并不使用武力威胁，但家族成员的服从性并不因此减弱，对“家长”的敬意并不因此降低。就算家族中的年长男性不会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等级制依然能够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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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250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可以说，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并最终使日本成为中华文化圈中的一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照片中的建筑物是位于日本奈良的东大寺，这是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筑，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据记载，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设坛授戒。

对日本家庭等级制的粗略介绍，并不能使美国人理解日本家庭中的感情纽带，因为美国人在人际关系上的标准和日本人不同。日本人的家庭中有一种很牢靠的联结性，日本人是如何获得这种联结性的呢？要了解日本人在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中对等级制的要求，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如何在家庭中学习有关等级制的行为规范和习惯。

日本人在阶级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等级制习惯，与他们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样明显。自古以来，日本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像这样一个尊重等级制的民族，既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等级制都是日本人的生活准则，这一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入日本，日本人对这些文化和习俗加以变通，使它们适应了自身的等级制。从7世纪到8世纪，天皇和宫廷用中国的文化习俗对日本传统文化加以充实。当时，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日本，而在那以前，日本还没有文字。7世纪时，日本人以中国的表意文字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在那以前，日本人只有一种宗教信仰，他们认为，日本的山岳、村庄、河流等，大约由四万名神祇镇守着，日本人的福祉是由这些神祇赐予的。后来，这一民间宗教历经变迁，演变成今天的日本神道。7世纪时，佛教大规模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人把佛教当成“保护国家的至善”的宗教。在此之前，不管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永久性的巨大建筑。后来，天皇命人仿照唐朝的京城长安，修建了奈良城。在各个地方，日本人还仿照中国的建筑式样，修建了许多佛教寺庙。日本使节把唐朝的官员体系和法律法规带回日本，天皇采用这套体系，制定了日本的官员体制和法律体制。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系统而有计划地汲取外来文明，并最终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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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幼年时期颇受父母的疼爱，而且日本家长也不太习惯使用暴力胁迫家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如父亲动手打儿子。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一旦矛盾升级到一定地步，家庭暴力往往就会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情形出现。如当儿子的存在与家族的整体利益或荣誉起冲突时，家长就会毫不犹豫地扔给儿子一把刀，令其自尽。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只存在于古代。

不过，日本没有继承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唐朝的官位是授予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官员的，日本的官位却授予等级制中的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此后，日本不断分裂为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藩国的领主互相嫉妒，并针对各自的特权，包括领主、家臣和侍从的特权，制定并形成了一些社会习俗。尽管日本不断吸纳中国文化，但从来没有采纳过中国人那种可以取代等级制的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宗族制度，这个制度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团结”到一个大的宗族体系中。日本人没有接受中国人对皇帝的观念。在日语中，皇室的人被称为“云上人”，只有皇室的人才能继承皇位。中国不一样，中国封建社会经常改朝换代，但日本从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事。在日本人心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就是神祇。虽然天皇和宫廷大臣们将中国的文化引进到了日本，但他们一定猜不透中国对于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真实含义，更不清楚自己对这些文化做了什么样的改动。

所以，虽然日本继承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但新的文明仅仅为在随后几百年里，日本世袭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争权夺利开辟了道路。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掌握大权，成为幕府将军，把天皇驱赶到幕后。只要其他封建领主能够被源赖朝的子孙控制住，源氏家族就将世袭“将军”称号。此时，天皇空有虚名，天皇唯一的重要性表现为将军必须象征性地接受他的封赐。天皇没有任何行政权利，大权牢牢控制在幕府手中。为了维持统治，幕府将军用武力对付那些不肯服从的封建领主。日本封建领主被称为“大名”，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命的家臣，家臣被称为“武士”。武士完全服从大名的指挥。动乱时，他们时刻准备向敌人（敌对的大名），甚至幕府将军发起挑战。

16世纪，日本处于内乱之中。几十年后，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并在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第一代将军。从1603年到1868年，在这260多年里，“幕府将军”都由德川家族世袭，一切政务都由将军控制。直到260年后的近代，德川家族的统治才宣告结束。德川家族的统治是漫长的，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260多年里，德川家族一直尽力维系日本和平，并有效实施了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是专门为德川家族的政治目的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