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的担忧
战争的新形势——确信最终将会胜利——英美在太平洋丢盔弃甲——日本可能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与柯廷先生（Mr. Curtin）的通信——他向罗斯福总统发出请求——鲍登先生（Mr. Bowden）对新加坡面临危险的报告——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的文章——我对兵力的分配承担全部责任——我在1月3日给柯廷先生的回复——14日的回复——第一支先遣队安全抵达新加坡——新西兰的说明——柯廷先生在1月18日的电报，及我的回复——整体回顾——澳大利亚的情况——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工作
对于大不列颠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年头——1942年，形势已经完全不同。我们不再孤军奋战。在我们一方站着两个强大的同盟。尽管原因不同，美俄却和大英帝国亲密无间，共同誓死御敌。这种联合除非分崩离析，或者德国人手中有了全新的战争武器，否则最终的胜利毫无疑问将属于我们。的确，战争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探索一种新式武器。就像后来所展示的，注定要投下的原子弹，其秘密最终属于我们——本就更为强大的一方。一场可怕而血腥的战争横亘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预知其过程，但结局是显而易见的。
伟大的同盟现在需要面对日本的突击。这场突击蓄谋已久，并极其残酷而猛烈地降临到英美前线——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谁也没有想过日本会战胜美国，美国在菲律宾和其他岛屿上，以及英国、倒霉的荷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对英美的进攻，导致很多原本用于资助俄国的弹药和物资被移作他用，正和德军主力进行殊死一搏的俄国因而举步维艰。英美遭遇了长时间的惨败，这没有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很难让他们的人民忍受。我们的力量被他处拖住，在此地军力空虚，而美国才刚刚开始聚集他们几乎无穷尽的资源。在身处不列颠群岛的我们看来，一切都在变糟，然而在脑海里，我们清楚，我们会赢得战争。
尽管新的沉重负担降临到我们头上，但英国本土面临的危险并没有增加。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突然感觉自己沦为了战争的最前沿。他们认为自己暴露于直接被侵略的可能之中。此时的战争，不再意味着跨海援助遭受不幸和危险的母国。新的敌人可能会直接攻击澳大利亚本土。他们漫长的海岸线根本无法防御。而他们所有的大城市都在海边。他们仅有的四个训练有素的志愿师和新西兰师，所有最好的军官，都远离本土，隔着大洋。太平洋上的制海权瞬间转移至日本之手，且不知到何时。澳大拉西亚也几乎没有空军。澳大利亚已拉响警报，其内阁将集中应付自身的防务，对此我们毫不奇怪。
在此危急时刻，他们及他们的专业顾问似乎都认为，澳大利亚联邦所面临的毁灭已迫在眉睫，然而直到此时，他们却不能同心协力，这真是让人讶异。正是他们政党的漠视和死板，让地方政治不曾动摇地掌管一切。以两席占优的工党政府控制着整个权力机构，甚至为防卫本土而征兵的法令也被阻挡了。这些为一党之私的决定并不符合澳大利亚国民的精神，也让我们的工作更为艰难，我们要尽可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在世界战略上做到真正的平衡。
本卷中那些阴郁的页面必须要从我和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先生的通信说起。在图卜鲁格的澳大利亚军队调防问题上，我们未能达成一致。此后在战争形势好一点的时候，他来到英格兰，我们都对他有了很好的了解，这位知名而杰出的澳大利亚人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喜爱，我个人也与他建立了友谊，不幸的是，他过早的逝世，让这份友谊戛然而止。然而在当时，压力蜂拥而至之下，我过分关注于我们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我很遗憾，在发给他的电报里有很多焦躁的痕迹。
在华盛顿时，我收到了一系列由柯廷先生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Dr. Evatt）让他们在华盛顿的代表凯西先生（Mr. Casey）转交给我的信息。柯廷先生还给罗斯福总统发过下面这封电报：
▶1941年12月26日
1．值此危急时刻，趁二位正为推进共同志业会商之时，我希望陈述己见。
2．我已就苏联问题与丘吉尔先生联系过，现认为其与日本之战争关系事关重大，兹希望二位在会谈中都能考虑此事。
3．现在，我将对一个更加迫切且重要的问题陈述己见。
4．根据多份报告，很显然，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马来半岛北部的海空。当地规模甚小的英军中包含一个澳大利亚师，而我们业已派遣三个飞行中队去马来半岛，以及两个中队去荷属东印度。陆军必须得到空中支援，否则在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悲剧将会重演，新加坡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5．新加坡陷落将意味着菲律宾陷入孤立，荷属东印度沦陷，其他的基地也将被扼杀。我们在此区域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也将被切断。
6．而后撤将对我们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严重后果。
7．对我们来说，联合王国派遣去支援马来亚的力量是完全不足的，特别是飞机，战斗机尤甚……小的支援将毫无用处。实际上，在马来半岛对日本的抵抗力量直接依赖于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国所提供的抵抗力量。
8．我军已参战，并将继续英勇奋战。但他们必须得到足够的支持。我们在中东有三个师。我们的飞行员在不列颠、中东参战，并在加拿大受训。我们运送大量的物资给不列颠、中东以及印度。实际上，我们的资源也很有限。
9．相信二位能处理此局面。如美国政府愿意，我们乐于在太平洋区域接受一位美国总司令。总统曾说澳大利亚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基地，但为确保此基地继续存在，新加坡必须得到增援。
10．尽管我们非常困难，但我们仍将继续增援马来半岛。
11．如果此事被视作最紧急事务，我会很欣慰。
而伊瓦特先生从鲍登先生——驻新加坡的联邦专员——那里收到的报告，也转交给了我。事态严重，业已证实。
▶1941年12月26日
今天的报告预示着空中局势一天比一天糟。昨天损失八架战机，而日军仅损失三四架。吉隆坡和巴生港现在是我们前线的空中侦察基地，但由于日本在飞机上的优势，甚至很难进行空中侦察了。我们大部分战斗机已经后撤至新加坡，以便保护这座岛屿及基地。不过，空军指挥官表示，为了给即将抵近，运载急需的增援、人员和物资的船队提供足够的战斗机护航，他不得不让新加坡空中不设防。
报告还说：
我想我必须强调，马来半岛防御战形势的恶化有可能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大崩溃。期待的现代战斗机装箱运来之后，需要数周进行组装，还将面对被轰炸摧毁的危险，根本无法挽回形势。而期待的增援力量将轮替业已疲惫的前线部队，也不会让局势改观多少。英国的防卫政策现在更多集中于马来半岛的战斗机和防空战，以保护新加坡岛上的海军基地，如此防御策略将让前线部队——包括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坐以待毙。
现在对马来半岛的实际支援力量，只不过是个姿态而已。在我看来，要守住新加坡，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从中东调遣大批空中支援，包括大量最新式的战斗机以及受过充足作战训练的飞行员。增援不应是几个旅，而应是几个师。要帮上忙，他们必须尽快抵达。如果增援不够强、不够先进、不够快都是没用的。如果事情继续像现在这样发展，我感觉新加坡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想挽救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必须立即采取彻底有效的行动。
现在一个澳大利亚部长到访不会有任何作用，事实很清楚，没有立即的空中支援，新加坡必将沦陷。现在必须在几小时内做出决定和行动，而不是几天。
伊瓦特博士补充说，据他判断，鲍登先生的形势总结十分到位。“如果不能按他提议的立即照做，结果不堪设想。”
※ ※ ※
12月27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篇文章曾经被我们的敌人拿来在全世界炫耀。他在文章中说：
有人宣称太平洋战场在总体冲突中应被视作次要部分，我们对此无法接受。这并不是说其他战场没有太平洋战场重要，而是澳大利亚寻求一种联合行动，从而能发挥民主国家最强大的潜力，坚定决心将日本打回去。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将太平洋战争视为优先目标，在这个战场，美澳应在民主国家战斗计划方面拥有最大发言权。
我必须不带任何顾虑地说清楚，澳大利亚指望美国，对于我们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传统联系，我们也无需自责。
我们清楚联合王国所面对的难题。我们清楚其面对的持续性的侵略威胁。我们清楚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我们也清楚，即使澳大利亚崩溃，不列颠仍然能撑得住。
因此我们决心让澳大利亚撑住，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制订计划，以美国作为基石，从而让我们的国家有信心能够抵抗下去，直到战争的趋势对敌人不利为止。
总之，澳大利亚的外部策略是：在俄国的帮助下，以美国为主要力量，与英国、中国和荷兰军队一起制订一个太平洋战略计划。
这在美国高层中和加拿大造成了极糟糕的印象。我敢肯定这种对忧虑的宣泄——可以理解，但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人的态度。W. M．休斯先生（Mr. W. M. Hughes）——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联合党党首（著名的“比利·休斯”）——立即说，“澳大利亚将不列颠的支持看得没有其他大的联盟国家的支持重要，这是一种自杀式的、错误的、危险的政策”。为此在澳大利亚发生了激烈的论战。我从华盛顿发电报给艾德礼先生：“我希望对此事不要煽风点火，同时我们应该尽人力所及，去支援他们……”我的脑海里痛苦地权衡，是否直接对澳大利亚人民做一次广播。与此同时，我完全接受落在我肩上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尽力让一切问题搁置，直到我回来，亲自面对任何反对意见……如果因为利比亚和俄国的缘故，马来半岛沦陷，我将承担最大责任，并将继续这么做。如果在议会被问起任何问题，请声明我特别希望在回来之后亲自回答他们。”
我立刻就军事形势给柯廷先生回复：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3日
韦维尔将军的管辖区域仅限于现在战斗仍在进行的战区。自此之后，他的管辖区域将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澳之间的交通线，或其他事实上的海上交通线。这当然不意味着，在我们军力覆盖范围下的这些至关重要的区域和交通线会从此失去保护。在我们看来，美国海军应该承担责任，保护交通线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周边的岛屿。这是我们正在施压让美国接受的。海军上将金刚刚受命掌管全部美国海军，他还没有接受我们的观点。显然，如果我不能说服美国人接受它，我们必须自己尽全力填补空缺，但我仍旧冀望我们的观点被接受，如此一来，我们或者你们在此区域的舰船在行动时都将接受美国的指挥。从来没人意图将盟军主力集中于新划定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我不清楚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
我在此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便为你们的利益和安全做出可能最好的安排，并用我们有限的资源去面对其他战区和其他危险。不久之前，你们强烈要求为中东的澳大利亚陆军提供最好的装备。尽管前景看好，但那里的战斗仍未结束。如果调走飞机、坦克去支援马来半岛，让奥金莱克的战役变糟，那不是很愚蠢的事情吗？更何况当时还不确定日本会进行战争。苏联人的胜利缓解了高加索面临的危险，加之奥金莱克的胜利，让考虑增援成为可能，如你所建议的那样，暂时牺牲中东，目前也是合理的，因为马来半岛如今已成为战区……
我和柯廷先生之间继续交换了意见。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月11日
1．日本如此轻易地占据了除柔佛之外的马来亚全境，加之参谋长认为，即使现在按照他的计划，防御这片有限的区域，也需要接受相当的风险，这当然让人不安。
据说，澳大利亚第八师已被下达参与决战的任务。政府毫不怀疑他们会继承皇家澳大利亚军队的光荣传统，完成任务。然而，我强烈请求你根据我早先的陈述和你的打算，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支援马来半岛。我也特别关心空中力量，如果重蹈希腊和克里特战役的覆辙，将会激起强烈的舆论反弹，必须排除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你会注意到，我们已同意澳大利亚第六、第七师连同军部、给养和基地机关从中东调防到荷属东印度。
我继续向澳大利亚政府做保证，并更加完整地解释了我制订东南亚战区联合指挥策略的动机。在我从华盛顿离开的前夜，我对形势做了总结。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月14日
一旦日本掌控制海权，而我们又必须与德国和意大利殊死一搏，那时，我不认为有人会认为能守住马来半岛。唯一重要的地方是新加坡要塞和它的腹地。我个人担忧的是，为了拖延时间，我们在半岛打防御战，反而损耗了防卫新加坡所必需的军力。我们调动了四个师，目前已损失一个师，另一个也损失惨重，仅获得了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的时间。也有人认为，如果早些后撤，少受些损失会更好。
2．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身隔万里指指点点，是冒点险在半岛西北部的丰盛港（Mersing）作战更好呢，还是所有部队现在都撤入岛上要塞好。个人角度，我相信韦维尔是对的，而参谋长也支持这样部署。我敢肯定你多半也会同意这样部署。
3．我很有信心，你们的军队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将投入最高的战斗精神，不辱使命。为了增援新加坡及其腹地，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两支搭载印度第四旅团及其交通工具的船队业已抵达，而搭载英军第十八师主力旅的重要编队也定于13日抵达。我自然十分担忧搭乘一艘船的4500人是否能顺利通过巽他海峡（Sunda Strait）。无论如何，我希望他们按时抵达，并与他们的澳大利亚兄弟并肩作战。我已将我们为此重要的战役所做的变动，以及抵达的日期这些细节和盘托出。正是基于此，韦维尔希望在2月底进行反击才变得有了可能。
4．毫无疑问，你会留意到我已提出计划，将按你的想法，从巴勒斯坦撤出两个澳大利亚师，并派遣到与澳大利亚直接相关的新战区去。而他们调动的唯一障碍是船舶。我们必须尽全力从本土派遣兵力去换防。
5．我不接受任何针对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指责。我们已为祖国竭尽全力，来迎接危机和进攻。我们放下政党歧见，并施行强制兵役，不仅对男人，也对女人。为了支持远东战争，我们派遣的舰队已极其惨痛地损失了两艘最好的战舰。我们组织已被削弱的力量，为海军提供最大的支持。在利比亚战场，截至1月7日报告，大英帝国已损失了1200名军官和16000名士兵，这支相当小的部队，是可能守住沙漠中的前沿阵地的。欧盖莱的大战一触即发。此前你们的士兵在图卜鲁格英勇坚持奋战，他们换防后撤之后，如今图卜鲁格已成功解围。因此，对于这些和澳大利亚人命运如此亲近之人，我希望你们做出判断时能体谅他们。
至少还有些好消息：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14日
一支至关重要的海上编队，包括美军运输船弗农山庄号，搭载“50架‘飓风式’战机；一个反坦克团，50门反坦克炮；一个重型高射炮团，50门高射炮；一个轻型高射炮团，50门轻型高射炮；英国第54步兵旅团，合计9000人”，已于昨天安全、准时抵达新加坡。
弗雷泽先生（Mr. Fraser）也表达了他的担忧，我回复说：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
1942年1月17日
1．像往常一样，我欢迎你直抒胸臆，对你的主要见解我也深有同感，而且你跟我提出这些看法时，考虑也是很理智的。
2．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这场战争持有有益、现实的态度，这场战争一开始局限在欧洲范围，逐渐扩大到几乎整个世界，现在已到了新西兰家门口。
3．如果你们说过去我们没有留意过你们的需求——尽管事实绝非如此，我敢向你保证，伦敦和惠灵顿遥远的距离不会妨碍我们关心你们，也不会让你们在危急时刻孤立无援。
4．如果我在工作时间里未能事无巨细地理解你的观点，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自你发送电报给我，到你收到这封电报之时，你会了解英美两国向你们派遣的海空增援力量。我希望，新的澳新海军战区的成立，会让你高兴一些。
此外，美国已经考虑尽早向远东区域派遣可观的陆军和空军兵力。
5．然而，请不要期待，我会做出无法兑现的支援承诺，也不要期待远东局势会很快扭转，它会扭转的，但需要时间。
6．我理解你[指责我们]在过去对太平洋区域总体，特别是新西兰面对的可能危险，在军事观点上过于自满，犯下了错误。但谁能想到美国舰队在12月7日一开始就遭受惨重损失，以及此后我们会损失两艘优秀战舰？
这场战争中的事件始终是无法预料的，也并非全部对我们不利。我敢说，德军参谋部并不总是料事如神。譬如不列颠之战、大西洋之战，以及苏联的抵抗，必将动摇希特勒对军事评估准确性的信心。
※ ※ ※
没过多久，柯廷先生就对我14日的电报回电。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18日
1．我不清楚，在我的电报中，你是如何读出我方持“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也要守住整个马来半岛”这种意见的。
2．相反，如果你看一看澳大利亚内阁在1941年12月1日针对第一次新加坡会议的报告，那么下面这段话就不幸而言中了：
“代表团的总体结论是，由于远东缺少一支主力舰队，当前此区域的兵力和装备完全不足以抵御日本对马来半岛的猛烈进攻。”
3．联合王国的参谋长们调遣了以下这些力量：
（1）为防卫马来半岛所必需的陆军兵力；
（2）为条款（1）所提到的兵力提供相应数量的装备；
（3）为马来半岛“保证相当程度安全”所需的空军兵力。
4．我们已倾尽所能向此区域调入陆军、空军和物资，并不断要求增强防御力量，但对当前的局势有人存在自满的意见，日军进展迅速，这种意见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在[12月5日]的电报里，我说我很不安的原因……
5．回首1937年，联邦政府得到保证：联合王国政府的目标是让新加坡坚不可摧。1933年，新加坡的防务尚由帝国国防委员会掌管，澳大利亚高级专员曾指出，新加坡沦陷或主力舰队一旦无法使用它，会引发严重后果。他在最后陈词中说，整个澳大利亚国防都建立在守住新加坡并在那里维持一支主力舰队的基础上。他曾补充说，如果没有这个合理的可能性，澳大利亚为了平衡海上兵力难以抵御侵略的风险，就不得不扩充陆军和空军。我重提这些，是为了将我们所相信的帝国和当地防务的设想说清楚。我们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在太平洋战场也有自己的义务，这将影响我们在其他战区进行合作的决策。
……
7．我提及克里特岛和希腊，目的并非责怪你，也非妄议哪个人，但不可否认，当时的空中支持并没达到承诺的规模……我将此局势坦诚地告知澳大利亚人民，是因为我相信，让他们认清现实，总比刚开始认为安然无事，此后被事实泼一头冷水要好。
8．联合王国人民的伟大牺牲，没有谁比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胞更为钦佩。不过，我们对自己的努力，甚至是那些你认为我们未做到的，都不会辩解。如你所知，帝国各部分情势不同，资源各异，也各有各自特有的问题。
我有责任完全谅解澳大利亚政府的惊恐及困扰他们的危险。然而我不能不提澳大利亚各政党——尤其是工党——在战前对轻视防务和绥靖政策的强烈支持。由于下面这封电报总结了我认为自己应该采取的立场，因而应该在此登载。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19日
1．非常感谢你坦陈己见。对于战前的疏于防务和绥靖政策，我是毫无责任的。我在野十一年，在战争爆发前的六年里，我一直喋喋不休地发出警告。另一方面，自1940年5月我担任首相之后，我对资源的分配布置和整体安排负有全部责任。自此之后，本岛向东源源不断提供援军和飞机，我们的海上运输和调动飞机、坦克的其他方式，几乎达到了能力极限。我将中东视作比新的美英荷澳地区更紧迫的战区。我们也必须保证我们对苏联物资援助的承诺。没人能预料日本的所作所为，但我敢肯定，如果他们攻击我们和你们，美国将参战，澳大利亚的安全和最终的胜利都是确信无疑的。
2．不能忘记，仅仅三个月前我们在中东——皇家澳大利亚军队的驻扎地——的局势，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隆美尔从西边进攻，另外一股敌军意图从北部进攻高加索、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一线。在此困境之下，所有战争学说都会说，必须集中力量摧毁敌一路。我认为最好打掉隆美尔这一路，因而我们利用余下的资源，尽可能最好地组织黎凡特——里海战线。后面这条战线是远超出我们能力的。自此之后，隆美尔三分之二的军队被摧毁，昔兰尼加之敌也被肃清，而且双方的实力差距非常微小。不要忘记，当奥金莱克接替坎宁安（Cunningham）时，双方仍势均力敌。
3．尽管我不能保证会完全消灭隆美尔，至少我们得到了非常切实的胜利，这已经解除了我们一个严重的威胁，并空出众多的兵力。与此同时，苏联伟大而远超预期的抵抗给了我们喘息的空间，更让黎凡特——里海前线轻松不少。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很快调动原本安排在黎凡特——里海前线的兵力，包括印度第十七师和其他几个印度步兵师，同时调动中东的兵力支援远东战区，包括英国第十八师，澳大利亚第七、第八师，大量的飞机和装甲部队。我们正在全速推进此事。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被隆美尔击败，如果高加索、巴库油井和伊朗被敌军蹂躏，我们的局势将有多凶险。我认为，在日本仍按兵不动之际，将本用来击败隆美尔的兵力派去支援马来半岛，这是错误的。处处求安全，则处处不安全。
4．我们首先必须感谢苏联人的胜利，其次感谢我们战胜了隆美尔，第三感谢日本同时攻击了美国和我们。对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得不面对的风险，我们应归咎于在职或在野的官员，以及那些未能看透纳粹的威胁，未能在其弱小时将其钳制的人。
5．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41年至1942年交替之时，降临在我们及美国身上的一系列重要海上惨剧。不到一个小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不到一个小时，“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就葬身海底。如此一来，日军在太平洋水域暂时占得先机，毫无疑问，在远东我们还将面对更多令人痛心的悲剧。在这场影响你们的新危机中，我已经批准派遣三艘地中海地区的快速战列舰，四艘“复仇级”和刚修好的“厌战号”（Warspite），组成一支印度洋里的新舰队，前去保护你们，这可能是最管用的了。
6．我已经告知过你“巴勒姆号”被击沉的消息。现在我必须继续告诉你，“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都在水下遭人控鱼雷毁坏，分别在未来三个月和六个月里无法投入作战。敌人现在还不知道以上提及的三艘军舰的情况，你也清楚我们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必须请你独自保守这个极其重要的秘密。
7．但是，面对这些不幸状况，我们会挺过去的。到5月，美国在夏威夷将有一支数量庞大的舰队。如果他们需要的话，我们会支持他们从大西洋撤回两艘新式战列舰，如此一来，我们的负担就更大了。我们正将四艘先进航空母舰中的两艘——甚至是三艘——派往印度洋，“厌战号”将很快抵达，不久之后是“勇士号”。因此，如果不发生更多的悲剧，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上优势将回到我们一方，日本人的海外行动将不再像如今一样大胆。与此同时，我们也试着增强地中海区域的空中力量，以弥补战舰的匮乏，而“安森号”（我们最新式的战列舰）会很快抵达，“约克公爵号”完全入役，届时美军为太平洋局势而大量减少在大西洋的力量，我们也能应付得来。
8．我们一定不能气馁或相互指责，而要精诚团结。请不要怀疑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忠诚。我无法对未来做任何保证，我敢肯定我们必将面临重大考验，然而我从未像如今这样充满希望，我们终将安全、光荣地穿越黑暗的山谷。
下面是收到的回复：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22日
1．非常感谢你完整的答复，我们将协力回报你的盛情。
2．就如同你能预见欧洲的局势一样，我们认为，比起远在伦敦所见，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太平洋战局的趋势。
3．我们对马来半岛的观点不幸而言中，而戈登·本内特认为局势严重的报告让我甚为不安。
4．你所描述的长期战略是鼓舞人心的，但需要迫切考虑的是不远的将来。日军将遭遇很多反击，与此同时，我们将他们从沦陷区驱赶出去的能力，也许会被严重削弱。
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对远东来自日本的威胁所做的了解和预见，要比我在伦敦以整体战局做出的判断更准确。集中注意力研究他们自身的局势，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我们则必须为整体着想。
※ ※ ※
为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政府能整体协同、全面、持久地对日作战，我们提议在伦敦组建一个机构，我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报告了这个机构的最终组成方式。
▶1942年1月19日
应该成立一个部长级的远东委员会。我将担任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包括掌玺大臣（他在防务委员会是我的副手）、达夫·库珀，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的代表。一开始，澳大利亚的代表大概会是厄尔·佩吉（Earle Page），新西兰的代表可能是高级专员。里头还包括一名荷兰内阁部长。委员会将由自治领联络处的参谋们进行协助，并与联合王国联合计划委员们商议。委员的职责是将所代表的自治领的意见集中向主席阐述，并将主席的意见转达给所代表的自治领。当然，这种安排不会妨碍厄尔·佩吉列席涉及澳大利亚事务内阁会议。你们同意吗？我也正在同弗雷泽和荷兰政府商量。
太平洋战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2月10日召开。我担任主席，其他出席者包括掌玺大臣、外交大臣、荷兰首相（格布兰迪博士，Dr. P. S.Gerbrandy）、荷兰部长（范·维杜纳，Jonkheer E. Michiels Van Verduynen）、厄尔·佩吉爵士（代表澳大利亚）、W·J．乔丹先生（代表新西兰）、艾默里先生（代表印缅），以及三军参谋长。后来中国的代表也加入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审议在太平洋区域对日作战所需遵循的总体基本策略”。
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华盛顿也成立了一个太平洋战争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紧密合作。1943年8月，在伦敦的委员会最后一次召开会议。战争仍然由旧的机构指挥，但太平洋战争委员会的会议让那些在旧机构没有代表的国家也能一起商议下一步行动。
但所有这些很快因为数个悲剧性的事件而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