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插队的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城市里是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走向社会的首选，就是到农村插队。那时，我们还年轻，也天真、也活泼、也幼稚，对生活、对工作、对未来充满了许多幻想。弹指一挥间，几十年便过去了，那一段插队的日子，也就成了一种让人回味的记忆了。
一、做饭的故事
刚去农村插队的时候，我们村里的二十多个插队青年，由生产队选派了一个姓齐的大爷负责给大家做饭。后来，我们才知道齐大爷是大队书记的叔叔。
那时的生活比较艰苦，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几块钱。每天的饭菜玉米面发糕，搅面粥、土豆、圆白菜，偶然吃一顿馒头，算是改善生活。
下乡头一年吃供应粮。一个月，每人三两油。一日三餐的饭菜里，主要的调味品是盐，油炒在菜里，就只剩点油腥了。
城里来的青年学生比起村子里的人们生活习惯还是要卫生一些。所以，大家对做饭的意见，首先是不讲卫生。今天有人说他的指甲太长，明天有人说做饭的不洗手，且手又黑又脏。因此，给插队青年带队的赵队长让大家主动报名承担做饭的任务。问了半天，没人愿意，实际上多数人都不会做饭。正巧，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农村，很快就赶上过新年。
过新年要改善生活。赵队长想办法让插队青年从城里买了几斤熟猪头肉，几斤猪油。吃啥好呢？当然是吃饺子。由我负责调馅，和面，做剂儿，擀皮儿。女青年也有会包饺子的，嘻嘻哈哈地在插队青年住的窑洞里的炕沿边上，围着面板坐了一圈，一边包饺子，一边夸我的手巧，馅拌得香。这样，我会做饭的手艺被众人肯定，大家一致推举我当炊事员。我是一百个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我想，既然来农村劳动，首先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下地劳动，怎么能接受再教育呢？这种思想现在看起来非常幼稚，但在那时，我真的就这么想。
当然，我不想做饭的另一个原因，总觉得一个男孩子，整天钻在厨房里和锅碗瓢勺打交道，不如在广阔的天地里干活开心热闹。
带队的赵队长找我谈话。最后，我答应头两个星期由我来做，再往后，俩人一组轮着来。
插队青年的厨房在村边上，整个建筑是一处小四合院，看样子像以前的土地庙。正房是生产队存放粮食的库房，东房是幼儿园，西房有一条小土炕，炕上有一个小方桌，平常日子，插队青年就在这儿吃饭。正房西侧往里，是一间小耳房，耳房里有锅台，上面埋一口大铁锅，是生火做饭的地方。
每天，天不亮，我一个人乘着夜色拿着小院厨房的钥匙去做饭。晚上，等大家吃完饭，收拾完碗筷，摸黑把小院的大门锁好，回宿舍休息。上、下午抽空儿把厨房的水缸挑满水，工作不是很忙，但也不清闲。
因为大家对齐大爷做饭不满意，和我一块儿帮忙做饭的便换成了大队书记的母亲，她六十多岁，个儿不高，眼睛不大，穿一身中式的棉袄、棉裤，身体略显胖一点，见人总是笑嘻嘻的，她跟人们说我挺会做饭。后来我才知道，冬天，像给知识青年帮忙做饭的差事儿，一般的村里人是揽不上的。那时，下乡的干部吃派饭，多数是在大队书记，主任家里吃。你想，寒冬腊月，一个壮劳力出工，也就是记八分工。大队主任、书记的家属，在家里给下乡干部做饭不用出门就能记工，这还不是上等的差事儿？再说，在大队书记、主任家里吃饭，从大队拿粮、拿油、拿肉，菜一般是炖猪肉烩粉条，主食常常是油炸糕。别的不说，单就剩的那点锅底，已是让人眼红不已的事情了。
做饭的小院儿挺安静，尤其是凌晨。天还没亮，一轮圆月，就像一只透明的冰凌盘子高悬在空中，远近是稀稀落落的星星。冷风一吹，给人的感觉总是阴森森的。小庙靠着村边，向左挨着去公社的大路，再向左就是有名的马铺山。
从城里眺望马铺山，整座山就像一座隆起的黄土高坡。但是，在山跟前，那土坡就变成了让人仰视的山坡。天亮前的马铺山就像一个躺着没睡醒的巨人，凸凹不平的山梁上罩着一层发亮的光边……
我曾和别人开过一个玩笑。有一天晚上，轮到郭忠明和另一个男孩子做饭。我因为找他们有事儿，进了院子发现俩人正在西耳房里一边聊天，一边做饭。能听见鼓风机嗡嗡响得声音……我提着气儿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地进了西房。我悄悄地拉灭了灯，身体紧贴着墙壁站着，身边就是灯绳儿，我估计他们俩一会儿总要来西房取东西。果不出所料，郭忠明围了一个白围裙，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道：“这灯咋不亮了？”说话间，他进屋摸灯绳。屋里黑，我能看到他，他看不见我，结果没摸着灯绳却摸着一个大活人。我咬着嘴唇不说话儿，他吓得撒腿就跑，我笑着叫他，哪能叫得住。我出了院门，在后边追了老远，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把我吓死了！”我说：“你胆子这么小？”他说：“你没听人们说，这做饭的地方是一座庙！？”
插队青年两人一组，轮着做饭，结果饭菜质量时好时坏。怎么办呢？赵队长说还是固定人员好，选来选去，挑了两个女的。她们俩的共同特点，就是个子不算太高，都长着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眉毛黑黑的，与人交往，非常会说话儿。
刚去农村的时候，插队青年多数都十七、八岁。首先是能吃，十一个男同胞，十一个女同胞搭伙吃饭，粮食还是不够吃。我计算过，一个男同胞的饭量，每天需要粮食大约二斤半左右，供应粮每人一个月三十多斤，其中的差距可想而知。
有一天晚上，下大雪，插队青年在生产大队的院子里，帮着往库房收玉米。劳动完了，有人悄悄地在怀里揣回五、六斤生玉米粒儿。大家都说饿得难受，半夜里，在宿舍土炕的灶火上，用生铁锅把玉米粒儿煮熟了。我把冒着热气儿的铁锅往炕上一放，七、八个人，你一把，我一把，一会儿就吃完了。
虽然，我不用做饭，但食堂的管理员由我兼任。经赵队长和大队干部协商，插队青年的粮食不够吃，但粗粮保证供应，主要指玉米。
有一天中午，我在粮库给知识青年调剂粮食，到吃饭的时候已是一点多钟。我到食堂一看，饭在红瓦盆里扣着，圆圆的一大块黄糕，有多少呢？少说也有二斤半。我坐在炕边的凳子上，眨眼间就吃完了。一转身儿，门外的两个女炊事员正用手捂着嘴哧哧地笑，我有点纳闷儿，我问：“笑啥？”她们说：“那是三个人的饭。”现在我也觉得那时真愣，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啥感觉也没有。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住着一个连的解放军，白天在山上施工，晚上就住在村子里。部队的伙食比插队青年的好。有一天，我见负责连队生活的司务长蹲在街口的路边上吃油条，油条炸得那个好，真让人看了眼馋。赵队长跟我说咱们是不是也能炸点油条吃？我说做是能做，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赵队长不放心，专门到司务长那里打问了炸油条的配方。
吃炸油条对插队青年来说是稀罕事儿。油条没炸出来，口水已在我的嗓子眼儿里流淌起来了……
我在厨房地上的大铝盆子里放了二十多斤面，盐、矾、碱，依着赵队长口述的配方都上称称了分量。用热水，还是用凉水？赵队长说司务长说用开水，门口围了好几个插队青年看热闹，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做过油条，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我先用开水把盐、矾、碱化开了，看着满盆子的泡沫，我估计是成功了。实际上和面的水太热，把面都烫死了。
我正在满头大汗和面的时候，司务长派来一个小兵打问情况。
小兵长得就像小孩，他瞪着一双发亮的眼睛，向我问道：“用啥水和的面？”
我说：“用开水。”
他说：“那就行了。”
结果可想而知，用开水和面，油条全炸成牛筋了。那时候，炸油条的配方属于家传艺，一般不轻易告诉别人。我炸的油条，味道还行，就是吃起来太费劲儿……
好在插队青年们胃口都行，牙也正是吃劲儿的时候。没听人们常说，牙好吃嘛嘛香吗！一顿饭，那么多油条，没剩多少。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炸油条。
开春，忙完了春播，插队青年的房子很快盖起来了。地点在村子中间东西道路的边上，坐北朝南，一溜烟的七间排子房。青砖墙，红瓦檐，捶灰顶子，这在当时算是全村最好的建筑。院子的西南边，靠村子的南路口盖了三间厨房。为了改善生活，靠着厨房东面，挖了一个大菜窑，菜窑的旁边，盖了一个猪圈，抓了两只猪仔，一黑一白。
两只小猪很快长大了，虽然不是很胖，但也憨态可掬地讨人喜欢。
有的女插队青年，一返回城里，总是从家里拿些吃的回来，馒头、花卷放在一进门口的炉子底下烤着吃。猪终于发现了这一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聪明的猪用笨拙的嘴将门拱开，叼着馒头就跑，常常惊得女青年哇哇乱叫。有一回，几个女青年在院子的西墙边儿围着黑猪乱嚷嚷，我一看，原来黑猪的嘴里咬了一块肥皂。我听村里的人说，猪会咬不会放。我说：“你们这么多人追着猪跑，那猪惊吓的还不真的把肥皂吃了？你们都回屋里呆着，兴许黑猪会把肥皂还给你们。”这话还真灵验，没人惊吓，黑猪咬着肥皂在院子里转着玩了一会儿，觉得肥皂确实没啥口味，便把肥皂吐在靠近厨房的墙根底下了。
两只猪不光在院子里玩，秋天，喜欢往地里跑，谁也看不住。在南村口看田的姓王，是个哑巴。有一天中午，他左胳膊的胳肢窝里夹了一根二尺多长手指粗细的杨树棍儿，身上穿了一件破旧的棉袄，嘴张得圆圆的，到插队青年住得院子里，比划着向我告状。我听不明白，经别人一解释，原来是两只猪一前一后地钻在地里吃庄稼。
我和几个插队青年到村南的地里往回赶猪，两只淘气的猪在庄稼地里转着圈地和人捉谜藏，我们忙了一头汗，总算把猪赶了回来。
猪通人性，喜欢让人给它挠痒痒。不管白猪、黑猪，我拿一根树棍儿往它身上一划，它便会乖乖地躺在地上……那样子真让人失笑。
转眼就到了冬天，又快过新年了。带队的赵队长建议杀一口猪，让插队青年们好好地吃一顿，顺便请请大队里的村干部。本来这猪就是半道上养的，刚养了六、七个月，杀一口猪顶多七、八十斤肉，一半留着过年，一半会餐。
这一天上午，我正弯着腰在案子上切肉。民兵连长扶着厨房的门框问我：“肉够吃不？”他说：“前些日子，大队也杀猪了，有一套下水在库房里冻着，不如一块儿做着吃了。”说完，不一会儿，管库的团支书两手抱着一套猪下水就进了厨房。我紧着问：“干净不干净？”团支书说：“都是洗过的东西，哪能不干净？”说完，他顺手就把下水扔进煮肉的大铁锅里了。
中午会餐，人们吃得真热闹，厨房中间的屋里两桌，饮事员休息的炕上一桌。我紧着炒菜，还是上一个菜，清一个盘子。
赵队长喝得脸红扑扑的，手里端着一个酒杯，进来找我。笑着对我说道：“看来这肉不够吃，你看有啥菜再炒两个，要不，喝酒没菜！”我悄悄地告诉他，团支书拿来的一套猪下水还在锅里，东西是熟了，就是不太干净。因为喝酒的急催着要菜，我赶紧把下水切了两大盘子，让人给喝酒的村干部端了上去。大家直说：“真香！”我说：“香啥？不看那嘴上流得汤都带着绿色儿。”
那时候，人们肚子里没油水，吃啥都是香的。
我炒菜的技术并不高超，但是，就这三把刀的手艺，大家也吃得非常热闹。有一个女青年姓王，双手举着盘子让我看，嚯！连盘子也舔了。
二、水
我插队的村子主要的耕地散布在半山半坡的沟梁上，土地贫瘠，而且缺水。
没水，只能靠天吃饭，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苦的。偶然，进村子里的社员家看看，屋子里除了一条土炕，可以说，一贫如洗。
从我们插队的村子往南，往西，相邻的村子属于蔬菜区，或半蔬菜区。种菜有国家的蔬菜补贴，种蔬菜的村子，土地肥沃、平整，而且多数是水浇地。即便种些粮食，庄稼也长得壮实、好看，粮食产量也高。相对来说，蔬菜区人们的生活也就比较富余。
村子好不好，从外观上也能看出来，好村子建设的比较整齐，尽是一砖包到顶的青砖大瓦房。不像我们村，房子尽是土坯房。别看村子里有自己的砖厂，但生产的砖全用大马车或拖拉机运进城里盖楼房、盖工厂了。本村子的农民盖房子能花钱捡些窑头砖就不错了。
看到农民用砖垒墙柱子，然后用土坯子把墙柱子中间空余的地方填满了，总担心这房子的结实程度。然而，盖房子的农民总是高高兴兴地上房梁、放鞭炮、吃糕；总是在门口贴上大红喜字，为儿子娶媳妇。这时，远望着这不太规整的房子，又感到自己的这份担心有点多余。
村子里有三口水井，东面的水井，在村子边的山沟里，井水很浅，也就是二米多深。用担水的扁担钩子吊上水桶，往下一伸，一甩，然后再往上一提，一桶水就上来了。井壁用光滑的圆石头砌成，用这口井里的水熬粥，不用放碱。
从村子的西口，进了村子，在路边儿，靠右手，有一口水井，井水有矾，人不能吃，专门用来饮牲口。另一口水井，在村子中间，属于旱井，井水是用果园中机井里的水泵抽到井里的，专供村子里的人们饮用水或做饭用，但这样的井水也非常浑浊。
村子属于产粮区。水的多少，或耕种的土地能不能浇上水，便决定了全村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一村子人的生活是富余还是贫穷。
大家都在做着有水的梦。村南水流湍急的二干渠，沿着人们耕种的土地奔流而过，村西有四、五米高的二级高灌站。但村子耕种的土地多数在山坡上，有水够不着，缺水的地方打井没水，往更高的地方修高灌站就成了村大队的奋斗目标，也就成了冬天村里人劳动所追求的最理想的梦境……
冬天，人们就盼望下雪。下的雪多，春天土地里的墒情就好，农民便能欢快地赶着黄牛耕地，下种。
夏天，人们就盼着下雨。雨下得越大，越及时，你看农民的脸上，笑得就像一朵花儿。下着雨往玉米地里跑，头上顶个草帽，在地里施化肥，浑身湿透了，没见人们怨天怨地，似乎这雨下得正是时候。
也有年轻漂亮的姑娘或媳妇，下着雨在地里施化肥。薄薄的单衣，让雨水淋湿了，那曲线优美的身子，就变成了雨中的维纳斯……大家站在树底下避雨，姑娘用手摸一把脸上的雨水，拢一拢秀美的头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得嘻嘻地……
晚上，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声音，人们说，白天的化肥起作用了。我想，化肥能这么灵验吗？碰见一片长势好的庄稼——黍子，老农民说，春天的肥料没洒匀，就数这片黍子长得好，能收上几百斤呢！好像那又软又甜的黄米糕的香味儿就在这黍子尖上。黍子也似乎能听懂人话似地，羞答答地低着头……风儿一吹，左摇右晃，还不好意思呢！
刚去农村的时候，正赶上冬天最冷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们正忙着打井。在村南的半坡地上，支一个三角架，上面拴一个滑轮，打井的人们很费力地把一筐一筐的砂土拉上来。我到井边上看了看，井底下哪有水？全是沙子、石头。村里的人说，这水有水脉，和人身上的血管一样。打井要打在水脉上，要不，白费劲，井挖多深也打不出水来。
产粮区，没水，哪来的好收成，哪来的好日子呢？
我们村的插队青年，去农村后的第二个冬天，村里的三级高灌站开始动工了。
高灌站建在半山坡上的一道沟梁上，属于一道沟的顶端，三个生产小队的剩余劳动力全集中在这里。早晨九点左右出工，下午三点左右收工，劳动的内容就是把沟的顶端挖一个大坑，计划在坑内蓄水。然后，用水泵把蓄好的水抽上来，达到浇灌附近农田的目的。听大队书记讲，此项工程一旦完工，附近的一千多亩耕地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多少多少。
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以后，我再去参观当年我们整个冬天为之奋斗的蓄水池，却显得那样的渺小。远看，蓄水池也就是用石头砌成的方不方，正不正，形状并不规则的浅坑而已。而在那时，全村启动这样的工程，可以说连吃奶的劲儿也用上了。
男青年要学会打钢钎，地冻得和石头一个样儿，铆足了劲儿一锤砸下去，也就是核桃大的一个浅凹，哪里需要放炮，哪里就需要用钢钎打炮眼儿。双手挥动着铁锤要打准目标，握钢钎的手要攥紧了，眼睛还得提防着点儿砸锤人的方向性。用钢钎把炮眼儿砸好了，由专人放火药、点雷管。
最兴奋地是听放炮声响的那一瞬间，轰地一声，看——！满天飞行着土块儿，多壮观啊！大大小小的土块儿在天上飞，慌乱的人们在凸凹不平的地上跑，那情景真刺激，也真让人激动！
一锹一锹地往高处铲土，一车一车地顺着斜坡往高处拉土。一大块儿一大块儿的冻土放在人们的肩膀上，往高处扛土，扛不动的就往高处背土。配上四周的红旗，这劳动的场面也确实够红火的……
人与自然在斗争，人也与自己的命运在作拼搏。满怀着希望，满怀着与天奋斗的激情。如今，这高灌站早已废弃了。人定胜天，人却总是胜不了天。人与自然的抗争，总是显得那样的弱小。但人总有胜利的时候，像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四川的都江堰，不都是人定胜天的样板吗？
蓄水池挖好以后，剩下的工程由瓦工砌石头。我们几个男插队青年和几个村子里的后生，顺着测量好的线路，在山坡上挖埋水管的壕沟。挖一米五深，六米长算一个工，壮劳力一天挣不了一个工。六米一段，一段放一个人，各挖个的，谁也别占谁的便宜。一镐下去，刨下来拳头大小的一块儿砂泥土，手磨破了，无所谓。大冷天把棉袄脱了，为了自己在挖沟的时候，不至于落后于别人，连说话儿都觉得浪费时间。
村里的一个后生，只挖了半天就不干了，他生气的把手中的铁镐往旁边儿一扔，穿上自己的棉袄，气愤地说道：“这工挣不了！”便扛上自己的铁锹，转身回家去了。
三级高灌站建成的时候，我已离开农村了。宏伟的蓝图达到目的了没有？我也不太了解。当时的村大队书记，因工作成绩突出也很快提拔到别的公社当领导去了。
今年夏天，我回到了久别的农村，还特意到当年战天斗地的地方故地重游。只见原先修建蓄水池的附近，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沿着山坡横跨而过。周边的农田还是那样的贫瘠，土地还是那样地干燥缺水。
不远的地里，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卷着裤腿儿，弯着腰，正聚精会神地锄地。半尺多高的谷子稀稀拉拉地在地里长着……尽也显得不太精神。一辆破旧的平车在地头边放着，车旁是水壶和喝水杯子。天旱，这样的土地能有多大的收成呢？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与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耕作方式并存，定格为一种特有的风景。
三、砖厂的生活
我们村的插队青年，虽然算不上壮劳力，但在农村社员的印象中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弱劳力。
春天，种完了玉米、高粱等农作物，插队青年的大部分便到了砖厂。
砖厂位于村子的西南面，距村子约0.5公里。砖厂有机房，有晾晒砖坯子的广场，有七、八座烧砖的土窑，有用来取土做砖坯子的土场，有用于社员休息的工棚。
砖厂归大队集体所有，从经营管理的概念上讲，属于大队经营。每个参加劳动的个人收入，按照每一个劳动力所付出的工作量以工分核算。
十一个男插队青年，十个人到了砖厂，九个人到了供应制砖机用土的平车队。平车队包括村子里的几个小后生，拉车的一共有十二、三个人，工作简单而繁重。从天一亮太阳还没出来就出工，到太阳落山了收工。机器不停地转，车不停地拉，土不停地往皮带溜子上倒，循环往复，人们号称我们这些人是砖厂的“毛驴队”。
从拉土的地方到机房，约二百多米，而取土的地方是在一个大土坑里。从坑里往上拉土，有四个帮着推车的农村小姑娘，两个小女孩帮一辆车。没上坡以前，在距土坡十几米的地方，就得做好向上爬坡的精神准备。然后，拉车的男人要使足了劲儿弯着腰像赛跑的一样儿，往土坡上冲。曾经有一个插队青年叫关俊，有一次，他拉着装满黄土的小平车，跑着往沟里的土坡上冲刺的时候，因用力过猛，把套在肩膀上的套绳拉断，杵了个满脸开花。脸上的土、沙子和血粘在一起，他用一只手捂着脸儿，羞于让人看见，其残酷负伤的情景，令人今生难忘。
还有一个男青年姓马，叫马振瑞。有一次，在往平车上装土的时候，没注意被旁边塌落下来的土方将身子埋住。幸亏周围有不少插队青年，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土堆里扒了出来。人虽然没啥大问题，但也确实差点牺牲了。
若干年以后，插队青年在一块儿聚会。谈起当时的情景，马振瑞大有谈虎色变的感觉……
和我们一块拉土的有三、四个农村小青年，在村里属二等、三等劳动力。其中有一个姓刘，智力和精神上都有毛病，他干着干着活儿，人，有可能就找不见了，人们叫他“没方向”。“没方向”的妈是从外村带着有精神病的儿子嫁到这个村子的。每天，我们从砖厂劳动完了收工，在回村的路上，总能看见“没方向”的母亲站在村口的土崖上，等儿子回家吃饭。“没方向”的母亲，个子不高，身体很单薄，在落日的余辉里，她盼儿回家的神情，总是让人想到母亲拉扯儿女的艰辛与不容易。
“没方向”二十八、九岁了还没娶上媳妇，这在当时的农村，算大龄青年。“没方向”长的浓眉大眼，个子属中等偏上，身体不胖不瘦，常年他身上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一双不跟脚的鞋，总像拖鞋一样儿挂在他的脚上，走起路来，左摇右晃，真有点像电视剧《济公》里疯和尚的样子。“没方向”干活并不偷懒，就是在干活的时间上不太正常。对于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家一个是无奈，一个是对精神病人的宽容与谅解。
“没方向”干活儿靠不住，但是喜欢和妇女同志们打打闹闹地玩。有一天，我听说“没方向”让村子里的几个女人把裤子扒光了，“没方向”并不在意，他说：“那是开玩笑。”
“没方向”有一个弟弟，属后爹跟前的，人很聪明，就是让父亲惯得没样儿，六、七岁的孩子会抽烟。旱烟袋，爹一口，儿子一口，爹鼻子冒烟，儿子鼻子也冒烟，逢这样的场景，插队青年倒有点像看稀罕似的。
在砖厂劳动，每天早晨的饭，由村里派专人用平车推着送到砖厂。饭是各家自己做的，通常以搅面粥为主，菜，多数是咸菜拌土豆丝。
为了和农忙的季节错开时间，夏天里的砖厂，可以说，大干加拼命干。中午，骄阳似火，插队青年拉着满车的砖土，跟着机器抢时间，一步十滴汗水，肩膀上何止晒脱了一层皮，旧肉皮还没脱尽，新肉皮又晒脱了。
砖厂的工作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累。许多插队青年累得鼻子出血，血止不住，只能往鼻子里塞两块儿大大的棉花球。还有，就是缺觉，太阳还没出来，顶着星星出工。晚上，太阳落山了才能收工。插队青年也有戴手表的，但砖厂的负责人说，戴手表没用，日头就是农民的时间。有一回，我去厕所方便，蹲在里面竟睡着了……
那时，我们就盼着下雨，因为下雨的时候可以歇雨工。我买了一本观测天象预报天气变化的书，虽不能说全通，但也略知一、二。什么“悬球云、雨淋淋。”“云往东，一场空。”
每天早晨，看有没有朝霞。朝霞阴，晚霞晴嘛！傍晚，快收工的时候，常常是一边拉着车往土场里走，一边看落日的余辉，心里想，明天下点雨，多好？但是，我望着火红的晚霞和晴朗朗的天空，知道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砖厂也有比较好的活。这“好活”的内涵，一是有技术，二是轻闲，三是挣得工分高。比如，当维修工。然而，这种活儿，要懂技术，电、钳、铆、焊样样都得在行。
烧窑工，一天两个班，十二个小时一个班。苦不算太重，但要懂炉温。一窑砖烧七天，烧不好，窑里的砖有可能全是废品。我曾到砖窑底下看过烧窑工干活，烧窑工加煤的样子像烧锅炉，你仔细地往炉膛里看，那码在砖窑里的土坯子全部烧得红红的，透心红……
看窑工，一般都是有技术的大工匠。一窑砖烧到一定的火候，把窑封了，从窑顶上往下灌水。灌水需要掌握砖窑里的火候，水不能灌得太急，窑顶上的水得慢慢地往砖窑里渗……这样，砖烧出来才会是青兰青兰的。
砖窑底下是烧得红红的砖坯子，窑顶上是一池清粼粼的水。
傍晚，封了火的砖窑，冒着热气腾腾的蒸气，映衬着火红的晚霞和蓝蓝的天空……清风吹来，挟带着潮湿的土腥味儿，我舔一舔干裂嘴唇，咸津津的……脸上的汗出的多，经风吹日晒，平平的脸上就变成了盐场，沙子一样的颗粒用手一摸，刷刷地就从脸上掉下来了。
春风吹破硫璃瓦。干完活要洗把脸，从脸盆里捞出来的湿手绢，用两只手抻着走五六步远，好，手绢就干了。
等砖烧好的时候，左右手各提一块砖，两块砖一碰，叮当地响。鉴别砖的质量从声音的差别就能听出来，好砖“铛、铛地响！”那差一点的砖呢？声音发闷，砖也不经磕。在农村盖房，讲究一砖包到顶的青砖大瓦房。青砖就是这样烧制出来的。
烧砖，土最重要，砂土不行，烧不成砖，土太粘了，也不行，烧出来的砖容易变形。所以，砖厂对土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砖厂最苦最累的工作当属装窑、出窑的工作了。装窑工还好些，虽然累，但不是太脏。而出窑工就不一样了，从刚闭了火的砖窑内出砖，又脏又累，而且活也赶得特别急。
夏天热，砖窑刚闭了火，里面和炉子一样，更热！出窑工，每人穿一件大裤头的下衣，上身很少穿衣服，蓬头垢面，满身灰尘。人，就像从灰堆里钻出来似的。青砖虽然没冒热气儿，但摸上去总是烫手烫手的。唯一的长处，就是挣得工分高，每天，三个半工。
我们几个在砖厂劳动的插队青年，也曾承包过一座砖窑的砖，挣了多少工分早就忘记了。但是，当时干活时那个累劲，到如今也好像就在眼前。出窑工的辛苦大家是亲身体验了，出窑工挣多少工都是应该的，从此，谁也不再眼红出窑工的待遇。
出窑工出完了窑里的砖，碰上天气好，把流水的胶皮管子放在砖垛的顶子上，用两块砖压好，三个、两个悄悄地躲在砖垛的后面，脱光了衣服洗淋浴，赤裸的身子让太阳光照得亮晶晶的……这样的场景，免不了让远在别处拉砖坯子的小姑娘们不经意间地望见……正赶上拉土的插队青年，拉着满车的土从沟里冒上来，“唉！”地大叫一声，小姑娘不好意思地一笑，双手捂着红红的脸儿，一转身躲在砖坯子的后面去了……
机房的工作，在砖厂虽不算上等，但也不算太差，主要是没有日晒，雨淋。在机房拉砖坯子的多数是农村的小姑娘和插队女青年，一车接着一车，也满够辛苦的。
晾晒砖坯子的工作，多为中年妇女们承担。每天负责把该晒的砖坯子上的高粱帘子掀开，收工的时候，把该苫的砖坯子用帘子盖好，以防雨水冲涮。
砖厂的工作就像一部机器，从早到晚不停地转。当然，也有停摆的时候，比如：停电。你看砖厂的人们，个个喜形于色，因为，又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机器也有坏的时候，多为噎死，也就是进土量超出负载而停机。有的时候，是土里混进了大石头，把机器卡死了。逢到这个时候，插队青年们就在附近的阴凉处玩扑克。我呢，抓紧时间给人们理发。插队青年，农村的小后生，有许多人我给他们推过头。那时，确实年轻，有精力，也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
插队的时候，每位社员家庭都有自留地，因此大队也特别为插队青年批了一块自留地，有五、六分地的样子。自留地就在去砖厂的路上，紧挨着二干渠，一过桥就是。这样，我们无意中又多了一项任务，中午吃完了饭，一点多钟到插队青年的自留地里劳动。五、六分地并不大，种了几畦豆角，二畦青椒，二畦西红柿，几畦葫芦，好像还有二、三十棵茄子和二畦圆白菜。
很快豆角秧子就出苗了，一窝一窝的豆苗，长得翠绿而充满朝气。我们和老乡借了两把锄头，我脱了鞋，也学老乡的样子，光着脚锄地……左一锄，右一锄，好，没锄几下，自己把自己的脚指头砍了一锄，鲜血直流，再不敢脱了鞋锄地了。
插队青年的几分地，经我们辛勤地浇灌，施肥，部分地解决了插队青年夏天的吃菜问题，也使我们了解了一些种菜的知识。
从村里到砖厂，我们每天都要路过生产队的谷子地，黍子地，麦田，高粱地，玉米地。从春播到秋收，我们每天看着庄稼出苗，拔节，抽穗，扬花，结果。
有一首歌里唱道：“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而我们切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对农村里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感觉更直接，也更富有诗情画意。
麦穗还发青的时候，揪一个麦穗放在掌心里搓出嫩绿的麦粒儿，放进嘴里那麦粒儿是甜的，闻一闻，麦粒儿是香的。
在农村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每天呼吸着芬芳的五谷香味，沐浴着充足的阳光，吃着刚打下的新粮，农村人的身体比城市里的人健康、结实。插队青年也一样，经过劳动锻炼，个个生龙活虎，身体的素质是提高了。
从收麦子开始，我们插队的村子逐渐到了秋收大忙的季节，砖厂的工作也将告一段落了。“秋收，小姐忙得下绣楼。”插队青年的劳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
四、锄地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唐代李绅的一首诗。
在城市里生活，真正在农田里锄过地的人很少。但如果你有这么一天，或有这么一次机会，天空烈日炎炎，脚下是热乎乎的土地，空气就像烤炉，前面是半尺高，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谷子地，你握着锄柄弯着腰锄地，李绅诗中的内涵就能充分地感受到了。
俗话讲：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锄地随着庄稼的生长期走，要求的时间性也非常强。因为锄地在农村属于壮体力劳动。所以，不管干过或没干过的人都知道锄地的辛苦。
每一个生产小队都有一组专业的锄地队伍。一是劳动力强，二是技术好。插队青年们在农忙的时候，也编在锄地的小组里，一块儿和农民们劳动。
锄地最难干的活儿是锄谷子，像黍子、小麦，相对好锄。因为黍子、小麦，顺着垄，一边锄一边向前走就行了。像锄谷子就不一样了，首先得间苗，苗距大约三、四寸一棵，间苗就得弯腰，不弯腰谷子苗没法间。地里的草与谷子苗混着长在一起，草少了还好锄些，如果地里的草太多，锄地的人就像练杂技，腰几乎弯成九十度角，左一锄，右一锄，上一锄，下一锄，不行的话，手也得上。为了保持地里的脚印少些，光着双脚，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向后抬起来，跳着走，那锄田的姿式就有点像弯着腰跳桑巴舞。汗顺着脸儿，脖梗儿往下流，背心的中间总是湿的。
我们几个插队青年和村里的小伙子在山坡上锄黍子，地有百十多米长，我弯着腰紧着忙，总也跟不上队伍。腰疼，到了地头直不起腰，直起腰又弯不下去。瞅瞅西边火辣辣的太阳在死死地盯着你，总盼着太阳快点落山……锄地本来腰就疼，弯腰的身体被山坡上的小风儿一吹，那腰疼劲儿，就别提了。
小队的队长，扛一把锄头，到处转，谁锄得不好，地里的草太多，重锄！要不，今天的工算白干。高粱、玉米，苗小的时候还好锄些，等高粱、玉米长高了，常常把锄地人的胳膊上划得全是血道子。
锄地最爽快的时候，是躺在地头边的树底下乘凉。光着脚丫，头上枕着一双懒汉鞋，闭着眼睛闻由轻风儿吹过来的阵阵草香，听柳树上的鸟儿鸣叫……
锄地的人们似乎话很少，看着紧着忙也锄不完的地，累，早已让人顾不上多说话儿了。
五、回民麻启舜
回民麻启舜没到村子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听说来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大队的主任事先给他买了一套做饭用的炊具。锃亮的铝锅，勺子、铲子、饭盒，好像还有一根长长的擀面棍儿。
一天，上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大队的主任嘴里叼着一根烟卷儿，双手推着自行车，后衣架子上夹着一个纸箱子，箱子里放着给麻启舜买得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他站在插队青年的院子里，叫人们过来拿东西。我从宿舍里跑了出来，赶紧把箱子抱进厨房里。
大队主任对着我们说：“人，过几天就来了。”
知识青年都在一块儿吃饭，突然增加了一个少数民族，又是回民，这饭怎么做呢？我总觉得挺别扭。但说归说，尊重民族习惯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我在城里住得时候，同院住的有几户人家就是回民，回民要是讲究起来，那是真讲究，普通人用过的茶杯，人家也不会用，更别说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左等右等，有一天，麻启舜真的来了。他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后衣架上带了一卷行李，一米七三的个子，眼睛长得毛茸茸的，双眼皮儿，脸儿白净白净的，给人的第一感觉，他就像一个书生。
因为麻启舜是个回民，所以，很少和插队青年们一块儿劳动。他多数是在生产队里做些杂工，比如：盖房子当小工，在豆腐房里帮着磨豆腐。
最麻烦的还是吃饭，每天等大家吃完了饭，他才开始做饭。
插队青年的主食，几乎一日三餐以玉米面为主。每月三两麻油，回民也和大家一样。平常日子，插队青年的饭菜也就是白水煮圆白菜，饭菜里有点豆付就不错了，哪来的腥水。大家劝麻启舜和我们一块吃算了，麻启舜说“不行！”饭还是由他自己做。先蒸玉米面饼子，然后熬小米稀饭，然后烩土豆圆白菜的大烩菜，大家觉得当一个少数民族真麻烦。
麻启舜爱唱歌儿，嗓音不错。那时正在上演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有一首主题曲叫《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麻启舜唱得非常认真。
插队青年和邻村驻防的解放军搞联欢，麻启舜独唱。
麻启舜会讲普通话，在演出中和李建中一块儿说相声。那时的相声也特别革命，内容是开汽车注意文明礼貌。
麻启舜会拉二胡，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热闹。
有一天晚上，我们七、八个插队青年，又是拉，又是唱，又是敲锣，又是打鼓，曲目是《地道战》中的《鬼子进村》。正玩在劲头上，突然，麻启舜把手中的二胡往炕上一扔，拔腿就跑，他的动作把大家都惊得一怔，周围的人也弄不明白是咋回事儿，紧跟着他的后影到了厨房。
厨房里烟蓬雾罩的，一股浓烈的焦糊味儿。大家一看，麻启舜正从蒸饭的铝锅里慌慌张张地往外捡冒着黑烟的玉米面饼子。饼子太烫，手拿不住，掉在锅台上，迸溅出红红的火星子。
做饭用的京灶，炉火通红，映照着麻启舜紧锁眉头的脸儿……
大伙捂着鼻子悄悄地在门口站着，谁也不敢说话儿。
麻启舜手忙脚乱地收拾完烧糊的玉米面饼子，拿出发黄且烫手的笼屉。这时，他无奈地举起早已被炉火熏黑了的铝锅，一转身，我们发现铝锅的底子早没了。
铝锅没底儿怎么做饭？
从此，麻启舜主食和我们一块吃，菜还是自己炒。过了一段时间，也和我们吃一个锅里的饭菜了。
有人问：“回民不是不能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
他含含糊糊地说：“不要说。”
本来，一个回民不算回嘛。
六、打枪
每一个插队青年在农村都属于基干民兵，是民兵就得参加训练。村子里有民兵连长，算脱产干部，专职负责民兵的管理工作。
民兵连长平日里事儿并不多，整天地在村子里瞎转，无论夏天或冬天，他上身总是穿着一件半旧的黄军装，尤其是数九寒天，天气出奇的冷，他黄军装里面套着棉袄，但衣服却总是披着穿。他四十多岁，中等个，头上戴着一顶黄军帽，长形脸，尖下颏，嘴里镶着两颗包边的金牙，走路时，歪斜着脑袋，身子俩边的肩膀支楞着，就这样，他还经常特意把膀子抖一抖，一来，显示身份，二来，好像也是习惯。给人的印象，就像一只炸翅的公鸡。他见了男人挺严肃，但是，见了小姑娘、小媳妇，那稍带眯缝的两只小眼睛，离老远就笑了。他脸上的皮很厚，一笑，松弛的肉皮都抽搐在一起，一道道山梁，一道道沟壑，趴在脸上，稀疏的胡子横竖不齐地在嘴的四周矗立着……
当民兵除了参加训练，还有机会打靶，也就是打枪。农村，大队就有枪械库，钥匙由民兵连长拿着。
农闲的时候，民兵连长把插队青年们和村子里的青年人集中起来，练习站队，卧倒，瞄准，匍匐前进……民兵连长检查动作的标准与规范。卧倒时，腿不能叉得太大，身子必须和地皮贴紧了。如果不符合要求，民兵连长有可能上去就是一脚。
我们和村子里的民兵坐在手扶拖拉机的后斗子上，一块儿去公社打靶。三个小队，三辆手扶拖拉机，三斗子民兵。
打靶在山根底下，靶场就设在马铺山南坡的山沟里。
第一次打枪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枪属于旧式的五九式步枪，每人三发子弹。砰！人还没完全卧倒，枪已经响了！枪眼就在跟前，好悬！离架枪的位置仅十公分，子弹进土的瞬间，弹着点溅起一缕灰尘。还有两发，再打！枪的后座力真大，枪一响，打枪的人一趔趄，再打，还是一趔趄。子弹打到啥地方了？鬼才知道。打枪的是村子里一个女青年，枪打完了，民兵连长在一旁瞪着眼睛愣愣地骂道：“笨蛋！”
轮到我上去打，枪的后座力顶得膀子生疼！打枪的感觉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妙！但是，打枪还是充满了诱惑力。
给我们村插队青年带队的赵队长有枪，因为他是从法院来的，五四式的手枪就锁在我的箱子里。有一天晚上，我因为有事儿要回城里，时间已经很晚了，赵队长让我带上手枪，我不敢，我知道手枪的套子上有五颗子弹。
我和赵队长住在一个屋里，有人和赵队长说过，能不能让我们几个人打一次手枪，赵队长说：“行，就是得等待机会。”
秋天，庄稼快熟了的时候，赵队长领着我们四个人上了山。在山上的一条沟里，赵队长拿出手枪规定我们四个人一人打一枪，我知道枪梭里有五发子弹。前面山坡的一棵小树上挂着一只刚抓住的田鼠，我第二个打，我瞄准田鼠打了两枪，一枪也没打住。
后面的两个人见我打了两枪，直嚷：“你怎么打了两枪！？我们还没打呢。”
我说：“别着急，说好，一人打一枪嘛！”
实际上，我打两枪事先早就和赵队长捏估好了，只是别人并不知道。
总想有一个惊喜，总是有一个遗憾，打枪让我体验了一种感觉，也留给了我一个永久的怀念。插队时我们还年青，年轻时是那么的幼稚，年轻时又是那么天真。打枪留给我的那种震撼似乎还能感觉到，然而，转眼间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
人，生命的轨迹似乎也像子弹出膛的一瞬间，仅仅是一条转瞬即逝的弧线。
在奥运会上，随着射击运动员的一声枪响，也许是一个冠军，也许是一个强者落选。人生的道路上，自己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七、看电影
那时，农村的文化比较落后，文艺、新闻的主要传播工具是农村大队的高音喇叭。相隔一个月、两个月放一次露天电影，全村人就像过年一样热闹。三里、五里的外村人跑来看电影的也不少。当然，如果外村演电影，大家知道了，也成群结队地追着去看。距离近了还好说，电影看个差不多，路远了可就不好说了，也可能赶到地点，电影早演了一半了。站在人群的边上，伸着脖子看一会儿，觉得快结束了，赶紧招呼人们往回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村，哪有乡间公路？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土路。
踩着月光，两边是黑黢黢一人多高的玉米地。在玉米地里的路上走，空气比较特殊，给人的感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挺别致的。十几个人一伙，有男有女，有前有后，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地在乡间的土道上忙着赶路。
那时候演电影的，属郊区政府管辖的放映队。大队先和公社联系好了，演电影的依着事先约定好的村子，一个村子挨着一个村子的演。如果今天晚上轮到本村子了，由大队派一辆毛驴车到相邻的村子里把演电影的放映员接来。车上有放映机，小型发电机，装电影胶片的铁盒子。毛驴车还没进村，站在村口土崖上的小孩子们早就欢天喜地迎上去了。
放电影的有时两个人，有时一个人，就住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吃派饭，多数是到大队书记，主任家里吃糕。
放电影的地方没准儿，有时在大队的院里，有时就在大队门外的街口上。横对着街口栽两根木杆子，挂一块银幕，等天黑了，电影开始。
先放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新闻纪录片人们并不爱看，讲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事迹。拍摄的程序也比较死板。所以，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急着出去，因为人们知道，每次演电影总有十几分钟，二十多分钟的新闻纪录片。
刚去农村插队的时候，我们住在大队部旁边的窑洞里。
有一天晚上，本来说好的要放电影，因为下雪没演。大队的干部们便想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演，左等右等，到半夜十一点了才开始。电影机架在地上，用墙壁当银幕，先放计划生育的教育片，时间挺长，插队青年们年龄又小，看得没意思，多数都回去睡觉去了。
有一个插队青年叫张文瑞，年龄数他小，刚十六岁，硬是看完了才回去。先回去的插队青年都脱光了衣服在被窝里躺着，大家笑着问他：“好看不好看？”张文瑞不爱说话，他慢腾腾地抬了抬眼皮，半天才说道：“有啥好看的？！”
插队青年的房子盖起来以后，放电影就常在插队青年的院子里。有时候，连着演两个片子，院子里的人们乱哄哄地看到半夜……
演电影的时候，也是村里的年青人搞对象的时候。一男一女，家里的大人还以为在看电影，实际上男的给女的一个信号，俩人早手拉着手到村外的安静处说悄悄话儿去了。
村里人爱看打仗的电影，仗打得越激烈越好，解放军一出来拍手欢迎。村里人爱憎分明，电影中的情节逢老百姓受苦受难，场内鸦雀无声，能听见电影机达达……转动的声音。
看了电影，村里人也吸收一些电影中的词汇。比如：当时正上演《侦察兵》，其中有一句台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样，没准某一个人在路上碰见谁了，甲问乙：“忙啥呢？”乙顺口就是一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村里人每天劳动，对村大队干部每天不劳动，但待遇不低有意见，背后就用电影中的话说：“吸血虫！”
过去，农村讲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们插队的时候，农民的要求是工分高点，分得粮食多点，攒钱盖房子。看电影便成了一种文化享受，一种精神上的调节。
前几天，我碰见南郊区文化局的一位干部，我向他询问：“现在电影队还到不到乡下演电影了？”他说：“早就不演了。”
我想，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传播工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辉煌一时。如今，电视已普及到农村几乎每一个家庭。
所以说，从前，全村人热热闹闹地看电影的情景怕也成了历史了。
八、农村计划生育掠影
夏天，正赶上村子里搞计划生育。有一句顺口溜，叫“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超标。”
这些，比起后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当时的政策应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
但是，正因为刚开始搞计划生育，即便是政策宽松，农村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计划生育还是难以理解。尤其是一对夫妻前面生得两个孩子都是女孩，这第三胎是铁了心要生的。
多子多福，是中国人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村，男劳动力的多少，决定着一家人生活的兴衰，生男孩几乎成了许多家庭一种梦寐以求的愿望。
有这么一家人，姓王，生了五个男孩。名字叫：王文左、王文右、王文前、王文后、王文中。每当我想到这五个名字，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家的老父亲，真有点像武工队的头儿。
宣讲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往往是在收工后的晚上。村子里每家出一个代表，到小学校的教室里开会。大队要求插队青年们都去，村干部说，这叫提前教育。我的感觉是凑数，要不村子里开会，人总是稀稀啦啦的，没人愿意去。人们站在村子里的街口上，开会的人问小队长：“记工不记工？不记工不去。”
村子里的土政策也绝，只要这家人够条件了，不做手术不行！多数是给女同志做绝育手术。生产队长说得更邪门儿，不怕你不去，拖拉机开到你家门口，发动机嘟嘟地叫着……油钱、工钱你自己出，再不行罚款，交不出罚款来，到家搬东西。
定了做绝育手术的妇女，由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拉着，去公社卫生院做手术。手扶拖拉机的后斗子并不大，妇女同志们坐在后斗子里，一车拉五、六个人。几天一车，那样子真不像去医院，倒有点像去赶庙会。
在公社卫生院做手术的大夫，多数是城里各大医院到乡下给农民看病的巡回医疗队。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常听说，某某医院的医疗队来了，医术多么多么高明，谁谁家女人做绝育手术了，肚子一点也不疼。计划生育就像一场运动，天天都是这个话题。
说话间，这计划生育的事儿就赶到了冬天。该做手术的女人大多数做了结扎手术，不听从计划生育的人也就剩下那么几个人。
村子里有一个姓赵的男人，家里生育了四个女孩，生产队长让他女人做绝育手术，他说啥也想不通。没办法，只好天天按要求到生产大队办公室的砖地上坐冷板凳。
生产大队的办公室分里外间，里间是书记，主任，会计办公的地方。外间的地中央，放着一个细长条的木板凳。他低着头弯着腰坐在上面，两只手交叉地伸在左右胳膊的袖筒子里，大家看见他那种尴尬相……也不能笑，也不能说。他呢，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结果呢？还是不了了之。第五胎生了没有？真还是不太清楚。
有一天，我去公社开会。因为一块儿去的一个村里人到卫生院有事儿，我便随着他到卫生院后面的一排房子中找人。在走廊中他一边走一边说，这些房间是女人们做绝育手术住的地方。房间里都空着，条件非常简陋，有的房间白墙壁上有大片的血迹。
我想到那些活泼可爱的女人，想到在乡间土路上颠簸跑动的手扶拖拉机……
九、秋收
在村子里听老农民讲：春冻圪梁，秋冻凹。秋收从山底下开始。
秋天的早晨，田野里到处飘浮着一层淡淡地乳白色的雾。太阳一出来，那清凉的雾便悄悄地隐匿在树林里了……随后乘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秋收的人们，手里拎着镰刀，往田野里走。有的披着破棉袄，有的胳膊上挎着放兔草的柳条篮子。太阳没出来以前，田地里的空气还是很凉的。
白天，上午割黍子，下午割谷子。割田和锄地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腰疼，因为人要是弯不下腰来，那田是割不成的。生产队长把社员们分成几个小组，五、六个人一组，男女都有。
割田的人们站在地头边，会割的驾辕子，也就是领着头割，不会割的跟在两边。一般每人割三垄，像这样的活儿，村里的小姑娘要比我们这些男插队青年能干得多。她们弯着腰笑着往前割，我们咬着牙拿着镰刀在后面一边儿割，一边儿紧着赶，却总是落后一截子。
没办法，干农活，有些是奶工，是从小锻炼出来的。
那时讲“一日三送饭，晚上还要当成白天干。”一天三送饭有点夸张，但晚上当成白天干倒是真的。
晚上吃完饭，生产队的大喇叭一响，生产队长在大喇叭里喊叫着让人们赶紧出工。我们插队青年拿上镰刀和村里的人们一道到村南的地里割高粱。割高粱不像割谷子，割谷子得弯腰，时间长了腰疼。高粱高，割高粱时候，人得站着抱着割。割足一捆子，放倒，再抱着割。月亮就在头顶上，完全是顶着星星月亮在劳动。没有照明设备，干活儿完全凭着感觉，凭着一股热情，凭着一种政治上的冲动。晚上劳动，又是在高粱地里，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出地的人不少，男女老少齐动员。几点钟收工？也就是半夜十一点多吧。
不过像这样的劳动，干了几次也就不干了。原因是，晚上有人偷庄稼。你想，到处黑乎乎的，有人边割庄稼，边把高粱穗子往自己怀里揣，回家用高粱穗子喂自家的羊，还是满不错的。
一个大队，三个生产小队，惟一的通讯工具就是高音喇叭。第二天，一大早，“二队的社员同志们，今天上午在村北割高粱。”那时，各个生产队都种杂交高粱，俗称“海南岛”。杂交高粱的最大优势是产量高。所以，种的面积比较大。杂交高粱主要用于交公粮，牲畜都不爱吃，太涩！人吃了上火，大便都出不来。但是，用杂交高粱酿酒，还是很好的原材料。
在山坡地里，好地种玉米，谷子，不太好的地种胡麻，荞麦这种低产作物。山沟里，比较平坦的地，种土豆。在平川地里，春天选最好的水浇地种小麦。小麦没收的时候，种上萝卜，这叫套种，一年能收二茬庄稼。小麦产量低，每个生产小队也就是种十几亩。
小麦最好看的时间是快成熟的时候，风儿一吹，碧绿的麦浪一浪赶着一浪，就像湖水中荡漾的涟漪，连吹过来的风儿都是香甜的。
掰完了玉米，我们几个男插队青年跟着拉庄稼的大马车，一车又一车地从山上的地里，往场面里拉庄稼。高粱、黍子、谷子，装在马车上有三、四米高，我爬在马车最高的顶子上，左摇右晃，看着马车往山下走，感觉还是很自在的。
小时候，我看过一本小说叫《艳阳天》，《艳阳天》的封面好像就有拉着装满庄稼的大马车。当时，我爬在装满庄稼的马车顶上，赶车的人和我心中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喜悦。
丰收，对一个常年在农村劳动的人来讲，这个词太重要了。中国人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甚至于城市中的大多数人的父辈或祖辈也是农民。民以食为天，只有丰收了，人们才会有吃有穿，饿着肚皮再宏伟的蓝图也难以实现。兵精粮足是一种国力的象征。然而，惟有粮足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
秋收忙，忙得满头大汗，忙得风风火火。人们从冬天的平田整地，到春天的春耕抢种，到夏天锄草施肥，一年辛辛苦苦地忙，这忙来忙去的结果，全在这秋天的收成里。庄稼熟了，果实容易掉，所以才有了颗粒归仓。刮风下雨容易造成农民的损失，往前赶一天，就是一天的收成。
十、看田
在我们村里把护秋叫作看田。并且还有一句顺口溜，叫“看田不偷，五谷不收。”看来这看田的就得偷。在村里听农民们讲，看果园的人，家里的苹果吃一冬天。看香瓜的人呢？人们说一走进他家门口，就闻到香瓜味了。尽管村大队规定了几条谁要偷秋，抓住了罚多少多少工，但偷秋的肯定有。
我曾和一个男插队青年和村里的一个叫齐运山的后生，看过一晚上的玉米地。齐运山的一条腿和脚有毛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就这样一位残疾人，当时在砖厂的平车队，和我们一样拉土，如今一块看田，当然是老熟人了。
玉米地在半山坡上，属下湿地，百十多亩的玉米地一大片。玉米长得非常好，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子，可以说，人见人爱，地紧挨着临村的庄稼地。生产队在地边上，让人们靠着大路边，临时用杨树枝子搭了一个三角形的棚子。我们俩个插队青年带上棉上衣，晚上吃完了饭就到了地里。齐运山比我们去得还早，他在看田的棚子外边围了一堆火，说，你们休息吧，晚上由他看着就行了。他还特意给我们俩人烧了几根老玉米。我躺在用荒草铺成的床铺上，听晚上的秋风哗啦哗啦地响，老感觉地里有人偷庄稼，出去一看，总是虚惊一场。
后半夜，我们俩个插队青年糊里糊涂地在棚子里睡着了。天一亮，听见棚子外边有人说话儿，原来，生产队来了接班的人。我们两个插队青年和齐运山一块往村里走，出地的人们迎着我们往村外走。齐运山走在前面，这时，我突然发现秘密了。他穿了一件夹袄，前面没系扣儿，里面穿了一件发旧了的中式白衬衣。好家伙，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子，一根挨着一根在腰间里面插着，他的腿脚本来就有毛病，腰上又插了这么多玉米棒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更显得费劲儿。但他似乎无所谓，一副雄赳赳气昂昂地样子。
走到村口，正赶上大队书记的母亲从村子里往村外赶自家的猪。她边赶边说：“别人家的猪，不用赶就到地里吃饱了，你这笨猪，赶也不出去！”旁边出地的人们直笑。那猪在路边上绕着圈儿地跑，就是不愿意往村外走。
我暗自思忖，看来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差不了多少。我又想起了那句顺口溜“看田不偷，五谷不收”。
十一、在场面里劳动
秋天，地里的庄稼用马车陆陆续续地都拉到了村北的场面里。本来不算太大的场面到处堆得是高粱，玉米，黍子，谷子，黄豆等，一派丰收的景象。
在场面里劳动，不算太累，但需要细心。为了夺高产，三个生产小队都种了不少杂交高粱，高粱穗子铺了满满的一场面。大队从公社农机站雇来的拖拉机，不停地在场面里转圈儿……一车又一车往进拉庄稼的大马车，在驭手的吆喝声中，进进出出。场面里，有往下卸庄稼的，有扬场的，气氛是真热闹。
三个生产小队把偌大的场面分成了三部分，中间用堆得整整齐齐的高粱秆儿或谷子杆儿隔开，三个小队各堆各的庄稼，各打各的粮。我属于生产二队，割高粱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二队的高粱种得不如三队、一队的稠密，也就是苗与苗的间距比三队、一队的要稀。但打下的高粱，二队的比三队和一队的颗粒都大，也显得饱满。但二队的产量不如三队、一队的高。把庄稼种得稠些，那叫合理密植。把碾平的高粱穗子用木杈子挑开，底下就是十几公分厚的高粱粒儿，用手捧起一把红红的高粱粒儿，真让人稀罕。
我在场面里开过拖拉机，左脚一松离合器，右脚轻轻地一踩油门，开着拖拉机在场面里转圈，兜风，真爽！
在场面里用木锨扬场算是手艺活儿，一是要看风向，二是要会用手腕子上的劲儿。扬到空中的粮食要形成一个平展展的立面，经风儿一吹，籽粒饱满的粮食落下，空心无籽的秕子便随风落在了边上。
场面上的粮食堆成山，那不是夸张。我们插队青年去的头一年，生产大队一下就上了两个台阶，粮食产量达纲要，跨黄河，亩产达到五百斤。
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先交公粮。公粮用马车拉着送到公社粮站或城里的粮库，余下的粮食分品种装进麻袋，然后搬运到大队的粮库里。一麻袋高粱二百八十多斤，插队青年和一块劳动的农民从马车上一人一袋往库房里背，没点力气还真干不了这活儿。一麻袋粮食最有分量的时候，是装绿豆，近三百斤。在村里干活儿，有的是有劲儿的农民，扛一麻袋高粱，那个利落，那个轻巧，让我们这些插队青年非常佩服。
场面上的工作比较杂，碾完场的高粱、黍子、谷子，剥完粒儿的玉米，在场面里都要晾晒，整个场面上铺满了高粱或谷子。
红红的高粱，黄黄的谷子，按着行距不停地翻，粮食得晒干了，晒透了。这样，放进库房才不容易发霉，不容易生虫子。
场面上的粮食收拾完了，把干草堆成垛，储存好。冬天，谷子杆儿是喂牲畜的上等饲料。
高粱秆儿理顺了，码整齐了，用来编帘子。编一卷帘子二分工，一整天不停地干，也就是编六卷帘子。
场面上有看场的小屋，小屋不大，靠里有一条土炕，炕上铺一张破烂的席子，火炕烧得热乎乎的。刮大风，下小雨，劳动的人们就躲进小屋里，休息，聊天。
入冬以后，场面上的活儿并不是很忙，大多是一些散碎的收尾工作。有时候，天阴沉沉地，寒风刮着零零碎碎地小雪花儿。没事干，又不到收工的时候，我们就钻在小屋里，听老农民讲故事。
下了大雪，厚厚的积雪，盖在场面上的草垛上，小屋的顶子上。场面上挺安静，到处都是白白净净的积雪。
突然，刮来一阵风儿，惊起一群麻雀。插队青年在场面上的劳动就算结束了。
十二、打狗
农村有一段时间时兴打狗。按照在村大队蹲点干部的说法，这打狗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狗是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狗捍卫的是私有财产，谁家养狗，狗就保卫谁家的利益，与现在提倡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大相径庭。从这个意义上讲，打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
二、根据有关专家考证，狗食以粮食为主。而且，狗远比人的饭量大，也就是说，狗比人能吃。以每个村子有五十条狗计算，全公社十几个村子，那么，少说也有几百条狗，要是从全南郊区讲呢，狗消耗的粮食就不是一个小数字。
三、狗传染疾病，尤其是狂犬病。
别的意义还有，我没记清楚。
在我们村蹲点的干部是公社信用社的主任，姓张，人长得挺胖，嘴也很会说话。很简单的事情，经他的嘴一说，头头是道。
生产队的大喇叭把全村的主要劳动力，包括插队青年，叫到生产队的大院里开会。
正赶上这一天是个阴天，天空飘着胡乱飞舞的雪花。信用社主任刚喝完了烧酒，脸儿红红的，油滋滋的嘴唇放着亮光，那一张灵巧的嘴边说边冒着白白的酒气。信用社主任讲完了，就往旁边退了两步，站着用手里捏得一根草棍儿剔牙。接着大队书记披着黑色的棉袄，两只机灵地眼睛冒着严肃的目光，站在社员的前面讲话，让大家充分认识打狗的重要性。
打狗队长由民兵连长兼任，主力队员是农村的男插队青年。当然，让插队青年打狗，主要原因是插队青年与村里的人们没有什么血缘或感情上的联系。
晚上，插队青年分成两个小组，每人手里拿一根木棍子，挨家挨户地去打狗。因为事先已作了动员，到了社员家的院子里，我们这一组插队青年一条狗也没碰上。
第二天，向民兵连长汇报。连长说，王三家的狗你们再去查一下，数他家的狗大，看看是不是转移到别处去了。王三经常和我们一块儿劳动，人很老实，进了他家的院子，他一边解释，一边领着我们到小房里面查看。狗确实死了，死狗就在小屋里的房梁上吊着，狗头湿淋淋的。这时，我才知道，打狗用不着太费劲，把绳子往狗脖子上一拴，往起一吊，端一瓢凉水往狗嘴里一灌，就立马解决问题了。
上午十点左右，大队的院子里挨着放粮食的库房门口，拴了有七、八条小狗。
这样，一则，显示打狗的成绩。二则，也向人们提供一些警示。如果，谁家的狗自己不作处理，便集中在大队院子里消灭。
我发现一条大狗也没有。
几条小狗用惊恐的眼神望着周围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子们……
民兵连长的花样儿挺多，他上身穿着一件驼色的毛衣，外面披了一件带罩的旧军装，紧皱着眉头，故作严肃的样子，他在大队办公室的门口绕出来绕进去，原来他要对抓来的小狗施以电刑。他把三只小狗用铁丝一块儿拴在焊东西的铁板上，合闸通电。狗的生命力也很强，铁丝与钢板的连接处，冒着蓝色的火花，但小狗就是死不了。怎么办呢？民兵连长返身回到大队办公室里，不一会儿，右手拿出一把电工用的破老虎钳子，用钳子夹住电线，然后，举着电线头，让小狗一个挨一个地触电，他嘴里自言自语地骂着说：“日他灰祖宗的，看球谁厉害！”小狗吱吱地叫着……浑身抽搐地瞪着眼睛死去了。
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还不少。我想，人类文明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善待生命，善待动物。当然，那时人们也没这个概念。
如今，大狗，小狗几乎成了许多人家的宠物。早晨上班，道路两边，锻炼身体的，遛狗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有的人上饭店也抱着狗。你想，这狗毕竟是四条腿着地的动物，抱在怀里，能卫生吗？
生活富余了，狗也值钱了。
十三、演出
冬天，地里的活儿不多，出工的时间也短。剩余的时间，插队青年们由我负责排练节目，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
先把选好的节目刻成蜡版，然后，印成歌片。晚上，把插队青年们集中起来，一句一句地教，一句一句地唱。然后，再把节目的内容，按照需要或每一个人的特点布置下去。二十多个插队青年，人人有份，人人上台。可以说，个个是演员，人人有角色。排舞蹈的练舞蹈，演相声的，对着墙壁背台词。说三句半的，又是敲锣，又是打鼓，反复地练。
大队给插队青年买了两把二胡，一把秦琴，两根笛子。锣、鼓、钗，原先大队就有，插队青年文艺宣传队，就算建立起来了。
大家费了很大的力气，排练出十几个节目。有舞蹈《喜晒战备粮》，歌舞《新疆亚克西》，器乐合奏《军队和老百姓》，二人台《说说我们村的插队青年》，男生独唱，相声等，估计演一个多小时没问题。
然而，等公社通知下来才知道，每个村子只能出演二个节目，要不全公社十几个村子，节目演不过来。
公社演完了，由公社从各个村子的节目中选了七、八个节目，参加全市的文艺汇报演出。节目演得并不十分精彩，但也非常红火热闹。我临时担任乐队的总指挥，拿个梆子敲得震天响。有中学的同学在台下看节目，见我在台上，主动上来和我打招呼。说在舞台底下，乐队的声音啥也听不见，就听见梆子响！我说，乐队是临时凑起来的，水平差距太大，紧敲着演员和乐队还合不到一块儿呢！
全市文艺汇演完了，大家觉得不过瘾，排了这么多节目，多一半儿没和观众见面，怎么办呢？由赵队长联系，慰问驻在国营砖厂的亲人解放军。
下午两点钟演出，从上午十点开始化妆。二十多个人，我一个一个地给化妆。男青年好说，女青年不行，得认真地化妆。先打底色，然后定妆，然后画眼、画眉、画嘴唇……画完妆，你看原先并不十分漂亮的几个女插队青年，个个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似的，舞眉三道，美得不行。
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大合唱，《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没有伴奏，我起个头，大家跟着唱。
演出的地方在国营砖厂的大礼堂，也没灯光设备，台下的解放军，每人一个小马扎，坐得整整齐齐的，一个劲地鼓掌，给大家加油。
演出结束以后，部队的首长上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说：“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最红火的一次演出是和邻村的驻军一块儿搞联欢，演出的地方是在邻村的旧戏台上。
晚上，戏台上挂了两盏汽灯，真亮！戏台底下的观众，人山人海的，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足够几千人。我们演得认真，解放军演得更认真。
我们有一个自编自演的女声表演唱《夸夸咱村的铁姑娘》，六个老太太由插队青年扮演，尤其是打头阵的女知识青年杨秀莲，无论扮相、走相，都非常传神。可以说一步一喝彩，一唱掌声就起来。
节目演好了，返场，让人现在说起来，都感到激动。
人就是这么奇怪，住在城市里精彩的晚会，我看得也不算少，但看完了，就像过眼烟云，云消雾散，一点印象也没有。在农村演了几个不成样子的小节目，却永远忘不了，那种忘了台词的尴尬，那种笨手笨脚的歌舞表演，让人一回想起来就想笑，简直成了开心的钥匙了。
十四、敲碗
插队一年以后，我代表村里的插队青年参加全市的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表彰会，并代表集体作先进事迹发言。发言的内容几乎都忘记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深刻。
会期三天，会议管三天饭。近千人的会议同时开饭，开饭前，每一张圆桌坐十个人，每人一个碗。
人们来自全市的南北郊区，互相认识的不多，有多少知心的话儿可以说呢？开饭的时间与厨房上菜的时间有二十多分钟的间隔。这时，便有人用筷子敲碗，后来发展到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时敲碗。这声音确实够大的，淹没了人们正常说话的声音。
碗敲得惊天动地，确实也够悬的……
中午、晚上吃饭前天天照敲不误。这种行为算无聊，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成年人了不能不知道饭前敲碗不对。算抗议？也未免有点说的严重。但敲碗本身并不能显示这种行为是无可挑剔的。最起码是不够文明，常听老年人们说，饭前敲碗敲筷子，讨吃一辈子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运动，事实证明是否定的。所以，这震耳欲聋的敲碗声也反映了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大家并未感到十分高兴。这其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在里边，跟谁说呢？会议是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敲碗，也可以说是人们心情郁闷的借机发泄而已。
时过境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过去。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去西部农村支边扶贫，也以一种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
更有代表性的是，优秀的大学生应聘到农村当村官。去农村一展身手，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敲碗已成历史，但留下的印象还是令人回味的。
十五、马铺山
在农村插队一年半，我们经常在马铺山的山坡上劳动。但始终也没时间到马铺山的山顶上看看，这在我心里总觉得是一个遗憾。
马铺山的半山坡上，有一片桃树林。春天，在桃花盛开的季节，粉红色的山桃花争奇斗艳，给原本光秃秃的荒山，增加了许多诱人的魅力。我想，有机会说啥也应该去桃树林里看看。
因为我在写《插队的记忆》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些事情需要向当时的插队青年做些询问。所以，便有人提议是否回插队的村子看看。一则，了解农村的变化。二则，到马铺山上一游，也算圆了我多年的一个愿望。
星期六，我开了一辆面包车，约了同村插队的四个战友，大家都说，离开农村三十多年了，早就有回村看看的想法。
当时，我们插队的村子，属于产粮区。印象中的村子最明显的标志，是矗立在村口的二级高灌站。高灌站上有一条非常醒目的标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开着面包车寻找回村的路，旧路已不复存在，新路怎么走？大有找不见回村道路的感觉。
世事沧桑，一转眼，能看见山坡上的村子，却找不到回村的道路了。
经询问，汽车开至村口。巧得很，车上的李建中说，那不是二队的队长李爱？我待的生产队就是二队，李爱的媳妇曾和我们插队青年一块儿在砖厂劳动。
有一天，我病了，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在砖瓦厂的工棚里，吃完了早饭，我躺在里面的土炕上。李爱媳妇，用五分的硬币，沾着凉水，给我刮了前胸，刮后背，减轻了我的病痛，让我至今难以忘记。然而事情就这么巧，在村口就真的遇见了李爱。
我和车上的几个人，下了车，高兴地和李爱握手，满头银发的李爱弄不清和他握手的是哪一位？
大家互相报告了自己的姓名。
我说：“您的孙子也一定很大了吧？”我们在村里的时候，李爱的儿子还小。
李爱说道：“孙子都二十三了。”他连着说，要不是你们自报姓名，说啥也不敢认你们。
我和李爱说：“您的媳妇在我感冒的时候，曾给我刮过身子，现在我还记着呢！”
我们插队的时候，李爱也就是四十多岁，可精神着呢。如今，一看就知道是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了。人，在一块儿工作，年龄的变化不容易看出来。但相隔三十多年，再一见面，廉颇老矣！
岁月的痕迹刻在人的脸上，也刻在人的心里。
大家惦记着去插队青年的宿舍看看。在村子里的路边上，正好碰见了当年的大队主任王悦。
王悦七十多岁，性格豪爽，个子高高的。他看见我们从车上下来，真有点不知风从何处来的感觉。一听，是原先村子里的插队青年，心中的高兴劲儿便立刻显现出来了。
三十多年前的插队青年宿舍，是全村最好的建筑。如今，一个大院分成了四个小院，宽敞明亮的屋子，现在竟也显得低矮破旧，如鸽子房一般。房子还是原先的房子，但印象与现实的差距却这么大。
到村边的小庙里看看，原先整齐的小院儿仅剩残垣断壁。要知道，在当时，这儿算大队的外宾招待所呀！
说到村子里的一些老人，有些早已乘鹤西去。“没方向”刘水在不在？在，刘水不但娶了媳妇，媳妇还生了三个孩子。可惜，孩子全送人了。村里人说两个人都是天生的智商有残疾的精神病人，生的孩子谁管？！
王悦说，刚才离小庙不远的路边上，一个女人傻模傻样地在村口蹲着，那就是刘水媳妇。我想，生活为什么这样安排一个人的命运呢？
从小庙里出来，我开着车顺着去场面的路，到了下湿地，又从下湿地上了马铺山半山坡上的桃树林。如今的桃树林由私人买了去正在修建公墓，从规模上看，投资不算少。但是我总觉得像这样的地方，首先，应该开发成旅游区。人们春天赏桃花，夏天爬爬山，多好？
顺着山坡上的土路，我径直将面包车开上了马铺山顶。今非昔比，原先插队的时候，徒步也没机会到的地方，今天，我开着面包车上了马铺山。
马铺山上到处都种上了松树，植被也保护的不错，山下酷暑难耐，山上凉风习习。清爽的风儿吹动着你的衣衫，像姑娘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你的头发和脸庞……
登高望远，大同盆地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时，你会感到什么叫“心胸开阔”，什么叫“景色如画”。青色的远山，生机勃勃的城市，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两台电动机车拖着长长的装满煤炭的列车在奋勇前进……抚今追昔，怎么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距马铺山顶不远，往北偏东方向，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战”遗址。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二十万人马与匈奴冒顿单于交战，被围困于白登山上。白登山距马铺山仅咫尺之遥。2200多年前的今天，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战场，两军交战的嘶杀声，战鼓声，早已沉寂于沙土中了。然而，战争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让人追思北风凛冽，银雪纷飞，旌旗在望，战马奔腾的那种氛围。
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我开着面包车往回走，王悦指着路边的一块地说，这是他的责任田。谷子长得不错，虽然还没有吐穗，但从庄稼的长势上讲，是周围数得着的好庄稼。俗话讲：人勤地生宝，人懒地长草。王悦本身就是勤快人，种地也错不了。
我们到王悦家坐了一会儿，感觉像王悦这样的家庭，在村子里还是比较富余的。但是，从整个村子给人的印象，竟不如三十多年前的村子整洁、规范。
我从王悦的言谈话语中知道，过去人民公社时大队公有的一些东西，许多都卖了。地分到村民个人手里，粮食是够吃了。但是，村里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让村里的多数人富余起来，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村西新建的小学校，两层的教学楼是村子里最亮丽的建筑，鲜红的国旗在学校的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国家兴旺，重在教育。
但愿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005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