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简·爱》未来的出版商采纳这本优秀小说的手稿时，与这家公司有关系的一位绅士首先读到了手稿。被这个故事的人物深深打动，他将自己的感受告知了史密斯先生，措词极具感染力。史密斯先生似乎对这本书引发的赞美备感好笑。“您似乎被完全迷住了，我不知道该如何相信您。”他大笑着说。然而，第二位读者，一位头脑清醒且不易被热情冲昏头的苏格兰人，傍晚时将手稿带回家，兴致勃勃地坐到半夜也要读完它。此时，史密斯先生的好奇心被大大地勾起，促使他亲自阅读一番。他发现，对这部书稿的赞美之词并未言过其实。
几位私人文友在书籍出版时获赠了几本。他们的眼力无疑值得信赖。他们在文坛的地位颇高，所有人都回信表示高度赞扬，还有他们对获赠此书的谢意。其中一位是勃朗特小姐万分景仰的著名小说家。看到书后，他马上便流露出欣赏之意，在给出版商写的一封独具特色的便条中认可了这本书的超凡价值。
评论文章发表得比较迟缓，或者说，比较谨慎。《雅典娜神庙》[1]和《旁观者》[2]刊登了简短的评论，认可了作者的实力。《文艺报》[3]对于赞赏一名不知名作家是否无虞不太确定。《每日新闻报》[4]以“从不评论小说”为由，拒绝接受寄送来的书籍，但随后不久，报刊上便出现了一篇对《奥尔巴尼单身汉》[5]的评论；于是，史密斯-埃尔德公司再次将一本《简·爱》转发给《每日新闻报》的编辑，请求评论。这一次，作品被接受了，但我不清楚登载的文章是怎么说的。
至于专业评论家的意见，《观察家报》[6]挺身救场。该报上的文学稿件一向以宽厚友善地欣赏作品的优点而著称，对《简·爱》的评论也不例外。评论处处洋溢着衷心的赞美，同时也是巧妙敏锐之见。另外，报刊对推动小说的销售通常作用不大。在《观察家报》发表评论之前，图书管理员们就开始求购这本书。无需专业评论的好心指引，这个故事本身的魅力就让它的价值为公众所知。早在12月份，购买这本书的浪潮就出现了。
我要插入两三封勃朗特小姐寄给出版商的信件，以说明在接受成功这个概念的时候，她是多么地缺乏自信。在所有与她本人有关的问题上，她都如此不习惯于获得乐观的评价。写下这些便条的场合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1847年10月19日
“先生们，6本《简·爱》已于今晨收到。你们已经为这部作品提供了一切可以提供的有利条件，包括优质的纸张、清晰的铅字，还有得体的装帧；如果作品失败，责任全在作者——你们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现在，我正在等候报刊和公众的评判。
“——C.贝尔谨上”史密斯-埃尔德公司
“1847年10月26日
“先生们，报纸已收到。它们对《简·爱》的称许不出我所料。《文艺报》上的评论似乎一定是创作于相当平淡的心境之下，《雅典娜神庙》独具风格，令我肃然起敬但无法全然欣赏；不过，这些颇有地位的报刊需要维护尊严，而过于热忱地认可一位无名作者将会有损这种尊严，考虑到这一点，我想自己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了。
“同时，面对傲慢崇高的评论家，畅销将是对我的有力支持。
“——C.贝尔谨上”史密斯-埃尔德公司
“1847年11月13日
“先生们，本月11日的来函收悉，感谢你们传达的信息。我已如期看到《人民报》[7]的评论并于今晨收到《旁观者》。《旁观者》刊发的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文章自然会被某特定阶层的人接受。我估计后续会有其他类似评论。诋毁的方向已经被指明，后来者大概会趁势而上。之后的多数评论多半会追随《旁观者》的观点。我担心这种舆论转变不会促进读者对这本书的需求——但时间会证明。如果《简·爱》本身具有确凿的价值，就应该能经受得住一阵逆风。
“——C.贝尔谨上”史密斯-埃尔德公司
“1847年11月30日
“先生们，我已收到《经济学人》[8]，但未收到《观察家报》。出于某种原因，那份报纸丢失了，《旁观者》之前也丢失过一次。不过，我很高兴地从你们的信件中得知，其对于《简·爱》的评论非常有利，而且作品的前景似乎有所提振。
“感谢你们提供关于《呼啸山庄》的信息。
“——C.贝尔谨上”
致史密斯-埃尔德公司
“1847年12月1日
“先生们，《观察家报》于今日收到，由于收件人原因而误寄。收件人应该是勃朗特小姐转柯勒·贝尔。请允许我知会你们，今后最好不必将柯勒·贝尔的名字写在信封外；如果只寄至勃朗特小姐，信件将更有可能安全到达。本地区无人知道柯勒·贝尔，而且我无意于使其出名。《观察家报》上的评论令我备感开心，似乎是出自理解所评论内容的高人之手。当然，来自这些人的赞誉令作者备受鼓舞，而且我相信，这部作品也将从中获益。
“——C.贝尔谨上
“信封内其余7份地方性报纸评论亦已收到。对于你们如此准时地向我寄送关于《简·爱》的所有各类评论，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致史密斯-埃尔德公司
“1847年12月10日
“先生们，来函并附汇票收讫，谨此告知并致谢。鉴于对你们正直善良的行为已表谢意，如今我只能说，我相信，你们将始终有理由对我满意，就像我会始终对你们满意一样。如果未来我尽力而为的结果能使你们称心并从中获益，我将无比满足。如果我以为你们曾有理由后悔作为我的出版商，我将无比遗憾。
“先生们，你们无需为来函数量不多而致歉。当然，我一直乐于收到你们的来信，但也同样乐于收到威廉斯先生的来信。他是第一位对我表示赞赏的评论家，也是第一位鼓励我坚持写作的人。因此，我会理所当然地尊敬他，感激他。
“先生们，请原谅我的信太过随意，并且请相信我。
“柯勒·贝尔敬上”
大获成功的消息最初如何传来，并如何对三姐妹的内心产生影响，这方面的记录几乎没有。我曾经问过夏洛蒂——我们当时在讨论对劳渥德学校的描写，她说，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写它，如果她早知道它会被当作考恩桥对号入座的话——这部小说的名声大噪是否让她感到惊讶。她稍作犹豫，然后说道：“我相信，在我写作的时候对我产生强烈触动的东西一定也会对读者产生强烈的触动。读《简·爱》的人对它深感兴趣，我并不吃惊。但我没指望一个无名作家写的书会有读者。”
姐妹们没有将自己的文学探险告知父亲，生怕他的焦虑和失望会转而增加她们的焦虑和失望，因为他对孩子们遭遇的一切都极为关切，而且他在满怀希望的青年时期，也同样爱好文学。的确，他不擅长用言语表达情感。他本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可以坦然面对令人失望的人生命运。可是，对于彼此深爱的那些人，言语本就贫乏迟钝，难以传达感情，他的女儿们知道，比起他自己遭遇的挫折，他对她们遭遇的挫折更加难以忍受。因此，她们并未将正在从事的工作告诉他。如今，他说自己一直有所怀疑，但怀疑尚不确切，因为他只能确定，他的孩子们一直在写作——而且不是写信。我们已经见识到，出版商的信件是如何“由勃朗特小姐转交”接收的。夏洛蒂告诉我，有一次，邮差在勃朗特先生出门的时候遇见了他，她们无意中听到他询问牧师柯勒·贝尔住在哪儿，对此，勃朗特先生回答说该教区没有这个人。这一定就是勃朗特小姐在给艾洛特先生的信件开头时提到的那件意外了。
然而，现在，作品的畅销已经奠定了《简·爱》的成功，她的姐妹们便催促夏洛蒂将作品出版的事情告诉她们的父亲。于是，一天下午，在父亲早早吃过晚饭之后，她带着一本《简·爱》，还有一两篇评论，走进他的书房，同时不忘留心带上一份负面的评论。
她跟我说，他们之间的对话大概是以下这样。（我于听说的次日就把她的原话写了下来，所以对其准确性相当肯定。）
“爸爸，我写了本书。”
“是吗？亲爱的。”
“是的，我想让你读读看。”
“我怕会太伤眼睛。”
“不是手稿，是印刷出来的。”
“亲爱的！你不知道那有多贵！肯定是要赔了，你怎么把书卖出去呢？没人认识你，没人知道你的名字。”
“可是，爸爸，我想不会赔。我给你读一两篇评论，多告诉你一些事儿，你就不会那么想了。”
于是，她坐下来，给父亲读了几篇评论。接着，把为他准备的那本《简·爱》留给他阅读。来喝茶的时候，他说，“姑娘们，你们知道夏洛蒂写了一本书吧？很可能非常不错？”
但是，柯勒·贝尔，这位作家的存在，就像霍沃思牧师住所里这些安静居民的一段梦境。一家人继续过着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唯一的变数就是照管她们的兄弟，而整个英格兰的读者世界正处于发现了一位无名作家的激动之中。就连《简·爱》的出版商，对柯勒·贝尔是真名还是笔名，是男人还是女人，同样一无所知。每座城镇的人们都在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名单上搜寻一番，然后失望而归。在他们认识的人里面，谁的才华都不足以成为这位作家。如果可能，书中提到的每个小细节都被人们翻来覆去地拿来解读最让大家困扰的问题——作者的性别。一切都徒劳无功。人们逐渐放弃了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行为，只是坐下来，叹赏不已。
我不打算为这本传记的所有读者都熟读过的一本书撰写一篇分析文章。更不用说这样一部作品的评论了；舆论的浪潮已经将这本书从最初默默无闻的低谷冲上高处，并将其安安稳稳地留在永恒的名望高峰。
勃朗特先生寄给我的一捆报刊摘要放在我的面前。翻看之余，令人感动，这位失去至亲的可怜父亲，将所有不知名的地方报纸上出现的所有评论都剪了下来，无论多么简短，无论语言多么粗糙，都仔仔细细地贴上日期标签；刚看到它们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骄傲。此时看来，这样的画面多么的凄凉。每一篇评论都对从人群中间凭空出世的那位伟大的无名天才赞不绝口。关于作者的猜测好像野火般蔓延开来。伦敦人像古雅典人一样干练优雅，同时也像他们一样，“除了打探和传播些新鲜事儿之外，无所事事”。在一位作家横空出世的同时，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其中正对他们胃口的一种新鲜感，一件新的乐趣。这位作家可以用精确磅礴的力道描写出生动独特的人物——他们有说服力，有自主性，终于不再是不存于世的物种，而是依然生活在北方的一群人。他们认为，独特的描写力之间夹杂着些许夸张。从极为真实和准确的文字来看，住在距离这个故事看起来的发生地点更近的人们肯定，作者绝不是南方佬；因为尽管“北方阴暗、寒冷、崎岖”，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古老力量依然留存在那里，在《简·爱》中描写的每一个人物的身上闪烁光芒。继续深究之下，体面的和不体面的好奇心，便统统失去了嗅迹。
次年1月，再版问世，加上了致萨克雷[9]先生的献辞，人们面面相觑，再度好奇起来。但是，柯勒·贝尔不认识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本人，也不认识迈克尔·安杰洛·提特马什[10]，不了解他的生平、年龄、财产和境况。只不过，其中一个名字作为《名利场》的作者，被印在扉页上，而另一个名字则没有。她为自己能有机会向一位作家表达她的崇高敬意而致谢。如她所说，她将他视作“他所在时代的社会变革家——在致力于挠曲枉直的人群中堪称大师……他的智慧明光烁亮，他的幽默引人入胜，但以上二者与他的天纵之才相比，就像是摇曳嬉戏在夏季云边下方的闪电和隐藏于酝酿之处的夺命霹雳。”
整个夏天，安妮·勃朗特一直病体孱弱，对家庭的深深忧虑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她敏感的心灵。但是，如今《简·爱》让成功有迹可循，夏洛蒂便开始为她们这位亲爱的小妹妹，家里的“小家伙”，计划今后的娱乐——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从烦恼中解脱放松。然而，尽管安妮为夏洛蒂的成功高兴了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她的精神和身体已无力承受更剧烈的活动，只能过一种长期安坐的日子，要么读书，要么做针线活儿，要么伏案，始终如此。她的姐姐写道，“说服她出去走走，或者劝她说会儿话，真是太难了。我期待明年夏天能有信心让她，如果可能的话，至少在海边小住几日。”同一封信中的一句话表现出，即便现状恶劣，家庭还是深深地扎根在她的心底；但这封信夹杂过多涉及他人之事，不便在此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