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编者序

近年来，有关中国的各种著作不可胜数，但是需要承认，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真实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如果请他们列举中国的主要哲学家，除非是汉学专家，大概能举出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一个老子。这个看法，甚至对一般哲学教师来说，恐怕也不为过。

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为数并不少，但通常若不是太专业，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这样一本书出自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学者之一的笔下，这就使它的问世，有了更大的意义。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的内涵远远超过孔子和老子，或儒道两家著述所涵盖的范围。在25个漫长的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曾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还应看到的是：在多少世纪里，哲学家们所属的学派，尽管还继承了自古以来的名称，其思想内容却随时代的变迁而十分不同了。举例来说，如果孔子像佛家轮回理论所说那样，转世到12世纪朱熹的同一时代，他大概很难想到，朱熹的思想竟成为当时正统的儒家思想。

在这种多样性的后面，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主题反复出现，其中之一是冯博士在本书第一章里所描述的“内圣外王”之道。怎样能够得道，从而得以做到内圣外王？如果就精义而不是从字面看，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如冯博士所指出的，它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世和超越的两重性。这一点是冯博士最近新著《新原道》一书的主题。笔者不敢在此妄论冯博士此书的全部精义，而只想指出：西方仅仅一知半解的这种哲学精神，使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为既有高居峰巅、在松树下沉思默想的圣人，又有十分实际、只问眼前的俗人。

回想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学习中国哲学与文化其他方面的时候，令我最感愉快的是：1934至1935年间，到清华大学随冯博士读中国哲学。当时，冯博士刚完成他的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的第2卷。这部书很快便在中国的同类著作中居于数一数二的地位。有一天，冯博士问我，是否知道有什么人愿意从事把此书译成英文的工作。结果是，我承担起这项工作。1937年夏，日本刚发动侵华战争之际，我所翻译的冯博士《中国哲学史》第1卷出版。当时，我期望在两三年内，可以完成此书第2卷的翻译工作。

此后，我因工作关系离开了中国，接着是漫长的战争，还有其他的任务打断了我的原定计划。直到1946年秋冯博士应聘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才得以重新开始原先的计划。自此以后，我选译了冯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第2卷中的若干章，有的已在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有的即将在该刊发表；其目录已收入本书参考书目，待完成后它们将被攒成一卷出版。由于得到富布赖特法案资助美国学者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研究，我将于近期内赴北平，计划逗留一年，希望到1949年秋能够完成《中国哲学史》第2卷的翻译工作。

去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了这项工作。这时，冯博士决心自己动手，把他先前的著作《中国哲学史》缩写为英文的一卷本，并要我予以协助。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主题与中文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并无出入。本书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大致相当于两卷本的第1卷，第十七章到书末相当于第2卷。但本书的篇幅却明显地缩短了。举例来说，我所译的两卷本中的第1卷有454页，而中文版的第2卷比第1卷还多50页。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本书删除了原两卷本中一些次要的思想家，对主要思想家所用的篇幅也减少了。本书对两卷本中思想家的生平、著作时间的真伪的考证、参考书目和注释也压缩了篇幅。尽管有这些不同，学术水平并未因此减色，它的资料和诠释都十分准确，立论也平实全面。

本书与一般的缩写本相较，还有其他一些特色。首先，本书是作者为西方读者而写的，因此，它的内容和论述角度和为中国读者写时有所不同。本书的首两章是中文两卷本所没有的，便是一例；第二十七章的大部分也是新写的。

其次，本书里有些结论性的见解和重点，是冯博士自1934年完成两卷本之后的新见解。例如，第三章所概括的理论是冯博士于1936年为两卷本所作的一个附录中提出的。在本书末章，冯博士论述他自己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原来散见于冯博士在抗日战争年间所发表的各部著作，收入本书时，又经作者重新写过。第十九至第二十二章论述新道学和佛学各章，与两卷本相较，有明显的改动。（冯博士准备对两卷本的有关部分根据本书加以修改，然后再交由我翻译。）

本书的内容主题、处理方式和具体写作，不消说，都是冯博士亲自动手的。我的工作主要是考虑西方读者的需要，就语言和易读性做一些编辑加工。本书中的许多引文都是按我所译两卷本的译文，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只作了微小的变动。涉及中国哲学专有名词的翻译，冯博士往往自己已有成竹在胸，或是借用E. R. Hughes在《中国哲学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的英文译名。其他许多引文的英译都是新的。参考书目和索引则是我编的。

为一般读者着想，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的发展，在阅读本书时可能略微省一点力。中国古史传说历来由约公元前三千年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禹等开始。长期以来，中外知识界对这类传说都没有置疑，由此造成中国历史异常悠久的印象。今日，中国史学界已经取得一致的见解：有关古代圣王的传说，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故事，那些圣王充其量也只是神话中的人物。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历来认为其起迄年代是公元前2205[2070——译者注]—前1766[1600——译者注]年）也难以确定，只有等待将来考古学的发现来予以认证。

历来认为继夏朝之后的商朝（起迄年代是公元前1766[1600——译者注]—前1122[1046——译者注]年），其历史证据较为充分。商都的一部分已经发掘出来，出土了一大批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这批甲骨文就是本书第十二章谈到的卜辞。

继商以后的周朝（公元前1122[1046——译者注]—前256年）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周朝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黄河中下游谷地的一大批小国都臣服周王室；这种君臣关系大体上和欧洲中世纪的情况相仿。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封建体制逐渐瓦解，出现一批独立的国家。它们彼此之间进行战争，再加上政治、社会、经济的动乱，严重削弱了周朝的统治。面临种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人们要寻求解答，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哲学思想运动，它构成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这批哲学家中间最早的一个。继他之后，兴起了一大批哲学家，他们各抱不同的思想主张。本书的第三章到第十六章的内容就是讨论这些思想家的不同主张。在政治史上，孔子以后的几个世纪通称为战国时期。

秦国并吞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统一的中华帝国。秦朝以中央集权、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僚代替了过去各地区贵族割据、政权世袭的制度，由此开创了中国自此以后历朝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政治史上，除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外，最重大的历史变革。

秦朝为达到它的政治目标，采取了严酷的手段，由此激起的反抗使秦朝很快便被推翻。它进行的统一中国的工作在继起的强大的汉帝国（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统治下继续进行。在汉帝国统治时期，中国的疆界扩张到今日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包括新疆的大部分。与政治统一伴随而来的是思想的统一。周朝的诸子百家，作为单独的学派不再存在，但它们的思想往往融入了儒家或道家。儒道两家这时成为两大主要的思想流派。本书第十七、十八两章便是叙述这个发展。

两汉四百年统治之后，继之而来的四百年也许可以称之为分裂时期（221—589年）。在这4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南方分裂为许多统治时间不长的小国，北方也同样分裂成这样的一批小国。有些北朝的小国由非汉族的游牧民族组成，却跨越长城，在长城以南建立了国家。过去中国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看做“五胡乱华”，看做“黑暗时期”，因为民众遭受了许多苦难。但在文化上，这是非常杰出的时期。在哲学上，儒家思想暂时消沉，代之而起的是新道家和佛家思想。这两个流派的思想介绍便构成了本书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的内容。

隋朝（589[581——译者注]—617[618——译者注]年）、唐朝（618—906年）在政治上重建了中国的统一，不仅国力得到发展，文化也登上发展的高峰。在唐代，佛教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其中的禅宗是本书第二十二章的内容。自此之后，佛家在中国渐趋没落。另一方面，儒家却再度兴起，并在思想界建立起主导的地位。本书第二十三章开始的地方描述了儒家复兴的初期情况。

唐朝覆灭后，有五十年动荡不定。然后宋朝（960—1279年）兴起。它虽在政治上不如唐朝强大，但在文化上却创造出同样辉煌的成就。从思想史看，这一时期里，儒家思想重新兴起，其繁荣为汉朝以来所未有。这场哲学运动在西方称为“新儒家”；本书第二十三章到第二十五章，对这段历史作了介绍。

取代宋朝的是元朝（1280[1206——译者注]—1367[1368——译者注]年）。它是全中国第一次被一个非汉民族——蒙古族——所统治，这一点在文化上的影响倒并不很大。明朝（1368—1644年）使中国回到汉族统治之下；从社会生活来说，明朝比元朝愉快些，但社会经过一番剧烈变化，文化却没有相应的新鲜气息。在哲学思想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心学发展到了高峰。本书第二十六章叙述了这个发展。

在清朝（1644[1616——译者注]—1911年）统治下，中国再度由非汉民族的满族统治。直到19世纪之前，清朝统治的中国繁荣昌盛，版图甚至超过了汉唐；在文化方面，有的领域有所前进，有的领域则出现衰退。自19世纪以后，清朝统治走下坡路，内部衰弱和西方工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接踵而来。这些发展对思想领域的影响，请看本书第二十七章。

1911年的民国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也推翻了世界最古老的王权体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亟待改革，这些改革，在西方国家用了约3个世纪，中国只能迎头赶上。改革在短时间内纷至沓来，势必造成内部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动荡，外国又乘机进行侵略压迫。我们环顾西方各国，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它的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中国的未来难以预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中国过去的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中国人常常能够战胜种种困难向前进，尽管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世界各国能够迅速吸收中国政治思想中的天下为公思想（见本书第十六章到第二十一章）。中国在它未来的变革中，势必要抛弃许多过去的意识形态，但是，其中也将有一些会保留在世界的哲学遗产之中。中国哲学在哪些方面能对世界有所贡献，冯博士在本书末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德克 ·布德

1948年5月于美国宾州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