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们将绞杀耶路撒冷。”

如同1947年12月的那一周，人们依旧日夜聚集在开罗的凯斯尔·艾尔·尼勒（Kasr el Nil）大街，张望着埃及外交部办公地点卡末尔·艾丁·侯赛尼（Kamal Adin Husseini）宫闪亮的灯火。他们烧炭的黄铜火盆在12月中旬的灰尘中闪闪发光，沿街小贩在他们中间叫卖炒瓜子和刚出炉的烤玉米。在宫殿里一块阿布瓦松挂毯下面，八个怒气冲冲的人围着大客厅的方桌争论不休，他们正是人们所好奇的对象。

其中七人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七个国家——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黎巴嫩、外约旦；第八人是该组织秘书长。他们是各国首相或外交部长、国家领导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诅咒发誓上面。他们代表着一种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聚集在埃及外交部客厅里的人，统治着300万平方英里的大约4500万人民，人口超过巴勒斯坦30倍，面积超过巴勒斯坦200倍。在这些国家的荒漠下，蕴藏着世界上最重要的探明储量的石油。他们指挥着五支正规军，其中伊拉克、埃及和外约旦的军队可谓精兵强将。

共同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使他们貌似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外表。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是法国式的共和国。沙特阿拉伯、也门和约旦三国是具有沙漠部落特征的准封建王国。埃及和伊拉克是受英国影响的君主立宪国家。

它们因相互斗争而四分五裂：开罗和巴格达之间，可以追溯到哈里发时代的争夺；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与周边较贫困的邻国之间是现代的、因经济利益引发的斗争；导致叙利亚和黎巴嫩反目成仇的，既有个人的斗争，也有部族和国家的斗争；伊拉克、叙利亚及其领导人，则在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中，沉溺于持续不断争夺领袖地位的阴谋中。

四年以来，这些领导人利用他们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声明中的极端主张，相互之间明争暗斗，将这个问题转变成衡量这些阿拉伯政治家爱国主义的尺度，以他们言过其实的威胁，来鼓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顽固立场。黎巴嫩的利雅得·索尔（Riad Sohl）曾经炫耀说：“联合国将不得不为每一个犹太人派一个士兵，才能让他们的国家运转起来。”

现在是他们开始将其逞强好斗的威胁付诸行动的时候了。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冗长地、喋喋不休地辩论了一个星期，他们的辩论只是表明他们心知肚明：他们的公开威胁和他们私下情怀之间相去何啻天壤。一些国家高调宣扬他们和巴勒斯坦兄弟的盟约，此种高尚情怀因他们对这块古老土地的觊觎而大打折扣。对于他们而言，在巴勒斯坦展开行动，还得留意到这会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和相互冲突的利益有何影响。他们蔑视他们的敌手，但是也不觉得需要为此献出生命、戮力备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

夜复一夜，在为东道国代表团保留的尊荣的座位上，埃及总理马赫穆德·诺克拉西·帕夏重申他的立场：他准备向巴勒斯坦派送人手和金钱，但不是周围人所叫嚣的派遣武装力量，也就是埃及军队到那里去。诺克拉西的国民虽为法老的遗产而骄傲，但是倾向于以某种恩人的心态去看待他们的阿拉伯同胞，几乎没有埃及人密切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埃及的媒体也将巴勒斯坦定为次要角色。

在诺克拉西的立场背后，是埃及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冲突。没有与英国达成谅解，他觉得不能让一支其交通线要穿过英国控制的运河地区的军队参战。

坐在诺克拉西旁边的就是阿拉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的代表，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亲王。他的父亲是一位传奇战士，老派的沙漠哈里发，既可以亲手撕开对手的喉咙，也可以用贝都因教养中殷勤好客的习俗来欢迎他。他把那个和费萨尔同坐一桌，统治伊拉克和约旦两国的法希姆家族赶出阿拉伯半岛，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费萨尔是一个能力出众、说话轻柔的外交家，他颠覆了公众对一个阿拉伯王公的想象。作为一个来自一个人的身份以其后宫数量衡量的地方的贵族后代，费萨尔终身只娶一个妻子，生活节俭，就像任何一个新英格兰银行家，端上鳕鱼饼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就节俭做一番冗长的训诫。由于胃溃疡造成的持续疼痛，他饮用驴奶养胃，这让他脸上起了皱纹，忧郁的眼睛变得更黑，目光如炬，再加上穿着黑色和金黄色相间的袍子，让他看上去就像某个悲哀的希腊基督徒（EL Greco Christ）的化身。

他父亲期望要死在巴勒斯坦的军队前列，但只是一种高尚情怀而已，并不特别管用。伊本-沙特（Ibn-Saud）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军队。他只有石油，以及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出停止石油供应的威胁。每次人们强烈要求他的儿子中断石油供应——也就是税收——让沙特阿拉伯为这场冲突做出贡献，他总是回答说：“问题是巴勒斯坦，不是石油。”

费萨尔亲王对面坐着的代表，是那个像费萨尔的父亲牢固统治着沙特阿拉伯一样统治着伊拉克的努里·艾斯-赛义德·帕夏（Nuri es-Said Pasha）派来的。这位帕夏曾经和劳伦斯一起并肩骑马作战，从1917年开始就选择和他极为倾心的英国共命运。努里·帕夏矮小、结实，留着少许哈里发式的白胡子，特别喜欢穿粗呢服装，系他在伦敦诸多俱乐部的斜条领带。随着年岁增长，他的耳朵已经听不进噪声和不喜欢的声音了。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操控别人的人。努里·帕夏军队里的每一位军官，政府里的每一位官员，国家里的每一位商人或地主，当他们得到一个新的情妇，当他们暮年开始表现出对牵骆驼的小男孩的嗜好，当他们受贿后分配不均时，都会引起努里·帕夏的关注，并且会被他在未来某个合适的时候借此大做文章。这种手段令帕夏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却给他带来众多忠实的追随者。

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比努里·帕夏更乐意对犹太人口诛笔伐。不过，他在公开斥责犹太人的同时，却在英国外交部悄悄告诉他的朋友们：如果英国支持他吞并叙利亚，并且实现他建立一个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肥沃的阿拉伯新月地带的梦想，以此为交换条件，他就能接受犹太人建国。

努里·帕夏在会议上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拖延时间的计划。他建议坐等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然后，由伊拉克打冲锋，阿拉伯军队横扫特拉维夫。对于他的建议，怀疑的要多过支持的。努里·帕夏的对手从他的动议中看出有英国人插手其间，他们怀疑他的提议同样也是用他的军队来扩张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影响，而不是打碎犹太人建国的计划。

他那褐红色的土耳其帽还是以那种看上去得意扬扬的角度戴在头上，笑口常开令他的颧骨更加突出，利雅得·索尔，会议桌边蕞尔小国黎巴嫩的代表，最坚定地支持立刻派游击队进攻巴勒斯坦。他谈话颇具权威性。他是黎巴嫩最骄傲的主张阿拉伯人权利的总设计师，这使黎巴嫩成为第一个从西方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他曾六次被法国和土耳其占领者判处死刑。在他成为独立的黎巴嫩首任总理的那天，他回顾过去的日子，几乎有一半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他本人已经为这场冲突做出了贡献，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姿态。他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把他邻居的印刷社改建成一家为巴勒斯坦人生产子弹的小型兵工厂。

在索尔边上坐着他的密友和政治同盟，叙利亚的贾米尔·马尔丹姆，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农场主，他热心投身于阿拉伯独立，他自己半辈子不是在监狱中就是在流放中度过。事实上，他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了阿拉伯从奥斯曼土耳其独立而缔造的秘密会社艾尔·法塔特的首批成员。他也是立即在巴勒斯坦开展游击战的热心支持者。在叙利亚的领导下，他希望可以提供抗衡他的对手伊拉克的影响和野心的工具。

在桌子正中的位置，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卜杜拉赫曼·阿扎姆·帕夏（Abudurahman Azzam Pasha）正在紧张敲打着指间的琥珀安神念珠。整整一个星期以来，他都在努力管束周边各种纷争不休的观点和人物。此人身材修长、谦和威严、话语轻柔、下巴后缩，虽然有着帕夏的名号，却是一个革命家。当劳伦斯领导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的时候，阿扎姆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领导他自己的起义，反对埃及的英国领主。可以肯定，他是为了阿拉伯人的事业向苏联寻求帮助的第一人，当十月革命的新闻传到君士坦丁堡，他就请求列宁帮助他起义。

现在，他面前放着四页纸的备忘录，封面上盖着“机密”二字的图章。这主要是阿扎姆耐心努力地让埃及外交部客厅里不同意见达成妥协的结果。阿扎姆开始向围在他面前的人宣读备忘录。

第一段明确了他们到开罗来所要解决的最实质性的问题：“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心阻止在巴勒斯坦诞生一个犹太国家，维持巴勒斯坦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

秘书长抬头看了一眼。他心里很清楚，坐在桌边的人里至少有三个，对于参加这次行动有重大保留，对于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更是极为犹豫不决。一周的争论表明，阿拉伯人既不需要确信，也不需要协同去实现这个决定。尽管如此，就在他们争论不休之际，他们每天连续发布着战争公报。就像过去一直发生的那样，将来也还会继续发生，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总是无法避免漫不经心地夸夸其谈。桌边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通过了这个决定。

阿扎姆继续宣读。出席会议的国家将根据事先决定的基本原则，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提供10000支步枪、3000名志愿者、100万英镑，立刻在巴勒斯坦开展游击行动，正如马尔丹姆和索尔所坚持的那样。这时候，阿扎姆看了一眼努里·帕夏派来的代表，念出了备忘录里的最后一条：联盟将指派一位参加过达达尼尔海峡远征军的52岁的伊拉克将军，负责制订协调统一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军队的行动计划。

俯临于阿拉伯国家联盟领导人这场争论之上的，还有哈吉·爱敏·侯赛尼，一个处在巴勒斯坦这出大戏核心地位的领袖人物。他总是说话温和，留着红胡子。他在开罗郊外设立了总部，全神贯注于会议的进展。在开罗聚会的每一个人都鱼贯前往总部，低调地去朝拜他，和他磋商。他在一幅巨大的耶路撒冷照片下接待他们每一个人，金色怀表的链子挂在脖子下面，他催促他们按照他的要求尽快采取行动。

哈吉·爱敏可不想要他们的阿拉伯军队进入耶路撒冷。他明白，随军队而来的必然还有权力，他无意和任何人，尤其是和指挥伊拉克与约旦的军队的他的对手分享权力。

在爱敏看来，阿盟的决定可谓正中下怀。他的目标就是控制他们所招募的军队、金钱和志愿者，将巴勒斯坦游击战的行动置于他的绝对指挥下。为了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派遣了1936年反英起义时培养的最得力的干将，作为他亲手挑选的战地指挥官去耶路撒冷。几天之内他将离开开罗，接受命令去实现一个追随者所夸下的海口，后来穆夫提将这句话视为己出：“把犹太人统统赶入大海。”

* * *

房间里点起了两支蜡烛，分置在平坦的木桌上。在桌子后面，大卫·本-古里安的一小缕白发在烛光中闪烁，他注视着坐在他面前的这群人。他们鱼贯进入这个位于耶路撒冷郊区一所犹太高中里的秘密集结场所，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哈加纳指挥员。本-古里安召集他们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相信就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犹太人在今后的数月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耶路撒冷孤立无援，仅依靠一条公路维持生存，将成为犹太定居者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这个地区，只要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本-古里安的全部希望就很有可能破灭。

看着这些透过烛光注视着他的一张张脸庞，他严肃地警告说：如果阿拉伯人勒紧耶路撒冷的脖子，“他们就会让我们完蛋，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诞生就会灭亡”。

说完这个残酷的开场白，他开始阐述他对这场斗争方方面面的思考。这些思考充分体现了这位犹太领导人的天才，就在那个12月的晚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领导人就要结束他们的争论之际，他已经预感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自己还没有充分领会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花哨的辞藻将不可避免地将自己顶在杠头上。

“现在，”他对着面前的人说，“是开始计划和五国阿拉伯军队同时作战的时候了。”

他的话听起来就像冬天刮起来的一阵狂风。有些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认为杰宁的阿拉伯人会开着坦克攻击我们？”有人半带着微笑问道。在以利亚胡·阿尔贝，这位负责哈加纳的耶路撒冷作战计划的捷克前军官看来，这似乎是异想天开：“本-古里安在谈论计划一场抗击五国军队的战争，而我们还在因为携带手枪走在街上而被英国人逮捕。”

本-古里安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从未犯过低估其敌人的错误。再也没有什么会比五个阿拉伯国家军队协同攻击给他的人民造成更大的威胁了。但是，如果说本-古里安没有低估他的敌手，那么也同样没有高估他们。他知道他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毫无节制的炫耀，接受夸夸其谈就像接受现实一样，准备用演说而不是用牺牲以迎接考验。他们的战争威胁固然是对他的人民的可怕的威胁，但也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他看来，联合国的巴勒斯坦分治并不是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它还是可以接受的。耶路撒冷的国际化既是本-古里安的，也是每一个犹太人的心头之痛。为犹太国家划分漫长而令人痛苦的边界，在军事上实为一场大灾难。有些犹太领导人力主不管阿拉伯人做什么，都要通过战争扩大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国土。本-古里安和多数犹太代办处执委会反对他们的想法。

然而，如果阿拉伯国家坚持走向战争，情况就变了。他们的国界就不再是联合国分配给他们的，而是他们从阿拉伯人的军队那里所能够攻占并守住的边界了。

本-古里安经常认为，阿拉伯人的不妥协无意中能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实现其抱负：“攻击我们是帮我们的忙，好让我们取得无法用其他手段取得的重大成就。”阿拉伯人对定居点的最初一轮攻击，曾使那些还在犹豫中的犹太地主开始雇用犹太农工。阿拉伯人攻击雅法的犹太人，则导致了特拉维夫的建立。阿拉伯人不同意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进入巴勒斯坦，导致了全世界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本-古里安认为，阿拉伯人自己犯下的最大错误，莫过于拒绝联合国的决议，那“将会为我们改变一切”。那将赋予他的人民权利，以“获得一切能够获得的东西”。从那一刻起，他们国家的生存将依靠武力，而不是联合国决议。

从耶路撒冷越过约旦河，在摩押山峰脊线的另一边，每天晚上，一个谜一般的阿拉伯君主，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艾尔·哈希米（Abudullah ibn-Hussein el Hashimi）国王，都会端坐在宫殿大厅里俯瞰安曼的东部山脊，思考着棋盘上的难题。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国际象棋棋手，最喜欢的棋子是行动莫测的兵。在象棋游戏里，他最爱用的狡猾、迂回和出其不意的策略，也被用来谋取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

在这个12月的夜晚，他所统治的这个王国，四分之三都是沙漠，人口不足百万，在英国人离开以前，其国家预算为150万英镑。不过，这片不毛之地却盛产可以让阿卜杜拉在中东这块棋盘上叱咤风云的棋子，那就是阿拉伯军团——真正训练有素的、令大卫·本-古里安最害怕的士兵。

吊诡的是，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比统率这支军队的国王更了解本-古里安了。阿卜杜拉是过去十年间和巴勒斯坦犹太人有过接触的唯一一位阿拉伯酋长。每天拂晓，为这位先知的后裔照亮古兰经文的电力，就是由位于该王国西北角的一家犹太电厂提供的。就在联合国就分治举行投票的前夜，他和果尔达·梅厄还在电厂的经理室进行了一次友好的、秘密的会见。双方一致认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穆夫提，双方应当保持接触。他经常给他的犹太邻居打电话，听取建议，寻求技术帮助。事实上，阿卜杜拉倾向于将犹太人的回归视为在西方遭到迫害的一支闪米特民族的回归，并可以帮助古老家乡另一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落后的闪米特民族。

这个务实的国王对阿拉伯人阻挠分治的机会不抱任何幻想。穆夫提倾向于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想象成米亚·夏林姆那样脸色苍白的拉比学生，在他恐吓的大棒下将四散奔逃，而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则根据他们各自和平的犹太社区来判断。和他们都有所不同，阿卜杜拉非常清楚在他们定居点背后所蕴含的活力和能量。

这个矮小的、长得像小天使般的国王，对于他们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埃及的争论最不屑一顾。他把联盟描绘成“塞进了七个脑袋的麻袋”。他对埃及人，尤其是对法鲁克国王嗤之以鼻。“把一个巴尔干农场主的儿子打造成国王，你以为就能造就一个绅士啦？”他喜欢做此评论。贪图叙利亚领土的他，认为叙利亚人是一个坏脾气、爱争吵的民族。自从1921年阿卜杜拉和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第一次见面，互相之间就天然产生了仇恨。“我的父亲，”他不断告诫他的手下人，“总是告诉我要提防布道家。”

这个弱小、脆弱的国王，一生中不断遭遇各种挫折。正是他，于1914年第一个在私底下告诉了英国人关于“阿拉伯人起义”的事情。但是T.E.劳伦斯情愿将起义的领导权交给他更为坚定的弟弟，起义的荣耀与他擦肩而过。沙特人将他和他的家族从红海边古老的王座赶走。温斯顿·丘吉尔又把他所统治的这个尘土飞扬的王国从巴勒斯坦切割开来，当法国人把他的弟弟费萨尔逐出大马士革后，作为一种安慰性的补偿，才把它交给了阿卜杜拉。为了强化此种令人颜面大跌的效果，丘吉尔还时不时夸耀：“我星期天在开罗用钢笔一画，就创造了外约旦。”

外约旦人民用一阵猛烈的鸡蛋和土豆，欢迎他们的新埃米尔登基。在山包上的一座贝都因人帐篷里，他一住就是好几年，从这里可以俯瞰现在他的宫殿所在地安曼。直到1934年，英国人突然发现了隐居在这个酋长国里的阿卜杜拉，决定将他打造成为一个针对麻烦不断的穆夫提的抗衡力量，他这才时来运转。

这些年阿卜杜拉确实过得颇为艰难，因为，他毕竟雄心犹在：他要为他蒙羞的家族雪耻，统治和他骄傲的祖先相称的疆土。用他的一个同时代人的话说，他是“囚禁在金丝雀鸟笼里的雄鹰，渴望一飞冲天，成就一个伟大的阿拉伯人领袖的梦想和热望，但是他现在被英国人牢牢关在外约旦的鸟笼里”。

现在，分治也许提供给了他25年不遇的机遇，冲出鸟笼，做一个他向往的领袖，获得一个和他的野心和遗产相称的王国。阿卜杜拉渴望得到摩押山那边的圣城耶路撒冷。有了耶路撒冷，他就能为自己获得国际地位，为他的哈希姆家系重新取得被沙特家族赶出去的伊斯兰教的核心地位。没有耶路撒冷，他就注定去做从前的他，一个沙漠里无足轻重的国王。

就像在棋盘上小心翼翼挪动他的棋子一样，阿卜杜拉绞尽脑汁，思考哪些步骤将使他达到自己的目标。12月的某天早上，就在他如此不屑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同事们在开罗召开又一次会议时，他向前推进了第一个兵。中午时分，他亲自挑选的首相敲响了距离王宫不远的一处外观朴实的住房的大门。那是喜欢交际的、出色的驻外约旦的英国特派代表阿列克·科克布瑞德爵士（Sir Alec Kirkbride）的官邸。

首相温和地询问：如果阿卜杜拉国王将联合国分治决议分配给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并入他自己的王国，大英帝国政府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这个爱深思的人物趺坐在扶手椅里，气势磅礴的巴赫风琴赋格曲的片段回荡在他的会客室里。远在安曼60英里之外，在俯瞰着阿卜杜拉野心之所系的中心耶路撒冷的豪华官邸里，英国驻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正在欣赏一个夜间仪式。在晚餐之前，阿兰·康宁汉通常要把自己关在客厅里品味一番巴赫、维瓦尔第或者贝多芬，在他们安慰的音乐声中思考压在心头的难题。

在1947年12月的这段时间里，康宁汉爵士是个阴郁、痛苦的人，有许多事情要思考。这位苏格兰将军在巴勒斯坦的行政机构遭到了一种可怕的挫折。从他离开伦敦赴任直到过去的一周里，他的政策一项也没有能贯彻落实。事实上，由于在与外交及殖民部谈话时未得到明确指导，康宁汉在赴任前夜直率地问艾德礼首相，在巴勒斯坦他要执行怎样的方针政策。

“啊，”艾德礼耸耸肩答道，“只管走出去，统治这个国家就行。”接着，他感受到康宁汉的惊讶，站起身，把他送到门口，胳膊搭在这个苏格兰人的肩上。“你懂的，将军，”他说，“我不想用一个政客的答复回答你的问题。但这正是我能给你的唯一回答。”

在康宁汉看来，英国外交大臣恩斯特·贝文已经“完全被阿拉伯主义者所包围，而且得到的报告全都来自同样老套的亲阿拉伯的专家”。他的副手哈罗德·比雷（Harold Beeley），也被康宁汉视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现在他终于接收到一条要他在英国委任统治进入最后阶段，尤其是在联合国做出分治决议以后开始执行的政策。他要“尽可能让事态保持平静，避免任何哪怕最小的实质性卷入”。他要“不以任何手段和形式，与分治发生关系”。

正如比雷后来回顾的那样，这些指示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英国已经“以最微不足道的热情”接受了巴勒斯坦分治。从此以后，英国要把自己在中东的利益尽可能与阿拉伯人捆绑在一起。至于新的犹太国家，她要“忘掉一会儿，因为在未来几年里它肯定不会对英国友好到哪里去”。

事实上，分治决议只有一个方面是外交部支持的，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国际化。理由是简单的。既然美国是亲犹的，而俄罗斯是反对上帝的，那么任何在国际化的耶路撒冷城中扮演大国的角色就必然落在了英国头上。

为了使这项政策落到实处，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收到指示，要毫不含糊地支持阿拉伯人的观点。而且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开会前夕，英国宣布将坚决执行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直到她离开为止。

对于康宁汉爵士而言，这些指示令人极其失望。与贝文和比雷不同，康宁汉同意：分治是摆脱由于他们首鼠两端所导致的困境的唯一途径。作为一个好反省的、富有其苏格兰祖先那种坚定的加尔文派责任感的人，他强烈感到英国有义务尽可能秩序井然地交出其在巴勒斯坦的统治，给她留下些许和平的希望。可是他期待已久的政策却责成他有意放弃他认为可以给圣地带来和平希望的唯一计划。

他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月里，维持圣地的和平是极为宝贵的。在分治投票后最初两周内，已有93个阿拉伯人、84个犹太人和7个英国人在他管辖的这片领土上被杀。康宁汉爵士担心，他们的死只是可怕的大捕猎的前兆。锁在他客厅隔壁办公室抽屉里面的，是一份总共三页，印有“绝密”二字的英军命令，日期是12月6日。和他刚刚接到的来自伦敦的指示一样，这份命令的遣词造句也让这位严峻的苏格兰人颇费思量。这份命令制定了英军的撤退原则，而康宁汉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唯一可以用来维持秩序的有效工具便是这支军队。这份命令故意遗漏了一点，它完全没有提到英军今后对巴勒斯坦的法律和秩序所负有的责任。

在过去两年里不断遭到骚扰、羞辱、枪击和攻击，这支军队已经厌烦了在巴勒斯坦维持法律和秩序。现在，随着委任统治的体制行将终结，英军司令，康宁汉的苏格兰同胞戈登·麦克米兰（Gordon MacMillan）决心除了追求英国利益以外，不再让他在巴勒斯坦的士兵冒任何生命危险。

这份文件里只有一段文字令这位高级专员为之一粲，稍微缓解了他在读到它时的担忧。这段文字出自军队中康宁汉非常熟悉的某个热心军需官的杰作，在一片因着政策和命令的愁云惨雾中，那可是他的这位好心的职员对英国的未来巴勒斯坦后代所做的贡献。

经过仔细精确的估算，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30年统治期间留下的剩余物资打包运走所需要的材料为：4000吨木材、28吨钉子。

* * *

黎明时分，在清真寺的阴影中举行晨礼的信众们脱去鞋子，这时有一条消息小声传递开来：“阿布·穆萨（Abou Moussa）回来了。”听到这话，人们便立刻动身。从雅法、海法、纳布卢斯、杰宁和土尔卡姆等，这条消息通过此种特殊的伊斯兰教方式传播到的20个主要城镇，为了避免引起英国人的好奇，人们或者独行，或者结成小群，都开始往那儿跑去。他们各按自己的道路前往耶路撒冷西南一个叫拜特·苏里夫（Beit Surif）的小镇，阿布·穆萨承诺将要回到那里。

时近中午，一辆风尘仆仆的黑色克莱斯勒小轿车摇摇晃晃，发出刺耳的声响驶上通往这个村庄的公路。当人们看见头戴蓝白相间的方格巾、坐在司机旁边的中年男子时，等候在屋前的人群拥上前去，发出阿拉伯武士一阵又一阵尖厉的战斗呐喊。这人一离开轿车，那些互相推挤着的手和脸已如潮水般涌来，想要拥抱他，想要触摸他。他中等身材，结实健壮，圆脸，表情阴郁，绷紧的西装纽扣显出点小肚腩。看得出来他受到了感动，一面不断地以手触碰额头和前胸，以阿拉伯人特有的手势表示感谢，一面费力地穿过人群走向他的追随者等候着的简陋的小石屋。

没有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像他那样被尊称为“阿布·穆萨”——穆萨的父亲，能唤起人们的赞美和友爱之情，甚至他的表兄哈吉·爱敏·侯赛尼也不能。他就是穆夫提派到巴勒斯坦指挥他的圣战斗士的人。和他的表兄一样，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Abdul Khader Husseini）也属于耶路撒冷侯赛尼部族的成员。在那个12月的上午，他还不到40岁。他天生就是一个领袖人物。他有着极大的勇气。和穆夫提的大多数军官不同，他受过良好教育；但是他对农民同胞的优缺点有着直观的了解。他虽然军事知识有限，但是能够凭着直觉动员并利用他们的优点和资源，为他们争取最大利益。尤其是，这个身穿棕色西装，款步走出尘土飞扬的克莱斯勒轿车的冷静，几乎显得冷漠的人，拥有作为一个阿拉伯领袖的宝贵优点。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颇具卡里斯玛气质。他的卡里斯玛曾经激励着一个营的荷兰人。他对容易激动的乡下人的影响力更是巨大的。不久，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成百上千的农民就会一把抓起身边的步枪，从露天市场和他们的山村去执行他的命令。

在这幢石头建筑前面放了一堆蒸饭、一只烤全羊，这种叫作曼希夫（mensif）的贝都因人的宴会正在等他入席。阿卜杜勒·卡德尔盘腿而坐，身边围着一圈人。主人伸出右手，摘下羊头上的一只眼睛递给阿卜杜勒·卡德尔。于是在一阵激动的交谈中，宴会开始了。

对于大多数围坐在阿卜杜勒·卡德尔身边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十年中第一次亲眼看见他们的领袖。在1936—1939年的两次阿拉伯起义中，他身先士卒并且负伤。1938年他再一次负伤，头上流着血、几乎半死，被放在骆驼背上偷运到了叙利亚。他又从那里前往伊拉克，参加一场反英起义，被捕后入狱四年。他在拜特·苏里夫的出现，甚至也是非法的。严格意义上说，他仍然被英国人禁入巴勒斯坦。

英国人影响了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大半生。1920年，他的父亲因反对他们的委任统治，被罢免耶路撒冷市长职务。1933年，从开罗美国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他就和年迈的父亲一起，参加第一次反英示威。从那以后，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埃及，他的大半生不是在和英国人战斗，就是在谋划和他们战斗。1938年，穆夫提甚至亲自带领着他亲手挑选的一批追随者到国外，在第三帝国的进修学校充电，完善他最初在开罗美国大学化学实验室获得的爆炸学知识。

现在，他在九年里首次返回耶路撒冷，指挥这场与新的敌人的战斗。他用头巾的一角擦了擦嘴唇，示意周围的人结束宴会，他就要开始严肃的谈话了。和大多数穆夫提的军官不同，阿卜杜勒·卡德尔并不热衷于使用爆炸性的夸张言辞，也不喜欢诅咒发誓，例如说些要将地中海水尽染犹太人鲜血的话。他不苟言笑，言辞温和，完全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

“外交和政治，”他告诉他的听众，“都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他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只有一个选择，“我们要用剑来捍卫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国家。”

缓缓地，有条不紊地，他开始阐述这次穆夫提派他来指挥的战斗的策略。和哈加纳的作战局长伊果尔·雅丁一样，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深知，巴勒斯坦之战的胜负系于各条公路。再也没有比阿卜杜勒·卡德尔掌握的工具更适合这场战争了。他的村民最熟悉的军事策略莫过于打埋伏战。陷入困境的卡车和运输车里的战利品的诱惑，能极大地激发他们的热情。他在身边的地毯上铺开一张巴勒斯坦地图，用手指指着一连串用红笔圈出来的毫无遮掩、孤悬在外的犹太人定居点。骚扰犹太人和这些垦殖点之间的交通，伏击他们的补给，最后封锁道路，不让他们的运输车上路，这些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接着阿卜杜勒·卡德尔的手指移到了地图中央巴勒斯坦的一块黑色区域：耶路撒冷城。和大卫·本-古里安一样，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认识到，住在那里的十万犹太人正是巴勒斯坦犹太人最不堪一击的靶子。他宣布，只要人员和武器准备俱足，他们就要围困耶路撒冷。

他两只手绞在一起，仿佛要用这个手势绞死巴勒斯坦地图上的黑色区域。他发誓：“我们将绞杀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圣城的悲情时刻

1948年5月28日，经过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后十周的暴力冲突，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区火光冲天。烟柱标志着所罗门王圣殿西墙——著名的哭墙——旁边古巷里近两千年的犹太区宣告终结。

史上最具争议的城市（耶路撒冷老城）鸟瞰

哭墙

圆顶清真寺

三座圣堂：耶路撒冷的荣耀与诅咒

耶路撒冷庇护着世界三大一神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最重要的圣殿：对基督徒而言是位于苦路或十字架之路尽头的圣墓大堂，它矗立在据说是圣海伦娜发现耶稣的十字架残余的地方；对犹太人而言是哭墙；对穆斯林而言是圆顶清真寺，即远古时代的摩利亚山，据说穆罕默德从此处骑白马布拉克登霄。

圣墓大堂

为古老的国土而战的仇敌

伊果尔·雅丁，32岁，考古学家。作为犹太军哈加纳的首席作战局长，曾负责为其装备不足的同胞迎击五国阿拉伯军队的袭击制订作战计划。

维维安·赫尔佐格，29岁，英军退伍兵。他的情报工作对保卫哈加纳在耶路撒冷的中心至关重要。

泰迪·科勒克，37岁，来自提比利亚湖的渔夫。现为耶路撒冷市长，曾为哈加纳从美国秘密购买武器。

哈达萨·琳佩尔，19岁，波兰女孩。她横穿苏联来到应许之地，死在试图为十万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犹太人打开一条通道的半履带装甲车里。

什罗莫·沙米尔，33岁，他是由欧洲死亡集中营幸存者组成的战斗旅的指挥官，曾两次以惨痛的代价，试图将阿拉伯军队从通往耶路撒冷的唯一公路边的高地上赶走。

以利亚胡·萨卡罗夫，33岁，军火走私产业的创始人之一，巴勒斯坦犹太人就是靠着这些走私军火做好了与阿拉伯人开战的准备。

伊斯梅尔·萨夫瓦特·帕夏，52岁，伊拉克将军，受阿拉伯军队任命指挥阿拉伯军事力量，命其1948年5月摧毁以色列国。

尼姆拉·塔诺斯，24岁，“母老虎”，阿拉伯电话接线员。她提醒饶舌的阿拉伯领袖，他们的敌人或许在监听他们的电话——事实上的确是这样，这令哈加纳情报人员大感绝望！

埃米尔·高里，40岁，辛辛那提大学毕业生，1948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

萨米·阿布琐安，29岁，牙医，也是杰出的小提琴家，哈加纳将一座耶路撒冷的旅馆误认为阿拉伯司令部将其炸毁，他的家人在爆炸中惨遭灭门。

易卜拉欣·阿布欧·达耶赫，29岁，希伯仑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牧羊人，他以极大勇气在耶路撒冷冲锋陷阵，受伤后仍绑在椅子上指挥着他的手下。

阿希亚·哈拉比，35岁，唯一一个和离开耶路撒冷的英国公务员道别的阿拉伯人，在他们离开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民族主义在她的人民中间已经暗流涌动了。

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统治的三十年

1917年12月6日：埃德蒙·艾伦比爵士在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下耶路撒冷后，进入该城。

1948年5月14日：最后一任英国高级专员阿兰·康宁汉爵士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到期后，从海法港登船离去。

英国人在圣地的身影

十万名英军无法维持巴勒斯坦的秩序。英国宪兵在耶路撒冷街头搜查武器。萨福克团的士兵封锁锡安门，以防犹太人将武器和补给带入被围困的老城犹太区。

政客与士兵：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领袖

哈吉·爱敏·侯赛尼，耶路撒冷的穆夫提，领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军队讨伐想要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太人。

他任命他的亲戚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指挥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军事力量。阿卜杜勒·卡德尔是一个传奇人物，深受其下属爱戴，亦令其对手钦佩。1934年结婚之后，他被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1948年秘密回国，和哈加纳一样，深信耶路撒冷将会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他在1948年4月6日被杀；他的葬礼举行之日成了每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哀悼日。

42岁的卡末尔·伊雷卡特曾是一名巴勒斯坦警察，他指挥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之间的阿拉伯非正规军。由于好发霸气而威胁之言，伊雷卡特疑似第一个发誓要“把犹太人统统赶进大海”的阿拉伯人。

雄心勃勃的君主和那个不大可能成为劳伦斯的人

T.E.劳伦斯上校曾帮助说服其举行1916年阿拉伯起义的那位国王之子，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是在1948年准备与一个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打交道的阿拉伯领袖。通过两次与果尔达·梅厄的秘密会见和一系列与英国人的私下谈判，他期望实现自己的计划，将分治以后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分，与他的王国合并。他谈判的最大本钱就是他的阿拉伯军队里的贝都因士兵，图为这些士兵的指挥员约翰·巴戈特·格拉布（格拉布·帕夏）与阿卜杜拉在一起。说话温和的格拉布是劳伦斯最著名的继承人之一，他想要将其士兵置身1948年阿以战争之外。然而在5月18日，哈加纳占领耶路撒冷的危险，迫使他派军进驻耶路撒冷并参与到一场他本希望避免的战争中去。

几天后，阿卜杜拉国王在他的阿拉伯随行领袖的簇拥下，以胜利的姿态来到耶路撒冷的奥马尔清真寺祈祷，庆祝耶路撒冷阿拉伯区与其王国的合并。

洒在古老祭坛上的年轻血液

1948年不幸的春天，耶路撒冷重演了她最令人胆寒的传统，仇杀。不是阿拉伯人被犹太恐怖分子的炸弹炸个粉碎，就是车队在伯利恒路上遭阿拉伯游击队埋伏后，犹太居民遭屠杀和肢解，耶路撒冷城的居民都为这座城市迸发出来的狂热付出了可怕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