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寒冷的新理想国
有学问的人往往好为人师。在这一部分，我不能不多费口舌讲一讲史学上的某些错误方法。因为我现在所讲到的这段美洲历史，在很多人看来，不再仅仅是浩瀚的编年史的一个章节，还是自成一体的事件，更是与众不同的事件，是奇特的上帝意志的宣言。在三千年前，上帝意志就将世界上的人类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即“受上帝垂爱”的一类和永远被排斥在外的一类。
这种观念对“受上帝垂爱”的人来说可能是幸运的。实际上这反映了主宰我们全人类的大神的智慧和公正。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神的自大和傲慢的表现，如果不是真的，那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读到“五月花”号幸存者讲的道貌岸然的故事，我义愤填膺。某个水手怎么嘲笑那些晕船的可怜旱鸭子；这个家伙因此如何感染上一种可怕的疾病，第一个死去被海葬的；其他水手是怎样深受触动的，因为他们感到上帝的正义之手在控制着他们。
这位一天要清扫脏乱甲板十次的可怜水手可能完全有理由说出那番不仁不义的话来。但他的遗孀和孩子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可能很不相同。
我也不能同意科顿·马瑟的看法，他认为是上帝清除掉了波士顿湾山坡上的所有恶类——印第安人，以便为博士大人所津津乐道的“更健康发展”让位。
毫无疑问，马瑟牧师兄弟认为自己远比马萨索伊特酋长高贵。在第一批清教徒乘船到来前不久，那些可怜的土著人就因天花或麻疹而死亡了，但是他们可能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必须要灭绝，以便为一群笨拙的农民提供必要的玉米。生着火炉以便可以更舒适地度过康涅狄格寒冬的我，是理解那些人为了生存的本能而坚持下来的勇气的。他们干得很漂亮。虽然他们在一年最糟糕的季节被放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海岸上，但是他们的境遇并不太坏，没有像其他几十名早期移民因饥渴而死光，或被印第安人吃光（对，有些部落的确吃人肉），或消失在荒原上，再没有被其白人兄弟看到。
这些早期的移民深深知道他们所冒的风险。
他们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他们以命运做赌注，而且最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他们为了逃避饥饿，远渡重洋，种植烟草，发财致富，并按自己的意愿开办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不知道自己创建了现代最大的帝国之一，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总的来说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作为本国的道德法令。这对任何一批小城镇的面包烘烤商、车辆修造工和动物油脂制造商来说，难道不是无上光荣的吗？
至于清教徒的前辈移民们的航海经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几乎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那些早期移民就是清教徒。那可能意味深长，也可能毫无意义。有长老会派、浸礼会派和循道宗派，但还从没有什么清教徒派。清教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这不是新教的产物。天主教曾经有，现在仍有很多清教徒。十字军东征是由伊斯兰教的清教徒引起的。有印度教清教徒。有很多清教徒式的自由思想家。这全看个人的喜好和倾向。
宗教改革后不久，欧洲有很多人感到这场旨在清除人们精神中的世俗欲念和诱惑的运动不够彻底。他们知道，虽然旧的精神监牢被摧毁了，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其原址上很快就有一百个新的拘留所和新主人取而代之，不久就将变得像旧监狱一样严酷无情，毫无区别。
但并不止于此。
十六世纪是一个典型的战后时期。很多投机商大发其财。北欧和英国的王子们“挪用”了（众所周知，政府和皇室不是“偷”——他们只不过“没收”和“挪用”）教会的大量财物，把这巨额财富赐予他们的支持者，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宗教规则，同罗马的宗教规则一样必须得到遵守。
一个虔诚的人本希望这场伟大的改革将给他提供开启心灵、追求自己的信仰的机会，结果却发现自己跟上辈一样倒霉。虽然他不必再小心防备宗教法庭的耳目，但是如果他有异端邪说的传言被传到了最近一个主教的耳朵里，或如果他冒犯了被封为贵族的皇室帮凶这帮新富阶层，那只有求上帝帮忙了。这样，异议分子只有像异议分子一向所为的那样，进行“地下活动”，在废弃的马厩牛棚碰头，在乡间小路上会面，而当牧师割掉他们的耳朵或削掉他们的鼻子时，他们会暗自庆幸，认为为了比生命更重要东西献身是值得的。
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较软弱的教徒同当局妥协，而其他的教徒却逃往他乡。
1607年，就有这样一群备受磨难和排挤的异教徒从英国逃到了荷兰，并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他们一贫如洗，住在贫民区，荷兰强有力的工会（称他们行会，如果你认为那更浪漫的话）对“外来劳工”的突然入侵并无好感。至于这些入侵者，他们远离家乡，身处异地，看不见熟悉美丽的英国乡村风景，充满郁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从阿姆斯特丹迁至荷兰共和国的主要制造业城市莱顿，在那里他们希望能有更好的机会谋生，有那些可勾起思乡之情的绿色田野。
英国国王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很强，荷兰当局深知英国国王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因此对他们并不苛刻，允许他们带自己的牧师进来，用自己的语言做礼拜。但是一旦到了礼拜会所的外面，清教徒就会发现他们所在的是荷兰人的世界，学校是荷兰学校、语言是荷兰语，因此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心目中，“外来人”注定低人一等。
指责在莱顿的英国移民群犯有卑怯的“归化”罪或许是不公平的。让我们仁厚一点，就说他们是思乡心切。
另外，他们还为子女的前途担心。1621年，西班牙和它在低地国家的反叛领地签订的十二年停战协定期满终止。荷兰共和国能否维持独立无法确立。人们知道这些英国人逃离祖国的原因是他们的异端行为比其离经叛道的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荷兰被天主教陛下的军队征服，他们的境遇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不行，经过权衡利弊，对这些清教徒来说，趁情况有利，还是走为上策。
就在这时，伦敦公司发起了招募弗吉尼亚未来移民的新的运动。弗吉尼亚的第一批烟草刚刚运抵伦敦市场，价格不菲。股东们又鼓起了勇气。为了获得圆满成功，现在需要的是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当然，有人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对一个以新教圣公会教徒为主的殖民地来说，结果可能会证明莱顿分离主义集团（或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或布朗派或清教徒等诸如此类的称呼）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但是美洲幅员辽阔，绵延三千英里，弗吉尼亚地域甚广，荒原上有很多地方，可供那些前往伦敦途中的异端清教徒分子定居，同时又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要筹集到这一大规模移民所必需的资金并非易事。1620年乘坐单程统舱渡过大西洋所花费的钱，相当于我们今天两个人乘坐快轮头等舱的费用。虽然想方设法凑够了钱，但是根据贷款的条件，这些未来移民放弃了获得一份自己的土地的希望。他们将是一个公共企业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新家，除了一些被认为属于家庭用品的东西外，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1620年7月，一艘约六十吨的旧船从英国前往荷兰去接那些移民到南安普顿。种种延误导致这些可怜的人在南安普顿港度过了当年大半个夏天。九月份，他们终于告别了故土。无论是舒适还是安全，在一年中这个时候渡洋太晚了。况且“五月花”号（或许是这艘船的名字，但我们不能确定）不是远洋快船。走完了从普利茅斯到美洲海岸这段距离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在不敢恭维作为领航员的船长的能力。他没有按要求在切萨皮克湾让乘客下船，反而又载他们走了九百英里，因为他对海岸根本不熟悉，有两次几乎船毁人亡，最后在积雪覆盖的群山中间一个不知名的海湾抛了锚。
这些可怜的游子这才开始意识到出错了。他们原本出来是为伦敦公司干活的，却发现自己到了普利茅斯公司的辖区。然而，他们不论如何也不愿再回到公海上去。他们派了一只小船到附近的海岸勘察，并决定在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荒凉的地方定居下来，建起了一个叫普利茅斯的村子。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在“五月花”号的乘客中有些人有点钱，有些人没有钱。没钱的人大多属于仆佣阶层，对等待他们的弗吉尼亚的财富满怀希望。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单调中，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于是他们抗议。他们看到的航海图提到了弗吉尼亚，相信法律和秩序，即使步行，他们也要到弗吉尼亚去。
清教徒的人数因疾病和死亡迅速下降，如果还有人出走，就像一种非常危险的哗变，移民定会全军覆没。
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年富力强的人挺身而出，控制住了局面，转败为胜。这个时候，他们牵头起草了一个章程，规范幸存者的行为。由于深受《圣经》词汇的熏陶，他们把这个文件称为“公约”，且尊崇备至。
所有在此文件上签字的人，即使有怨言的人，也被说服签了字，承诺遵守这些“公正和平等的法律以及被认为有利于殖民地全体利益的条规”。
这本身不是一个独立宣言。这只是实实在在的英国精神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精神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大不列颠民族的特征，这种精神使得英国的革命者以尽可能看起来得体和尊重的方式来处决他们的君主和政治家。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文件奏效了。
在如此严寒的冬季，靠严格的自律方式才能阻止人们有过火行为的艰难的时期，这个“公约”将这些清教徒移民凝聚在了一起。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这个殖民地建立后的头五年中，只有一个人被绞死，这是所有殖民地中最好的纪录。
但是，毫无疑问，移民中的几个人熬过第一个冬天，生存下来了，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一试验最后获得成功。在一个寒冷荒凉的地方，这个殖民点取得了最后和永久的胜利，这主要应归功于几个领袖人物不同凡响的品质。
他们意志坚强，信念明确。
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
他们非常认真执着。
而且他们已经破釜沉舟，自断退路。他们永远离开了旧大陆。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重返罪恶深重的欧洲。
这样，西方的新理想国成立了。
那些长眠在科尔斯希尔冻雪下面的人知道，他们没有白死，这个新理想国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