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异教徒成为劫持犯
为了替那些从未在报界干过也没有当过警察看守而且对犯罪术语也不熟悉的人着想，让我解释一下“hijacker（劫持犯）”这个词。劫持犯不是一般的小偷或强盗。一般的小偷是品德低劣的人，他们抢劫正派人士的钱财，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者可以大声呼救，勇敢的警察立即赶到出事现场，逮捕人犯，送上法庭，无私的法官也会秉持正义判他几年徒刑，让其在黑暗的地牢中苦度岁月，思过悔改。
当然，拦路抢劫者也并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他们抢劫的是那些以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人的不义之财。但是只要这些人不找麻烦，拦路抢劫者们就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当然，成年人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要让年轻一代认为，他们的先辈的确是正人君子，值得敬重，所有的好孩子都应该对他们毕恭毕敬，就像希腊人对居住在山上的诸神那样。
十七世纪被绞杀的海盗厨师，在十八世纪已经成为“勇敢的私掠船船员”，到1812年被提升到“勇敢的水手”的地位，到二十世纪又把他作为值得称道的殖民帝国的创建者之一，为其树立了纪念碑。
十二岁上因偷了祖母的钱包而出走的男孩，在几个狐朋狗友的帮助下窃取了印度拉贾的珠宝首饰，但他可能会活着看到自己有朝一日作为当地乡绅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而受到乡亲们的拥戴。
历史如同生活，总是充满了讽刺意味。你若参与了政治动乱，抓住后就要被当作叛徒处死；而你若带头进行暴动并赢得了胜利，那么日后世世代代都将尊你为国父。
这些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言，历史学家不应该充当道德家。他的职责只在于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至于是非曲直，就只能交给神明判定了。
如果说我们民族历史（美洲民族历史是指几十个国家的民族历史）上的伟大英雄中有很多是拦路抢劫者，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令人吃惊的秘密。我只是在重提那个时代的人所熟知的事情，这也是他们中的几个人一旦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便从有利可图但危险的海盗生涯中急流勇退后所透露的。
另一方面，如果处于1927年的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待热那亚同罗马的战争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话，那是非常不公平的。今天商业在人类心目中的位置，以前曾是宗教的地盘。如果邻居在政治经济问题上的观点跟我们不一致，我们就会担心。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打算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同他们的孩子一同玩耍（他们可能有了古怪的思想）。如果怀疑他们暗中对苏联式的政府感兴趣，我们就会写信给华盛顿，要求司法部调查这个案子。但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是否去做弥撒或做祈祷，如果他们不是我们生意上的最危险对手的话，他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欢庆献殿节，不必在意圣诞节。
四百年前，这种宽容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所有虔诚的新教徒眼里，天主教教徒都是偶像崇拜者，至少在思想上承认自己是外国君主的臣民，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要为罗马教皇夺回欧洲北部地区。而在天主教徒的眼里，所有的新教教徒都是危险的极端激进分子，是胆大妄为、道德败坏的革命分子，他们存心摧毁全世界精神帝国的美妙和谐，他们这样做使其可恶的牧师得以缔结姻缘，使贪婪的国王得以牺牲温驯的修士修女为代价来聚敛财富。
当然这些人全都错了，但没有人告诉他们实情。与此同时另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告诉他们自己是对的。
结果，信仰上的冲突演变成了仇恨，因此当他们在公海上抓到对方时，就会像对待野兽一样毫不留情地把俘虏扔下海。而当他们在陆地上狭路相逢时，就会毫无怜悯地绞死对方，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这种野蛮的争斗持续了差不多两百年，甚至还燃烧到了美洲新大陆。早在1555年，法国海军上将科利尼（后来在圣巴托罗缪节惨案中被害）就试图在里约热内卢的河口建立新教殖民地，但是被葡萄牙人摧毁了。九年后他又试图在佛罗里达建立殖民地，在那里他手下的人可能料想不会受到西班牙人的干涉。两个月后，这个小小的胡格诺派教区受到了西班牙舰队的攻击，男女老幼全被杀害了。西班牙指挥官解释说：“不是因为他们是法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新教徒。”
三年后，这一罪行受到了报复，法国人（在一位印第安人酋长的帮助下）攻击了佛罗里达的圣马特奥堡，处死了所有的西班牙人——“不是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叛逆者、强盗和谋杀者”。
二十年后，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试图在纽芬兰海滨建一个贸易站，以方便每年到那里捕猎鳕鱼的英国水手，但是他的努力也失败了，汉弗莱爵士在尝试中也失踪了。
似乎科利尼去的地方太靠南了，而汉弗莱爵士又太靠北了。所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沃尔特·罗利爵士从西方远征归来，他说在佛罗里达和加拿大中间发现了一个建立繁荣殖民地的理想地方，那真是一个人间天堂，他以童贞女王名字称之为弗吉尼亚，为了女王他将很多西班牙人送上了西天。
两艘不适合出海的老爷船满载未来的移民，在沃尔特爵士表兄弟理查德·格伦维尔的指挥下，安全渡洋，将其所载之物存放在罗厄诺克河口的一个岛上。
这一次似乎是成功在握。
但是这个殖民地消失了。
它彻底销声匿迹了。
它神秘地消失了，如同船迷航于海上。
这些事情——谋杀、饥饿和放逐于暗无天日的深山密林——都不能吸引合意的未来移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人进一步尝试在北美洲的荒原上建立足点。然而，与此同时，却有人决定从美洲得到尽可能多的财富，而通过“劫持”间接地得到掠夺来的财物就更方便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手段大大方便了这种做法。十六世纪的世界仍然是垄断的世界。自由贸易和向各国开放通商港口的想法对1525年的商人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就像共产主义制度对1927年的美国商人一样。为了完全控制垄断商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尽量不宣传他们的发现，而是相隔较长时间才把他们在殖民地的产品运回母国。这就是说，他们等到蓄积了大量的金银，然后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将这些珍宝越洋运回。当然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说，这些财富属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是从他们那里偷窃的。英国和荷兰海盗打劫这些船队并运走成吨成吨的金块，实际上是剥夺了本不属于西班牙人的东西。如果他们讲道理的话，真正按照他们引以自豪的基督教教义去做的话，他们应该将这些财物归还原来的主人，但是我要问，谁能希望找到生活在遥远的尤卡坦幽暗谷地某处的一个赤裸野蛮人的地址，而且他也没有文件证明他对这些财物拥有所有权。
当时发生在北方新教徒的快捷小艇和南方天主教笨重大船之间的残酷的游击战争至少为英国人和荷兰人创作《埃达》《罗兰之歌》和《圆桌故事》提供了素材。
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勇无谋的冒险活动成为每天都发生的事情。西班牙的船只或仓库没有一个是安全的。西印度群岛一直遭受大肆洗劫，对于等待所有加尔文派囚犯的命运（陛下宗教法庭的火刑柱或绞刑架），来自伦敦和弗拉兴的海盗置之不理，并将其行动扩大到了太平洋的东海岸。
就这样，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到了荷兰和英国，使得那些不守秩序的国家的当地居民在造船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海盗这一危险的行为使北方的年轻人学会了航海和战斗，之后不久，这些能力就变得很有实用价值。
因为1588年西班牙决定通过远征结束一切异端邪说，从而一劳永逸地摧毁英国和荷兰的实力，在里斯本港口组建了一支由一百三十二艘船只构成的舰队，在佛兰德各港口共组织了一支六千人的军队。计划是派舰队到达敦刻尔克，那里提供领航员和战争物资，然后开始有组织地入侵那两个分别处于北海两岸的国家。
整个欧洲都知道这将是两种生活哲学的最后决战，没有妥协的余地。以前从没有一次远征抱有如此大的成功希望。每一个有头有脸的西班牙人都希望能够分享到战争胜利的荣耀。而在北方同样是群情激昂。海盗、劫持犯、爱国者，怎么称呼他们都行，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加入匆匆忙忙组建起来的海军中，去保卫他们的国家不受反基督者染指。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一部分军队封锁敦刻尔克，阻止西班牙海军上将同他的领航员和地面部队会合。新教徒舰队的余部追击“无敌舰队”，就像一群猎狗追赶两只受伤的熊。
大自然向异教徒伸出了援手。前所未有的风暴吹得“无敌舰队”偏离了航向，给西班牙船队造成了混乱，几乎一半的船只没有回港。
最后一次冲突就这样惨淡收场。虽然它没有对美洲后来的历史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无敌舰队”的失败给北方人上了非常有意义的一课。他们明白了，西班牙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新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再也不是封闭的禁区。美洲终于开放了，所有想漂洋过海的人都可以自由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