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狗、牛和白菜

为什么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才有一位“达尔文”抵达现场？是什么延迟了人类领悟这个简单、明了的思想？从表面上看，领会达尔文思想要比领会牛顿早其两百年提出的数学思想容易得多——或者其实是两千年前阿基米德提出的？人们为这种延迟找出了很多可能的理由。也许人们的头脑被发生“这等巨变”所要花费的绝对时间吓住了，被我们现在所说地质的深邃时间（地质深时）和人的寿命之间的悬殊差别吓住了，被他们所试图理解的含义吓住了。也许是宗教的洗脑使我们倒退了。也许是生物器官（如眼睛）令人生畏的复杂性，给人们以“它们似乎是由工艺大师设计的”这种欺骗性假象。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作用。不过，伟大且长寿的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论者恩斯特· 迈尔（Ernst Mayr,2005年去世，享年100岁）多次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上述猜测的怀疑。在迈尔看来，“罪犯”是现代名为“本质论”（essentialism）的古代哲学学说。“进化”的发现是被柏拉图的“死亡之手”（the dead hand of Plato）耽误了。

柏拉图的流毒贻害（死亡之手）

对柏拉图来说，我们自认为看到的“事实”只是燃烧跳动的篝火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柏拉图像其他希腊古典思想家一样，内心深处是一位几何学者。他认为每一个画在沙地上的三角形，都只是“本质三角形”的不完美投影。本质三角形的边，都是纯粹的欧几里得式线段——有长度，但没有宽度，被定义为无限窄，且平行时永不相交。本质三角形的内角和，确实等于两个直角的和，丝毫不差。画在沙地上的三角形则并非如此，但是沙地上的三角形对于柏拉图来说，只是理想的本质三角形的不稳定投影。

根据迈尔的说法，生物学深受其自身版本之“本质论”的困扰。“生物本质论”在看待貘、兔子、穿山甲和单峰骆驼时，就仿佛它们是三角形、菱形、抛物线或十二面体。我们看到的兔子，是完美的“本质兔子”的苍白投影。那只完美的、本质性的柏拉图式兔子（以及所有完美的几何图形）则高悬在理想空间的某处。有血有肉的兔子可能会因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变异总被看作是来自“完美兔性”（the ideal essence of rabbit）的偏差。

这幅图景是多么彻底地背离进化啊！柏拉图主义者将兔子的任何变化，都视为对“本质兔”的散乱偏离，并且，总是存在抗拒变化的阻力——仿佛所有现实的兔子和天上的“本质兔”都被无形的松紧绳拴在了一起。生命进化的观点则与上述图景完全相反——后代可以无限地脱离他们祖先的存在形式，并且每一次背离，都会成为未来变种的潜在祖先。甚至，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干脆把自己的论文命名为《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

如果有“标准兔”（standard rabbit），这个桂冠也仅仅表示一群真实、乱窜、跳跃、多变的兔子的钟形分布的中心，而且这个分布随着时间而变化。随着世代传承，将有可能逐渐出现不明确的一个时间点，在这个点，我们所说的兔子的“常态”会偏得很离谱，以至于需要一个不同的名字来命名它们。没有什么永恒的“兔性”（rabbitiness），也没有什么高悬在天空的“本质兔”，只有一群群毛茸茸的、长耳的、食粪的、胡须颤动的个体，在大小、形状、颜色和癖好方面，呈现某种统计分布。旧分布中偏在一隅的长耳兔，也许会发现自己在后来的地质时期成了新分布的中心。假定兔子的世代有足够庞大的代数，其祖先和后代的分布甚至会没有交集：祖先拥有的最长的耳朵，可能比后代中最短的耳朵还要短。正如另一位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说：事无定事，万物皆流。一亿年之后，我们可能很难相信后代动物曾有过“兔子”这种祖先；然而在进化过程中，种群中的主要类型与其上一代的典型类型和其下一代的典型类型之间，差别都不大。这种思想方式被迈尔称为“群体思想”（population thinking）。在迈尔看来，“群体思想”是本质论的对立面。根据迈尔的说法，达尔文之所以迟至这么不合理的时代才出现，是因为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因为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还是其他原因）都已把“本质论”刻进了我们的思想DNA中。

对于局限在柏拉图式视野里的头脑而言，一只兔子就是一只兔子，就是一只兔子而已。要提出“兔类是由统计平均物构成的浮云般的东西”，或者“今天的典型兔子可能不同于100万年前（或100万年后）的典型兔子”——这似乎违反了圈内禁忌。事实上，研究语言发展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儿童是天生的本质主义者。也许，儿童必须是本质主义者，才能够保持心智正常，用他们正在发展的心智将东西分门别类，并赋予每一类别一个独特的名称。难怪在《创世记》神话中，亚当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所有的动物取名。

在迈尔看来，难怪人类要一直等到19世纪，才等到了我们的达尔文。为了比较夸张地表达进化论是多么的“反本质论”，请做如下思考：在“群体思想”的进化观点中，每种动物都和另一种动物相联系，比如兔子和豹子通过一连串的中间型动物相联系——这些中间型动物的每一个都和紧挨它的另一个非常相似，以至于每一环都能和链中的“邻居”交配并生出可育的后代。这个观点最全面地违反了本质论的禁忌，并且它并不是一些局限于想象的、模糊的思想实验。按进化观点，的确存在一系列中间型动物，能把兔子和豹子联系起来——每一只都曾经生存和呼吸，在长长的、变动的连续统中，每一只都恰好地与其邻居一起归入同一个物种。事实上，系列中的每只个体都是上边邻居的后代，是下边邻居的亲代。然而，整个系列构成了从兔子到豹子的连续性桥梁——虽然后面我们将看到，从来都没有“兔豹”这种动物。从兔子到袋熊，从豹子到龙虾，从一个动物（或植物）到其他任何的动物（或植物）都有着相似的桥梁。也许你已经自己推出了为什么按这个进化性的世界观,必然产生这个惊人的结果，但还是让我一吐为快吧！我将把这称为“发卡弯思想实验”（hairpin thought experiment）。

以一只兔子——任意一只雌兔为例（任意地坚持使用雌性是为了方便，这不会影响我们的论证），把它的母亲紧挨着放在它旁边，祖母放在母亲的旁边，如此等等。时光回溯、回溯，回到亿万年前，构成了一条由雌兔组成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队列，每一只雌兔都被它的母亲和女儿夹在中间。我们沿着这条兔子队列，回溯时间，像将军阅兵一样，仔细检阅。随着我们的回溯，我们最终会发现，眼前经过的古代兔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兔已有稍微的不同。但变化的速度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我们将不会注意到代际间的变化趋势。正如我们看不到手表上时针的走动，正如我们看不到一名儿童的成长——我们只能看到，后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少年，再往后成了一位成人。为什么我们注意不到从一代兔子到另一代兔子的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任何100年中，当前兔子种群内的变异通常都大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变异。因此，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比较母亲与女儿，或祖母与母亲，来辨别“时间之手”的运动，那么我们所能见的如此细微的差别，将会被跳跃在草地周围的兔子的亲友所淹没。

然而，当我们不知不觉地从时间通道持续回溯时，我们应该会遇到外表越来越不像兔子，而越来越像鼩鼱的祖先（也不是非常像）。它们是我称之为“发卡弯生物”中的一类，其原因很明显，我接下来就会说明。这种动物是兔子和豹子最晚近的共同祖先（母系的，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模样，但是遵循进化论，它肯定曾经存在。正如所有的动物那样，它是和它的女儿和母亲同一物种的成员。我们现在继续漫步，只是让“发卡”拐了一个弯，朝着时间前进的正方向走，以豹子为目标（在“发卡弯动物”许多不同的后裔中，我们将不断遇到岔路，这时我们一致选择最终能抵达豹子的那些岔路）。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每只“鼩鼱”一样的动物身后都跟着它的女儿。慢慢地，不知不觉中，“鼩鼱”们会经历中间型动物的阶段而发生变化。这些中间型动物也许不像任何现代动物，但是彼此之间则很相似，也许经历了大致类似白鼬的中间型动物，直到最终，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任何形式的突变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豹子。

关于这个思想实验，有几个方面必须说一下。首先，我们碰巧选择了从兔子到豹子的路径，但我要重申，我们也可以选择从豪猪到海豚、从袋鼠到长颈鹿，或从人到黑线鳕。重点是，任何两种动物之间都可以由一个“发卡路径”联系起来。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每个物种都和其他物种共有一个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一个物种向后回溯，走到那个共同的祖先，然后转过一个发卡弯，向前走到其他物种。

其次，请注意，我们只是在谈论关于如何定位一个动物链，把一个现代动物连线到另一个现代动物。我们绝对没有把兔子演化成豹子。我想你可以说，我们在“反向进化”回到“发卡弯动物”，然后从这里“正向进化”成豹子。不幸的是，在后面章节中我们会看到，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现代物种不会演变成其他的现代物种——它们只是拥有共祖，彼此是堂/表兄弟而已。我们应当看到，这些解释同时也回答了那令人心烦的常见抱怨——“如果人类是从黑猩猩进化来的，为何周围仍有黑猩猩？”

再次，在从“发卡弯动物”向前进化的过程中，我们随意选择了能到达豹子的路径。这是进化史上的一条真实路径，但需要重复的重点是，我们选择性地忽略了众多的分岔点。我们本可以遵循着这些分岔点，演变出无数的其他终点——因为“发卡弯动物”不仅是兔子和豹子的远祖，也是大部分现代哺乳动物的远祖。

最后，我已经强调过的是，虽然处于发卡两端的兔子和豹子有根本且广泛的差异，但是沿着这条链联系它们的每一步都非常微小。沿着这条链的每一只个体，都和它链中的邻居相似，正如母女之间应有的相似。像我也曾提到的那样，链中比邻的母女比起周围种群的典型成员，要更加相似。

你可以看到，这个思想实验是如何驱动着马和马车，穿越了供奉着“柏拉图式理想型”的优雅的希腊神庙。你可以看到，如果迈尔的“人类已经被本质论深深地先入为主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对于“为什么历史上我们发现进化如此难以消化”的想法，很可能也是正确的。

“本质论”一词本身直到1945年才被发明出来，所以当年达尔文是无法使用这个词的。不过，达尔文对以“物种不变性”（immutability of species）形式存在的生物学版本质论，实在是太熟悉了，并且他的很多努力都是在集中火力打击“物种不变性”。事实上，在达尔文的一些著作中（其他著作所包含的要比《物种源始》来得多）你会完全明白他大概写的是什么——只要你能摆脱现代对进化的先入之见，记住达尔文的很大一部分读者将是“从未怀疑过物种不变性的本质论者”。达尔文在反对这种被信以为真的“不变性”时，有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武器，那就是来自驯化的证据。也正是驯化，将占据本章的其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