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
Oskar Maria Graf

在这波自杀的浪潮中，在这些死亡里，忧愁、绝望、远离故乡、远离自己的语言中，有一个人挺身站出来。他的想法不一样，认为这悲惨的流亡其实是某种成功的故事，需要坚持下去的故事，他想把这命运看成是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而他也真的能够这么看，他就是：巴伐利亚的民族作家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 1894—1967）。他一直是共产主义者，整颗心都是共产主义，却从来没有入党，从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守护怪人和弱者的巴伐利亚民族故事叙述者，对他来说“民族”要保存一些真实的、不做假的、原始的意义。有一次在庆祝托马斯·曼生日时，他以非常巧妙的方式，指责托马斯·曼瞧不起一般人的态度。他自己则总是近乎天真地执拗于民众，全然绝对地向着他们。即使纳粹在德国成为多数后，他还是保持这个心态。

他的巴伐利亚节气故事中不可思议的美和真实，值得一读再读。雷马克肯定也会称呼他是“我手写我心”的作者。每一段落都自然天成，没有斧凿痕迹。看他写给托马斯·曼数量庞大的生日贺词，就可以知道。他的贺词文章从不省略批评，这里对《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Betrachtung eines Unpolitischen）提出一点政治批评，那里给《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提出一点结构性的建议，同时又让人感受到他无比诚挚的祝福和仰慕。我们可以理解，在托马斯·曼的祝寿大会上，筹备委员们偏偏省略格拉夫的祝词时，为什么托马斯·曼会怫然不悦。对这些毕恭毕敬的委员来说，格拉夫的祝词显然批判过激。殊不知，这才是祝颂的最高境界。一次，托马斯·曼写信给格拉夫——而比这更被感动，更敞开心扉的言语，可能是他仅有的一次：“为什么世界总是阻隔在我们中间？我们难道不能成为朋友？”

他们成为远距离的朋友。托马斯·曼过世时，格拉夫哀恸地写道：“别大声说话，别长篇大论！让媒体、广播、电视转播里弥漫的哀伤停留——这一次千万请静默，在这无法想象的打击前屏住呼吸，最糟的事发生了：托马斯·曼死了！”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他把流亡当成某种成就这个话题。是啊，格拉夫偏偏是这么想，他在纽约甚至连英语都不学，身上总是穿着家乡巴伐利亚的吊带皮裤，就这么一个人在1947年如此书写着流亡——以及有关内心的流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写好了只能塞进抽屉。但是他们仍孜孜不倦，没有什么能打破他们写作的习惯。这难道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德国一旦能自由地发展，它在文化和各民族的和谐中确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而且会持续下去？我并不是要否认那些留在德国没有逃亡的作家所面临的萎耗磨难及安全威胁。他们被关进希特勒的监牢中，被隔离，再也没有书写的自由。而对德国再也不信任的世界也不承认他们所写的东西。少数正直的人被当成一丘之貉，也并入该下地狱之列。所以德国流亡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它必须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平反、护卫，并建立一座固若金汤的桥梁来连接过去与未来。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些令人骄傲的成果，会知道流亡海外的作家们正在执行这个任务。而这个事实可能在多年后的未来才会被承认。”

格拉夫头脑清楚、心态乐观，在对的时候讲对的话。有多少人在当时，1933年5月，发表意见？有多少人日后还记得那个夜晚？当这一切开始时。当大火在柏林歌剧广场吞噬书本，作家们心中开始有数，不久之后就轮到他们被烧。有多少人记录下来。那个头脑冷静、文理清晰的巴伐利亚民族诗人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愤怒地发现，他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和正义的作品一起被投入火堆，其他大部分被断定对新德国“无害”。“烧了我吧！”焚书事件不久，他即写下他不满的怒吼，他在文末写道：“将代表德国精神的作品都烧光吧！德国的精神和你们的厚脸皮一样，是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