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T．韦格纳
Armin T. Wegner
1947年在柏林第一届德语作家大会上，清点死亡人数与幸存者时，他被宣布已经死亡。在第一批回顾流亡时期的书，例如F. C．魏斯科普夫（F. C.Weiskopf）所写的书中，作家阿明· T．韦格纳（Armin T. Wegner, 1886—1978）的大名也被放在没能熬过流亡时期的作家名单里。但实际上他还活着，活在意大利的波西塔诺（Positano），那个1936年他到达并安居下来的地方。当时痛陈失去他的人，其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作家阿明· T．韦格纳这个名字，1933年时，就可以说已经是过去式。他自己早就知道。原先他并不想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流亡等于死亡”，他自己说。说出这句话的人怎么会是韦格纳，这个德语区最有世界经验、最熟知世界如何运转、旅行过无数国家、写过无数精彩的游记、冒险家与热爱世界的作家阿明· T．韦格纳？他将第一次伟大的爱情宣言制成海报张贴在布雷斯劳（Breslau）所有的广告圆柱上，用大号字母昭告天下：“谁能怀疑阿明· T．韦格纳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他坚信自己早在表现派出现前，便是用强烈情感创作的诗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苏俄前线的医护人员。然后在奥斯曼帝国，他又目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就在此刻，他的道德感油然而生，成为正义的斗士，从此他将对抗不公、模棱两可与前景黯淡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他把可怕的景象、地点、万人冢拍摄下来，在无数的报道中描述、抗议，还公开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美国伸出援手，向他解释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哀求他不能再纵容这支邪恶的军队。可是他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战后他在德国组织反战团体，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并且周游列国。无论步行、坐火车、骑摩托车或者乘汽车，他的夫人总是陪着他。韦格纳总是在旅途中。《在世界的十字路口》（Am Kreuzweg der Welt, 1930）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游记，记载他从里海经第比利斯、德黑兰、巴格达到达大马士革和开罗。这是一本探险之书，书中记载旅途中他和当地人交谈的语录，记录所经之处社会和政治的情况。他对苏联的政治情势感到失望，侥幸活下来的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让他唏嘘，他对苏联新的执政者与御用作家暴怒不已。但在作品中这些他只是用暗示的手法表现，非常艺术性、举重若轻而且充满智慧。多美妙的巧合，他的旅程一开始，在火车上就巧遇作家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Wladimir Majakowskij）。“当马雅可夫斯基看见我在写日记时，他用极好的英语说道：‘您整天都在写作，一定赚很多钱！’他告诉我，俄语杂志给他一行一卢布的报酬，但是一般作家只有五十戈比。‘这是共产主义的做法吗？’我问他。他说：‘一个大作家相当于一个大工厂，而一个小作家相对就是小工厂。所以大作家也必须多赚点！’我无言以对。”韦格纳如此写道。
旅程快结束时，在埃及，他观察两个妇女，其中一个希望在看护下把面纱和大罩衫脱下，以便试穿一条短裙。她的丈夫勃然大怒，不但禁止这种行为，还指责她不知廉耻。韦格纳惊异地记录：“一件代表自主和自由的衣服是不知廉耻？我看着她身上的连身长袍，从头包到脚。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风一吹可能就会飞走的黑色罗纱。但是藏在这件罗纱背后的是多少年来的迷信、无知，并仍然不受干扰地做它们的春秋大梦。”
旅程结束，他回到德国，德国也灰暗下来。这个地方也在往几百年前倒退。但是韦格纳并不想离开这片土地。他想留下来跟这股正在发动的恶势力抗争。1933年复活节，全国性破坏犹太商店的灾难刚刚过去，他写了一封信给希特勒。这应该是一封公开信。当然，全德国已经没有一家报纸敢刊登。他把信寄出，那是他个人以作家身份在1933年复活节所书写的、给希特勒的警告。这是怎么样的一封信？多么可敬的勇气！
“元首先生！”韦格纳写的信如此开始。“在您今年3月29日所宣布的事项中，政府侮蔑了全国本该受到尊敬的犹太商店。”然后他继续天真地写下去，向希特勒阐述在德国的犹太人处境。他冷静坚定地解释，为什么德国需要犹太人，为什么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命运如此相连，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热爱德国，并引证犹太人对德国的贡献。“公义一直都是这个民族的光环，如果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犹太人功不可没。”韦格纳告诉希特勒，他从犹太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犹太父母为建设德国不遗余力，当儿女因为犹太人被迫害而决定离开德国时，父母反应道：“你们自己走吧！我们情愿死在这里，也不愿不快乐地生活在陌生的国度！”韦格纳质问希特勒：“这样的民族情感不令人敬佩动容吗？”这封信不论是从风格、人道还是辞藻，都是大师级作品，但同时又是无用、疯狂、质朴的作品！“元首先生，”韦格纳继续写道，“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犹太弟兄的命运，更是关系到整个德国的命运！以民族之名，我的坚持不但是权利而且是义务，每个热血国民都应该如此，如果我们的心因为愤怒而绞痛，我们就不应该白白浪费我们说话的权利，因为沉默而成为帮凶。我求您：请禁止暴行吧！”应该回信的马丁·博尔曼（Martin Bomiann）
对这封信一直没有响应。收信人希特勒的名字在元首头衔下，“所附上给元首（Führer）的信，有机会请上呈。以德国之名敬祝！”日期是1933年5月8日，刚好是韦格纳所痛陈的警告事项都成为事实的12年前。
韦格纳不是不知世事，当他把信寄出时，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的夫人已经离开德国，他们在施特希林湖边（Stechlinsee）的房子也已经处理完毕。韦格纳在哈弗尔河（Havel）岸边撑起两顶帐篷，等待着。一顶帐篷用来炊饪，另一顶用来写作与睡觉。纳粹没有让他等太久。他常去寄信件的咖啡馆主人跟踪了他一次，然后带两个秘密警察找到他的帐篷，指着说：“他在这里。”随即他被关进恶名远播的“哥伦比亚集中营”（Columbia-Haus），在那里他被殴打刑囚，然后转送到奥拉宁堡集中营（Lager Oranienburg），之后再转送其他一些地方。因为某个幸运的机缘，1935年他居然被释放，允许出境。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1936年他终于下定决心永远离开，定居在意大利波西塔诺（Positano）。
“流亡等于死亡。”在波西塔诺，他每天坐在书桌前，面对一大叠纸张。他太太如果经过，他便赶快从中抽出一张，似乎正在写些什么。有一天太太探头过去看了一眼桌上层层叠叠、谜样的纸山，所有的纸上都是空白的。在那之后，韦格纳曾说：“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根本白费力气，没有一个作品我能写完。我既惭愧又理直气壮，自我安慰地想，当时在地底不见天日的黑牢中，无情的鞭打已经将我的笔永远封住。”
这当然不是安慰，对一个创作终止、在意大利活到1978年5月、完全被德国以及整个世界所遗忘的作家来说，最多只是一个解释。《星》（Stern）周刊记者泽尔克（Jürgen Serke）20世纪70年代曾寻找和报道还活着的焚书作家，他在罗马重新发现韦格纳，当时他见到的是一个“身负无法解除的孤独重担”的人，他的世界只是一间窄小的书房，一个堆满记忆、书籍、装满纸片的箱子及相片的“船舱”。照片上的韦格纳是一个充满无尽忧思、瘦长，有着深凹眼眶的黑色眼睛、握着极长手杖的男人。他不停地叙说，直到声音疲累得沙哑，再也说不出话来。当他第二天再见到这个记者和他的摄影师时，他拥抱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再留几天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没有早一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