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十年灯(6)
【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天翻地覆”，我由上海乘船，基隆登岸，台北居住，虽然踏上土地，我的感受却像是上了另一条船，这条船漏水，罗盘失灵，四周都是惊涛骇浪。
那时我读到一个故事，汪洋大海中，一艘轮船快要沉没了，船上有一位科学家，他远洋航行作调查研究，他赶紧把此行研究的结论封在“海漂”专用的瓶子里，丢进海中。船沉以后可能无人生还，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有这么一条船，他希望天涯海角有人捞起瓶子，享有他的成果。
受文学潮流影响，那时我们都崇拜小说，尤其是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字数多，讯息量大，反映大时代需要这种“大块文章”。那时批评家说，如果你看见一条河，你把它写下来，你要使读到文字的人真的看到那条河，跟你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时创作者说，小说家不忍他的经历被“时间的流沙”掩埋，他要使那景象永远受后人谛视。如此这般正是我的愿望，我的野心，我在崩盘幻灭之中能够抓住的人生意义。
可是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呢？那时我没听见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从未看到传授小说写作技巧的书，甚至没看过一篇自述创作心得的散文。那时前辈作家把“方法”当做不传之秘，“江湖一点诀，休与旁人说。”我开始读小说，常言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我只看见热闹，没看见门道。
天无绝人之路，“中国文艺协会”开办的“小说创作研究组”招考学员，我赶快报名。小说组的大学长程盘铭每天写日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记忆，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文协对报名参加小说组的人举行笔试，试场设在南海路国语实验小学，共一二〇人应考。我记得应考人要写一篇自传，还要“列举小说名著十篇并略述其艺术价值”（出手与众不同，没教我们略述思想主题）。我记得还有一道题目也很特殊，测验考生的听写能力，考试委员念了朱自清的一段《背影》，我跟着记录下来。
依程盘铭日记，笔试录取五十六人，二月二十五日进行口试，试场借用“中广”公司台湾电台会客室和发音室，每一个应试者经过两位考试委员问话。轮到我，先是蒋碧薇，张道公的爱人，我只记得她的神态娴雅柔和。世事难料，她后来和张道藩分手，口述《我与道藩》一书爆料，态度相当强悍。后是李辰冬，他问我：“如果你在一篇作品中写几个人物，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分裂了、分给每一个人物？”我的回答是不能，那时当然不能，那是利用小说口诛笔伐的时代，我读到的小说没有几本做得到冤亲平等。
三月一日放榜，正取三十名，我总算挤了进去。小说组借用公园路台北市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上课，李辰冬为教务主任，赵友培为总务主任，他俩都是台湾师范学院教授，抗战时期追随张道公做文化运动工作，直到台湾，张氏创办小说组，李、赵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三月十二日、星期一报到，同学们互相自我介绍，推举张云家为班长，程盘铭为副班长（正式名称好像是总干事和副总干事）。三月十五日在台湾电台会议室举行开学典礼，张道藩主持，记得来宾很少，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低调处理”。
开课典礼没有多少事可以记述，倒是开课之前、三月十二日那天，开课前的预备集会，赵友培出场讲话，有“新生训练”的意味。他首先说，小说组的正式名称是“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创作研习部小说组”，全名太长，简称“小说组”。他用声明的语气说，小说组不是文协的附属组织，前来参加研习创作的人可以不是文协会员，结业以后也不必参加文协做会员，为什么要用文协的名义办呢，他说因为经费是以“中国文艺协会”的名义筹措的。“文艺创作研习部”的架构很大，“小说组”仅是其中一个门类，以后可能继续办戏剧组、诗歌组、绘画组。他这番话澄清了某一些人的疑虑。
既是“文艺创作研习部”，当然强调“创作”。他说，以前这一类活动总是谈文学的主义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识，先生讲，学生听，发讲义，记笔记，参加学习的人得到很多文学知识，对创作的帮助很小。现在创作第一，不谈主义，不发讲义，直接阅读作品吸收技巧、领略风格、体会意境，按时交出作品给大家看，欢迎批评，不怕修改。这一套做法，当时确是创举，许多人将信将疑，后来夏济安教授从美国爱荷华大学归来，对我们演说“国际写作班”办理的情形，恰和小说组心同理同，大家才认可小说组的做法。
赵公还有警句，他说小说组教大家怎样写小说，并非要大家一定写反共小说，“不管你提倡什么小说，都得先有小说！”我那时还不了解他的话，小说千古事，反共只在一时，有人想把千秋大业交给我们。只听得他说，“每一堂课，我们要求讲座从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如果讲座没能完全做到，我们希望大家从小说创作的角度领受。”我立时通体舒泰，耳聪目明，自从我懂得“寻找”以来，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最后他说，我们不是师生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他给大家定位，站着授课的人叫讲座，坐着听课的人叫学员，学员交出作品，讲座指导改进，学员质疑问难，讲座教学相长，同学间切磋启发，互为师友，“学员皆讲座，讲座亦学员。”这番话说得非常中听。
关于小说组的课程，我箱中保存了一份“本组课程概要”，学长程盘铭的日记里也逐日记下受教的情形。课程分成五个单元，“中外小说名著研究”取法前贤，“人生哲学及文艺思潮”探源求本，“创作心理和创作经验”反身观照，“基本训练”规矩方圆，“艺术欣赏指导”触类旁通，“作品批改”切磋琢磨，“讨论座谈”脑力激荡，“分组指导”师生交流。授课时间共二百五十个小时，其中“基本训练”、“讨论座谈”占去一百六十小时，那时，这是小说组的创意和特色。
讲座阵容“极一时之选”，国民党眼中的“泰山”，如高明、李曼瑰、罗家伦、张其昀、陶希圣、罗刚、陈雪屏固然承先启后，一向居高临下俯视国民党文化活动的“北斗”，如胡秋原、王玉川、何容、齐如山、梁实秋、沈刚伯也有教无类。今天拿“本组课程概要”和程盘铭的日记两相对比，只有任卓宣没来讲课。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撤到台湾，国民党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先输给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军事，所以任命反共理论家任卓宣为“宣传部”副部长，任氏也很想有一番作为。那时我结识了任卓宣一位老部下，他告诉我，任先生倡议国民党要走群众路线，提出方案，要把文艺作家组织起来。这位老部下愤愤不平地说：“谁料这个工作给张道藩抢去了！”今天回想，任先生历经沧桑，国民党的事应该看个清楚明白，从一九三九年起，张道藩就是国民党文艺工作的专业领导人，他怎么会抢你的工作，党中央又怎会把组织文艺作家的工作交给你做。
今天检点旧时课程，并未邀请当时的小说作家前来传灯。我猜，设计课程的人拉高了层次，只给我们“第一手”的东西。那时台湾当令的小说作家穆穆、王蓝、孟瑶、魏希文，应该列为“二手”，这些人都是文协要角，李辰冬、赵友培的朋友，取舍之间破除了情面。那时新的文学传统尚未形成，不但白先勇、林海音、七等生、陈映真还没有“出头天”，钟肇政、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彭歌也“初试啼声”。三年后，张爱玲才拿出《秧歌》，五年后，姜贵才拿出《旋风》。青黄不接，我们似乎是承接传统的种子，倘若如此，我们应该惭愧。
正式上课以后，发现政大教授王梦鸥也是重要人物，他的学术声望高，张道藩特别请他出山，补李赵二人之不足。他住在木栅，来往奔波，“基本训练”循循善诱，“分组指导”因材施教，那正是我最渴求的课程。那时我们称张道藩为“道公”，称李辰冬为“李公”，称赵友培为“赵公”，称王梦鸥为“梦老”，今天重温最初的称谓，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对他们四位作了区分。那年梦老四十五岁，李公四十六岁，赵公三十八岁，即便是道公，也不过五十五岁，他们有精力有热情，小说组六个月的教育，他们十分投入，每逢上课开讲，李公赵公一定在座细听，随手笔记。以后小说组又办第二期，上课的时间减少了一半，不但道公很少参与，赵公李公和梦老也未能与他们朝夕相伴。
不消说，我用心听讲，勤苦学习。梦老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他如何“发现”了我，他说他讲课的时候，看见后排有一个剃光头的大脑袋，两眼发直，皱着眉头倾听，不停地写笔记，他借故把笔记要来看，既抓住要点也顾到特殊的细节。这个“剃光头的大脑袋”就是我！朋辈之间传为笑谈，我则觉得很温暖。结业以后，梦老继续对我有很多照顾。
小说组举行过几次讨论会，其中一次以“小说中的口语”为主题，同学们推我草拟大纲。恰巧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解、有思考，也恰巧那次讨论会由道公主持，他当场对赵公说：“以后每一次讨论会都要有这样一份大纲。”他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青年，以后发展出一些因缘。现在我手中还有一份“大纲”的原件。
我也曾连续缺课一个多月，幸而没有开除。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资料室上班，公司没有单身宿舍，特准我夜晚睡在办公桌上。节目部，小说组上课的女师附小，“总统府”，三个地方距离很近，有一天，大批军警从天而降，封锁附近的街道，把走路的人、买东西的人都抓起来。这地段是台北市闹区，入网的人很多，当年这叫“抄把子”，用意在震慑人心，有时也凑巧抓到罪犯。军方对抓来的人略加讯问，中年人和老年人提出身份证，或者由他们的家人送来身份证，立时释放，青年壮丁下落不明，这就是有名的“抓壮丁”。半夜查户口，由家中抓出来的叫“家丁”；顺手牵羊，把正在田里耕种抓来的叫“田丁”；突击包抄，从路上抓来的叫“路丁”，我们资料室有一位同事就这样“失踪”了！多亏公司有位老先生知道门径，他拿着“中广”公司的公文，前往可能关押的处所一一寻找，终于把这位同事保出来。
我那时心中还有许多“余悸”，三年怕草绳，不敢出门。节目部有大锅伙食，吃饭没有问题；胡子头发只有任它生长，行径怪异，招惹治安机关调查，有些同事以为我家中出了重大变故。等我冷静下来，恢复学习，出门第一件事是理发，那理发师悄悄问我“有什么冤屈”，他以为我是刚从牢狱里放出来的犯人。小说组的同学也用离心离德的眼神看我，那时候，若有人突然缺席，事先没请假，事后无说明，“被捕”是最合理的推断。以讹传讹，小道消息在空气中荡漾很久。
这件事，耽误学习事小，它影响我的思想，我开始往“自由主义”倾斜。有人说，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在马路上遇见强盗遭受洗劫，他会马上变成保守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无缘无故挨了警察一棍，他会马上变成自由主义者？）后来我读甘地传，甘地在火车上挨了英国人一个耳光，从此发愤推行印度的独立运动。这些说法也许太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了吧，不过我当时的心情确是如此。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小说组举行结业考试，考试成绩有三个第一名：廖清秀“写作”第一名，他在结业前提出长篇小说《恩仇血泪记》；贾玉环“全勤”第一名，她在一百多里外的杨梅中学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台北听课，没有请过一天假，从未迟到早退；我是“笔记”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