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1.看懂过去，才能猜得到未来
中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变革走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世界之谜。每个人都觉得二战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变革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崛起运动。1978年的时候，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的第八位。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变革后，现在我们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仍然有一个高速发展的动力。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1万亿美金，而美国是18万亿美金。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仍然能够保持6%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大家简单去算一下，72除以6，12年，12年中国经济总量会翻一番。如果美国在未来的经济能够保持2%，那已经是比较高速的经济规模了。中国大概就在12年到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各位，这个是我认为我们大家在座的所有的各位看到这一天的到来的大概的时间，这个时间大概该在2030年的前后。
2030年大概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中国有可能大概率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二，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人口会超过70%。那时候中国大概有9.4亿人口会居住在城市里。第三，中产阶级人口大概在3.5亿左右。
前两天马云同学去美国见特朗普，一个中国忽悠见一个美国忽悠，然后我们就忽悠他说，马云忽悠特朗普，说你要对我好，特朗普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有3亿中产阶级，你美国生产商品来卖。其实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我们现在大概是1.3亿到1.5亿左右，这是社科院、瑞银统计的数据。
但是到2030年的话，我们应该就要超过3.5亿左右的中产阶级。3.5亿的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十多年后，中国的中产阶级总量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总量之和。你看到的每一个美国人，对应到中国，就有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相当于第三大经济体是日本，日本1.2亿。第四大经济体是德国，德国是8200万人。接下来是法国，法国是8000万人。接下来是英国，英国是7800万人。也就是说，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的总和，或者说是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人口的总和。
所以这是未来的可能性，但还有件事情是肯定会发生，2030年的时候，在座的所有的60后和70后都会进入老年人社会。中国到那时候的老龄化率会超过30%。今天全中国老龄化最高的城市是上海，上海现在的老龄化已经超过30%了。上海100个人里面有30个老年人，全中国现在的平均数据是16%。所以这就是我们中长期来看，所有的结果都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结果。
在全球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看来，中国这一轮长期的经济发展，即便到203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出现了3亿以上的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中国是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呢？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家了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从价值观和文化的角度融入到这个全球化大家庭？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有没有完成一次全球化的普及性运动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这个分享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悬念。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更长的历史宽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罗纳德·科斯。他在晚年的时候，就是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他因身体残疾没有办法到中国来，但是科斯自己出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座谈会。从此以后，他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在这本书中，科斯说了三点，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1945年以后，人类最为重要的一次经济崛起运用。第二，他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时间，他说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我即将长眠地下，但我祝福中国。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办法用西方的经典经济学模式里解释。科斯、阿罗、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一代人，在二战以后创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派，一个叫做制度经济学，一个叫新古典经济学。但是他认为用这些经济学都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运动。所以他给中国经济改革，举了一个很形象的结论，中国经济改革很像一个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就是你今天是来上课听课的，突然回去说谈了一场恋爱，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这是一个100岁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这一轮改革开放的认识。
但是如果你把中国的这一次运动，放到一个更长的视角来看，我们更愿意说，与其说这是一次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中国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个合理性的结果。这是我十年时间研究中国经济变革、企业变革的一个结论。
第二，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制度有很多制度性缺陷。2010年的时候，我帮吴敬琏老师写他的《吴敬琏传》。吴老师1930年出生的，中国有几个经济学家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写书的时候，吴老最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从制度角度来讲，就是一张牌，放在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牌的底叫黑桃老K，你不用猜。但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你有没有勇气把这张牌翻开来。
这种在制度破局上的胆怯、犹豫和徘徊，是怎么形成的？如果你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制度性、建设性的结果。那么他跟中国长期以来如何治理这样一种大一统的多民族跨疆域的帝国的国家治理思路，也强大的勾连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在未来的出路，并不完全的决定于经济和产业本身。他决定于两个东西，第一决定于一种文化，第二决定于一种政治安排。
2.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
我们现在来提供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论。第一个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分析法，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研究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第一个方法。
我们认为，中国的历代的经济变革，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变革，本质上是这四个利益集团互相竞争搏斗角逐的一个结果。中国是全世界保持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这张博弈图，大家看到，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者和有产者。政权和民间之间有博弈，我们常常关注到的是这一层的博弈。但是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又有一个巨大的博弈，同时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有利益上巨大的博弈。所以这四股利益集团互相角斗在一起，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结果，这个博弈结果的背后就会出现一次一次的变法和制度安排。
第二，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然后为了统治这个集权制国家，最高当局就需要进行种种的制度安排。我们上海人为什么要听北京人的？广东省和中央政府是什么关系？有产者，今天在座的各位，思想自由、才自由，和这个政权是什么关系？就会出现种种的制度性安排。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要让这个国家处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你要建立种种的制度安排。我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把这些制度安排分成四个制度性安排。第一个是中央地方的权力分配安排，上海为什么听北京的，在中国很长时间里面，集权和分制都是一个重大的矛盾。
第二涉及到一个全民思想的制度安排，我们听谁的？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还是需要被控制的？
第三个问题，社会经营的控制模式。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谁会被称为这个国家的精英？三类人，第一个，我能够抢，我力抢他，能够杀人，能够成立黑社会。小时候街道里打群架，那个头是谁，一定是那个班级专门打人的人，我们跟着他跑，我们都是小丁，他当老大，有力量的人。第二个，有思的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往左走还是向右走，是该走的快一点，还是走的慢一点，有脑子人，我们叫他知识分子。第三类，有钱的人，有钱能使鬼推磨，不只人推磨，鬼都能推磨，有钱的人。所以一个国家的经营很简单，有力量的人，有脑子的人和有钱的人。对于一个统治者里讲，最大的问题，我怎么控制这三类人，当我把这三类人管住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国家给管住了。
第四就是经济制度的安排，我们怎么安排经济制度，这是作为管理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多人口、广袤疆域的国家，一个重要的事情。
3.中国制度变革史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制度安排，经历了非常长长时间的变革史，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制度安排，从战国开始探讨，到秦的时候，才被确立起来。大家如果看过钱穆的《政治变革检讨》，大家看得到，钱穆先生说，到秦的时候，中国建立了这种制度，叫做郡县制度。今天中国还是郡县制度，中央集权，各地分治。
第二是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到后来，就变成了独尊儒术，儒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全民思想要统一，统一到一个思想体系中去，当思想体系被统一完以后，人们的思想就变得一致了，不会乱想了。
第三个，是社会精英的控制制度。怎么控制那些有力量的人、有脑子的人和有钱人。所以中国最早由一个贵族制度变成一个平民社会，中国是全社会最早成为一个平民社会的国家，所以中国没有贵族精神。不是今天没有贵族精神，中国历史上，从秦以后就没有贵族精神了，因为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要为那些能够成为王侯将相宁的人开通一条升迁的通道，你让那个穷小子能够迅速的成为社会的精英，那就是叫制度安排。
所以制度安排最早的是军爵制，商鞅的军爵制。所以我们首先是政府跟那些孔武有力的人达成了一种制度安排，你只要有力量，你能够为国家出力，你就能升官。然后到了隋唐的时候，开始科举制。你通过了考试，你就能够得到升迁。在隋唐之前，中国的官吏升迁制度叫做举荐制。什么叫举荐制？官员可以朝廷举荐这人很好，他可以当官。我会举荐谁呢？我会举荐我的学生。再穷的小子，吊更梁，天天晚上写字，吐血写字，只要你考上进士，考上举人，考上状元，你们家就发达了。但你儿子能不能发达呢？不知道，继续考。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是一千多年来最为清廉的制度，几乎是不允许贪污腐败的事情。政府任何地方都可以贪污腐败，都可以贪赃枉法，只有在考科举制这件事情上，泄露考题这件事情，是要腰斩的。
但中国两千年以来，我们跟孔武有力的人达成了一种制度安排，跟那些有知识的人达成了制度安排，但是政权从来没有想清楚如何跟有钱的人达成制度安排。
欧美国家有一个词，叫做契约，契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石。在西方国家中，政权和有产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是怎么建成的呢？是两百多年前，当时英法百年战争，这两个国家打仗，打了一百年，打的后来国家没钱了，收税都没办法收了，那怎么办呢？只有向有钱人去借钱。当向有钱人借钱的时候，这样我就不能跪在你面前了，你向我借钱，我坐在这里，国王坐在这里，你对面你得给我把凳子，让我坐下来，向我借钱。坐下来以后，向我借多少钱，什么时候还，利息是多少，还不出来怎么办。国王需要跟他签一份合同，当这个协议签了以后，这个国家的契约就建完了。所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讲，契约精神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石。
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政权和有产者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契约的关系和契约的认追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出现一个全世界很奇怪的现象，在2010年的时候，胡润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他去问那些胡润富豪榜上的人，你有没有移民的倾向？结果匿名调查的数据，中国排前2000位富豪，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63年到1975年，这部分人占到了70%，这部分人里面70%的人说有移民倾向，25%的人实际已经移民了。已经移民的举手告诉我一下，他打死也不说。
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保持了那么高速的发展，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中长期，甚至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还有一定的预期，为什么你会把资产移出去？为什么你要把身份移出去？一个国家的有产者发生大规模移民，历史上别的国家只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国家发生了战争，第二种原因，这个国家发生了激烈的宗教冲突。中国也没有发生战争？没有。中国有没有发生宗教冲突？没有。为什么要移民？因为你觉得你的钱不安全。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政权达成一契约关系，没有人来保护你的财富安全，甚至中国今天有一些顶级企业家，在全国两会以及公开场合说随时准备把企业捐给国家。他为什么要公开讲这样的话？说明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前提是说明没有达成一种契约，政权和企业家之间没有达成一种契约。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五在未来特别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你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不能跟各位当成一个契约关系呢？因为没有这样的契约关系，中国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动荡中产生的。所以你看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管理庞大多民族广袤疆域的国家，你需要完成这四个制度安排。而我们将近两千年前进行这样的制度建设。然后在1800年里面，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制度安排完成了一种制度建构。我们在全民的思想控制方面完成了一种制度建构，我们在社会精英的安排方面完成了建构，但是我们在宏观经济制度方面，到今天没有完成这个建构。1978年到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谁能告诉我说什么叫“有声有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制度建构上到今天为止是空缺的。
第三个研究方法，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脑子里面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被人问到一次到两次，吴老师，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我什么时候要买张船票走，所有有钱人都会这么问。哪怕那些移民的朋友们，身份移出来了，然后待在澳大利亚，待在加拿大，待了几天就发现这些国家和我一毛钱关系没有。然后要继续回到中国来，创业的创业，投资的投资，但是会问吴老师什么时候国家崩溃，我要买那张船票，买那张飞机票。
今天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国家经济会崩溃。三个东西，中国历史上造成这个国家改朝换代的基本原因都是经济原因，中国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为驯服的老百姓，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建立在经济总崩溃的前提下，政治总崩溃一定是建立在经济总崩溃的前提下。而中国发生经济总崩溃，一定是三件事情同时出现的，财政、货币和土地。如果你问我的话，什么时候当这个国家中央财政发生赤字，同时人民币泡沫破灭，加上民间、中央和地方因为土地问题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朋友们，赶快去买那张飞机票。这三件事情里面如果有两件事情发生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
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变革史，有一个周期，他永远稳定在邓小平讲的两句话，一句叫“发展是硬道理”，一句叫“稳定压倒一切”。后来就出现了经济利益集团的变形，当地方政府和有产者很大的时候，当中央政府开始比较磊落的时候，他就会允许民间的发展。当民间和地方政府发展到很大的时候，会对中央政府造成强大的压迫，要求你分权，要求你变革。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就会联合民间的方式，通过均贫富的方式对有产者和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反制治，当反制出现的时候，长期以后经济又出现萎缩，当经济萎缩的时候，统治者中间又有人提出说需要发展经济，继续推动发展。然后就摇摆，在这中间做摇摆，这是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和稳定的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