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出茅庐(1)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总是伴随着磨炼与苦痛的。李鸿章初出茅庐，尽情地挥洒着他的才华与智慧，从科场上的翩翩少年，到大清朝的年轻翰林，他可谓是春风得意。但，人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时代的车轮把他拽进了征战的大棋盘上，让他在曾府度过了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
少年聪颖露端倪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时，也正是本书的主人公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当时，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思想的束缚，使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李鸿章小时候天资聪颖，聪明异常。五六岁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朋友在池塘边玩耍。正好，私塾先生周菊初来池塘边洗澡。他把衣服脱下挂在树杈上，随口吟道：“千年古树为衣架。”李鸿章一边玩一边接了一句：“万里长江作浴池”。周老先生看这孩子出口不凡，心里很喜欢，想教他读书。周先生打听到这孩子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李殿华之孙，于是找到了李殿华的四子，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告诉他李鸿章聪颖过人，很有文采。于是李文安把老大李瀚章和李鸿章一起叫到自己的书房考试。李文安看到书房的账本，随口说出上联，“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李鸿章随口对出，“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李瀚章没有对出。李文安又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李瀚章对，“雨洒羊皮一片腥”。李文安摇头说，意境不美。李鸿章又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李文安听后大喜，觉得这句子不但工整，而且自有一番气魄。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李鸿章小时候的学习，侧重于应付科举考试。他的义理、经济之学进步很快，制艺技巧也不错。虽然李鸿章的父亲和后来李鸿章的三位老师都崇尚宋学，但是从李鸿章早年遗留下来的著作中，人们没有看出李鸿章对“宋学”或者“汉学”“经世之学”有什么兴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主要作品是诗和赋，内容多反映友情和亲情，词句优美华丽。有研究者发现，李鸿章早期的诗词中有一种“雄健的风格”，是“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
1840年，18岁的李鸿章考中秀才。那时候的李鸿章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十分出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时年20岁的李鸿章看了父亲的信之后，心情特别兴奋。这是他一直企盼的，也是一直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于是，挥毫作《入都》十首。他的这些作品，当时曾广为流传。下面是其中之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有为少年入翰林
京城的人物风景与地方自然大有不同。李鸿章来到京城之初，感叹京城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繁华气派，但对他更有吸引力的，是京城的诸多名士和像他一样来京应举的各地的莘莘学子。
入都不久，在京担任刑部郎中的父亲便命李鸿章晋谒曾国藩。如前所述，他的父亲与曾氏系戊戌科同年。因有这层特殊关系，李鸿章名正言顺地成了曾国藩的学生，这对他毕生的发展影响极大。各省学子们齐集京城，交际攀附之道是他们非常热衷的。因慕曾国藩之声名，他们还特别组织了文社，邀请曾国藩担任社长，定期举行活动。大家在一起谈文论道，指点江山。李鸿章在其中结识同好，交游学问，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
李鸿章在父亲的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等皖籍京官，并认识了不少与他后来同榜中第的举人、进士。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担任了要职。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北京的李鸿章经常给母亲写信，习称为《禀母》函。在家书里，李鸿章详细地向母亲介绍了自己在京城的所见所闻、思想情感，李鸿章坚持写《禀母》函多年。这些信函蕴含真情真意、真实生动，可谓是李鸿章的一部心路成长史。
1844年，李鸿章在乡试中成绩优秀，考中举人，排名48位。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逢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同考官。虽然李鸿章这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却博得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令弟少荃，乙未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被点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进修）。1850年，庶吉士散馆（毕业），因为成绩优秀，李鸿章被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1846年，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去世，李文安回家丁忧。1849年，李文安返回京城做官，父子一同在京城生活了5年。父子二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结交朋友，一起吟诗作赋，喝酒赏花。翰林院的职任，使李鸿章有机会读到大量的宫廷藏书，丰富了他的学识。他开始潜心于经史研究，并写《通鉴》一书，书中有他不少心得和见识。
受君命回乡剿匪
咸丰二年（1852年）6月12日，曾国藩在焦急不安中被钦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曾国藩选择了6月24日这天出京，李鸿章当天起得很早，专程把老师送到卢沟桥。
李鸿章在卢沟桥送别老师曾国藩以后，不消半年，太平天国革命烈火便迅猛地烧向北方，太平军舍弃久攻不下的长沙，出洞庭，占岳州，顺江而东，攻打武昌。翰林院表面上依然那么沉静悠闲，然而翰林们毕竟也沉不住气了，无心再编史撰文，见了面都不免议论起战事来。
这天，李鸿章正忧郁地背了手独自站在窗前仰天沉思战局，同屋的翰林检讨湖北邓文恭忽然慌慌张张从外面走了进来，说道：“武昌失守了。湖北巡抚常大淳和满城藩台、臬台司道都已殉难。”
李鸿章没想到太平军的气势如此汹涌，他已无心处理公务，背了手在室中来回蹀躞沉吟，脑中思绪很乱，朝廷所派督师大臣赛尚阿大学士已因作战失利，被革职拿问，广西提督向荣所带绿营官兵也拦不住太平军这头猛虎。天寒地冻，洪秀全也许会在武昌度岁，若是过了年从武昌顺江而下，计算水程，不出十日，便可危及安庆。“明年正月安徽要遭大难了。”李鸿章忧虑地喃喃叹息。
1853年3月，太平军大举进入安徽。还是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李鸿章吃完饭在琉璃厂闲逛，偶遇一位安徽同乡。从他口中得知，省城安庆已陷，抚台蒋文庆已然毙命，家乡很快就要被太平军全部占领了。情急之下，李鸿章径直来到了吕贤基的家。
吕贤基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字鹤田，安徽旌德人，先时任职于翰林院，以编修转御史，旋任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李鸿章为翰林院编修时，时常为吕氏捉刀为文。一见面，李鸿章就痛陈刚刚得到的全部情况，并建议吕赶快请求清政府迅速发兵救皖。吕贤基随口说道：“还是由你来写，我负责上呈就是。”
李鸿章回到翰院立即写了一个奏折，连夜差人送呈吕贤基。第二天，咸丰帝诏谕吕贤基从籍，与皖抚负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无奈，只好奏请朝廷让李鸿章和自己一起回籍，说是他熟悉乡情。下朝归来，他对等候他的李鸿章直言说：“你让我上奏是害我，皇上让我去安徽帮办团练；我也害你，我上奏请求你和我一同去安徽。”不过，说到底，吕贤基之所以选中李鸿章，还是因为他知晓李鸿章有才华，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朝廷很快应准吕贤基的请求。不久，李鸿章即跟随吕贤基回到家乡，开始了戎马生涯。
李鸿章本是书生出身，原本对团练之类的武事不感兴趣。可是皇命在身，别无选择。回到安徽之后，李鸿章首先面对的是安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官宦之间的倾轧和争斗，让在墨香书册和学问堆里浸泡多年的李鸿章有了很多新的体会和教训。更让李鸿章苦恼的是，组织团练指挥战役，这些都是未曾接触过的新事。虽然古代有不少投笔从戎成为一代名将的先例，但是李鸿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以儒生而起家军旅”的典范。
李鸿章认为，办理团练防剿工作是暂时的，只是迫于大清国的目前局势而已，等到内患消除，国家安定，自己还是要回到京城的庙堂中去的。但是，如果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那么自己能否回到京城将是一个未知数。李鸿章对于目前究竟怎么工作，怎么实施战略计划，心里是一片空白。再则，李鸿章手中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饷，连究竟如何着手，也是一片茫然。尽管如此，李鸿章心中仍然充满了报效朝廷和保卫家乡的热望。
安徽也同江南其他某些阶级斗争激烈的省区一样，地主士绅纷纷举办团练，站到反对农民斗争的最前线。其中凶悍著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字筱轩，世袭云骑尉出身）父子，合肥张树声（字振轩，廪生）、张树珊（字海珂）兄弟，周盛波（字海舲）、周盛传（字薪如）兄弟，刘铭传（宁省三），潘鼎新（字琴轩，举人），解光亮，李鹤章等人。据说“庐郡团练整齐”，同远在京师的李文安有着密切关系。他基于阶级本能，“寄信回里，劝谕乡人先为恩患预防之计”。团练头子们筑圩练兵，自称圩主，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有的“藉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菅人命，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
抵达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讧的局面，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血气方刚，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但怎奈自己无权、无兵、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因而展望前途，忧心忡忡。
当时安徽政局上有三个重要人物：巡抚李嘉端，帮办团练的兵部侍郎周天爵，还有一个就是吕贤基。
李鸿章首先在周天爵处入幕。入幕是清朝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官场现象。一般有地位的官僚，手中都要培养幕僚，即所谓养士。一般有学问有才干的人都有过当幕僚的经历。幕僚既是官僚的学生，也是官僚的得力助手，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囊团”。很多有才学的青年通过入幕的机会，对官场政治会有很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在一些具体事务的操办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所以说，入幕与养士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的幕僚制度能够久盛不衰的缘故。
在周天爵处，消灭捻军是李鸿章的主要任务。捻军，原称捻党，起于清朝初年，由淮河两岸的穷苦老百姓组成的反抗压迫的结社。后来逐渐发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捻军的成员复杂，有农民、渔夫、手工业者、船夫、饥民等等。他们最早做的事情就是抗粮、抗差、吃大户、劫富济贫。活动的时候，数十人或者数百人为一“捻”，各部自号为捻，各不相同。首领被称为“捻头”。本来捻党主要进行的是经济方面的斗争，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的壮大，安徽、河南等地的群众纷纷结捻响应，捻党逐渐发展成为捻军，规模不断扩大、组织日益严密。所以消灭捻军也成为清政府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李鸿章跟随周天爵参加了两次较大的消灭捻军的战役。其中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
陆遐龄（约1803～1853年）是定远县荒陂桥旗杆村（现属长丰县沛河乡）人，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受到某个案件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1853年2月，太平军首克安庆，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并派他返回定远组织群众起兵响应。约在3月上旬，陆在家乡造反，竖立“随天大王”等旗，聚众万余，打击土豪，抗击清军。据时人记载：定远知县督兵进犯，“两战两败”，而城内团练，更“事同儿戏”，甚至公然乘机渔利，“有用竹枪一支，开支公项八百文者”。是时，合肥夏村夏金书联络陆遐龄“约期大举”，南北呼应。李鹤章闻讯，立即率领团练百余人前往围捅，杀害金书父子，解散千余，“增立东北乡团防”，堵塞了陆遐龄南下的通路。接着李鸿章、李鹤章督团随同周天爵在定远荒陂桥、寿州东乡等地击败陆遐龄起义军。4月中旬，周天爵诱捕并杀害了陆遐龄父子。周天爵奏奖李鹤章六品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