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建军固防(4)

李鸿章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中国应以陆军为主，海军设立南洋、东洋、北洋三支水师。左宗棠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大清国应该实施“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设立三支水师，那么将导致领导的不统一，三支水师会各自为政。他建议，海军应该统一领导。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分歧在于，李鸿章认为西北塞防可有可无，甚至可牺牲新疆作为代价。而左宗棠认为西北边疆十分重要，塞防不固，则西北屏障尽失。当时清政府面对的局势是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据新疆，收复新疆迫在眉睫。1874年底，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慈禧再次垂帘听政。次年，海防讨论进入了廷议阶段。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既没有采纳李鸿章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最后作出“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令李鸿章负责海防，左宗棠去负责“塞防”问题。

左宗棠在稍后的奏折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显然，左宗棠认为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中国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外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

李鸿章则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疆，尤其是京津和沪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但是，李鸿章没有考虑到，西陲有事应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左宗棠的成功就在适应了这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当时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以及后来关于海军海防问题上的竭力倡言，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下，清政府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和广东4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然而，法国侵华远征舰队于1884年8月中法马尾海战中，竟然全歼了最早组建的整个福建海军。中法战争刚一结束，光绪帝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随即，光绪帝下谕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

海军由此成为国家的正式军种，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开始步入正轨，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光绪帝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譞亲自出任总理海军大臣，而一直力主大举兴办海军的李鸿章出任会办海军大臣，具体掌管全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

李鸿章在担起筹建北洋水师的任务后，全身心投入海防建设，购买船舰，兴办水师学堂，建设大沽口、旅顺口、威海卫军港基地，起用著名科学家徐寿之子徐建寅等一大批中外专业人才。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入侵中国的另一个藩属国朝鲜，第二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解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惨痛的事实一次次震动着清政府朝野，从而也促进了海军建设的加速。尤其是中法战争期间，马尾军港被法军炸毁，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促成了海军衙门的建立，慈禧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其阵容相当庞大，而李鸿章则是北洋海军的实际权力掌握者。

要建立近代海军，必须解决船舰问题。李鸿章最初主张自己制造，后来转向从英国和德国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因为当时在中国造船，造价要远远高于从国外买船。李鸿章在买船的同时，还将闽沪两厂制造的一些轮船调入北洋海军。除了船舰之外，还须建立海军基地。李鸿章在大沽建造了船坞，在旅顺口修建了口西、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还有大连湾炮台；在威海卫岸上的要隘建立炮台，在水面建筑铁码头。一时间，威海卫堪称“东海屏藩”。旅顺口和威海卫由此成为北洋海军的基地，守卫着渤海和天津。李鸿章还意识到要培养一大批海军人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几乎都被李鸿章所用。此外，李鸿章还雇佣了一批洋人担任技术人才。

此时，威妥玛希望英国军官能够独揽对北洋海军的教习任务，遭到了李鸿章拒绝。李鸿章一直采用英国军官和德国军官并用的原则，使得列强没有能够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1888年10月，在李鸿章的苦心筹办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

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由于北洋海军的庞大阵容，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达到4万多吨，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则是首屈一指。北洋军事工业的重要企业为旅顺鱼雷制造所。

北洋海军的建设一直以日本为假想敌，到甲午海战之前，其实力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斥着清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北洋海军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诸多致命弱点。如在防御体系的建设、海军的训练以及军队的体制等问题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经费问题上，慈禧太后多次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举行寿庆活动，更有户部尚书翁同龢不但处处为李鸿章设置障碍，还公开反对北洋水师建设，拖欠、拒绝给付海军经费。因为财力的限制，中国的海军远远无法和外国的军队抗衡。李鸿章曾经感叹道：北洋只有半支海军。不久之后，李鸿章的担忧真的变成了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甲午海战的失败。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中日之争的最后结果——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以惨败告终。

心狠手辣杀降将

从1863年初到1864年5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一路收复昆山、常熟、苏州、常州，向世人显示了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此期间，“常胜军”也协同淮军一起作战，但都是遵从李鸿章的部署。1863年11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攻打苏州，与忠王李秀成部抗衡，双方相持不下。此时，太平军内部一些动摇分子产生叛降之念。当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攻城陷入埋伏之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为了赢得叛降的资本，故按兵不动，放了戈登一马。否则，戈登必然全军覆没。李秀成见力敌无望而率军撤退，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慕王谭绍光。淮军副将郑国魁是郜永宽的结拜兄弟，在程学启的鼓动下，郑国魁对郜永宽做了许多劝降工作。一天深夜，在苏州附近的湖上，郜永宽等人秘密和程学启签下协议，由戈登作证，商议投诚事宜。

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一面安抚戈登，让他在北门外待命；另一方面假意接受郜永宽等人的投诚。李鸿章之所以假意接受他们的投诚，是因为郜永宽等人要以杀死坚决守城的谭绍光为条件，自己仍然率旧部留守苏州。当时太平军在苏州城内约有十万余人，他们答应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清军，而自己的部队不能被拆散，要保持整个建制编入淮军。程学启看到他们这样的条件，于是向李鸿章献计，将降将杀掉。李鸿章认为，他们几人今天能降我，明天也可能降他人。如果他们投降之后再反叛，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如果不允许他们自带旧部，那么苏州城仍然不可得。所以，他依了程学启之计，在苏州城外威武的座船上大摆鸿门宴，乘机将投诚的太平军八大降王一并杀掉了。

曾国藩对此事评价说，李鸿章心狠手辣，眼疾手快。李鸿章在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有类似的做法，有人说这是“厚黑”。李鸿章做事通常比较注重结果，而不在意过程，这也算是他的某种风格吧。

灭东捻封赏太低

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政府深切地感到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天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选者震惊，近者疑忌”。而权势远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清政府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清政府为了防止曾国藩的权势继续膨胀而同自己分庭抗礼，便采取了压抑曾国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与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军攻陷天京尚不到4个月的时候，清政府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而改派李鸿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赵烈文为此发出“殊咄咄可怪”的惊呼，曾国藩本人也“意殊寥落”。虽然不及一月清政府就收回了成命，但此举却是明显的扬李抑曾。

曾国藩太精于权术，也深谙官场之道。“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不时地敲击着曾国藩的心。他不由得琢磨起后路来。

曾国藩开始主动裁撤湘军，以保住清政府对他的信任。他还希望通过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作为自己和清政府之间平衡的砝码。曾国藩把手中的12万人分给了左宗棠、沈葆桢二人，对于朝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即胞弟曾国荃所部），曾国藩也进行了大批裁撤，并安排曾国荃以生病为借口回老家调养。

1865年5月，清政府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死在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兵张皮梗的手下，场面煞是惊人。清政府马上任命当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让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这意味着李鸿章即将掌握两江的军权和政权。李鸿章在各方面给曾国藩的剿捻活动以支持。首先是在兵力上，湘军已经被裁撤的差不多了，李鸿章调给曾国藩33个营的淮军，又派出10个营的精锐部队航海前往天津然后转战到景州、德州。李鸿章在粮饷上也给予曾国藩很多支援。他知道，在“剿捻”的大计面前，湘军和淮军必须团结一致。

曾国藩的此次剿捻，先后调集淮军6万。这些淮军一律装备着洋枪洋炮，还有堪称完备的独立炮队。可是，曾国藩在指挥淮军时却很不灵光，因为淮军只听从李鸿章的调遣，而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曾国藩心中即使有一些怨恨和牢骚，也只好徒自兴叹。他此刻最大的感叹，就是湘军的盛况已去……曾国藩剿捻并不尽如人意，1866年9月，捻军大破开封附近湘军战线。曾国藩得知后，十分忧虑，一下子病倒了。曾国藩给朝廷写了请罪书，还把李鸿章叫到身边帮忙。可是，清政府却发来了圣旨，让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内，令李鸿章为新的钦差大臣，接替剿捻重任。曾国藩脸都气紫了，真是太有失颜面了。他为了平衡心态，一再要求留下来维持军心，可是清政府却让他赶快回到两江去。

1866年12月12日，清政府实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李鸿章成为“剿捻”主帅。

李鸿章派人到曾国藩那里去取大印，曾国藩本来就生着病，看到此景格外感伤和落寞。他无奈地说：“这么快就拿走了？我还以为得办个交接仪式呢！”

李鸿章接任后，得意忘形，根本没有把捻军放在眼里。不久，他就尝到了接连四次溃败的苦滋味。这四次分别在罗家集、倒树湾、尹隆河、六神港。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河防之后，在1866年10月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和任化邦率东捻军在河南活动，张宗禹率西捻军攻打陕西。

捻军和太平军不同，他们人数较少，没有根据地，作战灵活，采取游击战术。湘淮军则人数众多，调动起来很困难，经常被捻军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和李鸿章交手的东捻军将领赖文光足智多谋，任化邦骁勇善战，二人配合得相当默契。淮军各营统率又各自为政，争功心切，互不相帮。所以，李鸿章吃了不少苦头。李鸿章吸取教训，重新改组队伍。他把淮军改编成四支精锐部队，即铭、武毅、鼎、勋四个营。此外，李鸿章还增加骑兵的力量，严加训练。因为捻军在北方平原上惯于骑马，来去无踪，飘忽不定，淮军的骑兵怎么也追不上他们。

为了尽快地训练骑兵，刘铭传采取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个金元宝吊在大营门口，并点上一炷香。下令说，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营盘骑马跑三圈，谁第一个到达就给谁这块金子。这个办法十分有效，骑兵们奋勇操练。三个月之后，跑得最快的兵士，已经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十四个营盘跑三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