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3)

二、“此人不可一笔抹杀”

——毛泽东评孔子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影响源远流长、久盛不衰。孔子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长期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每个中国人，而毛泽东有关孔子的一系列评价又势必影响后人对孔子的看法。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2岁。孔子的家世属于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他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心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渊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的影响。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说起来就是“爱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来自上层。

孔子自30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奋斗。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继承了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学生也做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著”，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风云际会。毛泽东的孔子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发展的。纵观毛泽东一生对孔子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崇信、反对、批判继承、否定等复杂的阶段和过程。

毛泽东一生对孔子的复杂态度

毛泽东自己不止一次说过：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四书五经读了六年，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了资产阶级学校，读了七年资产阶级的书。

从如今公开面世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看，他在长沙求学时期还颇为崇信孔子。

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地位摇摇欲坠。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之“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他认为，“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在学习方法上，青年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雍也篇》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划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青年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于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毛泽东对孔夫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学说。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开阔了视野，他自己说“思想越来越激进”。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四书五经。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的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毛泽东于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他还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这表明毛泽东打破了孔子的偶像，反对孔子，但并非全盘否定孔子。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毛泽东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主张中西文化各有长短，都需改造。此时，毛泽东在感情上、理智上都给孔子以一定的地位。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在去上海途中，历尽艰辛，绕道曲阜拜谒孔子墓，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特别崇敬之情。

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之行时说：“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显然，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

反对孔子而不全盘否定孔子的态度，同样为毛泽东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孔子进行批判性总结继承奠定了基调。

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的笔下再很难见到推崇孔子的话了，也很少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的视野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一年，但此时他明确主张：西方文明必须与中国文明相结合。在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这些话表明他是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预示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的。不言而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农民运动，批判忠孝主义，批判束缚农民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教条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主张。1940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做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范的报告“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

当然，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对孔夫子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他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明确肯定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针对一些人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他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说：“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做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做共产党而要他做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做共产党了。”毛泽东的这段话肯定孔夫子做教书先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是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中国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充分肯定。

1942年，《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毛泽东强调：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此时认为：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上批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里仁篇》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孔子其人及其思想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1957年以前，他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起来，措辞也开始严厉起来，但仅涉及对孔子某些方面的评价。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进行了批判，并且联系到孔夫子，他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曲阜县（今曲阜市）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作‘小人’。”“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犯错误问题时说：“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