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1 社会网络的研究综述

社会网络研究大体分为三个范式：第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第二是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第三是对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研究。本书对社会网络研究的综述将从以上三个方面总结。

（1）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与社会人类学研究存在密切的关系。Alfred Radcliffe-Brown（1931），对“社会结构”和“网络”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提出在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社会结构非常重要，在其作用下会得到比较复杂的网络。同时，在社会关系的研究过程中，图论理论的作用重大，该理论是由莫雷诺（Moreno）、哈拉里（Harary）、哈格（Hage）、诺曼（Norman）和卡特赖特（Kartwright）等学者提出的，在这个理论支持下，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才真正得以形成。Hakansson（1987）经过大量的研究认为，网络包括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Nitin Nohria（1992）在其出版的论文中指出网络本身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同的组织都囊括在其中，形成了网络的主要部分。因此，网络组织的深化实际上是由主体推动并主导，并存在一定的约束。对于某个组织来说，其周围的环境实质上是其他组织形成的网络，因此，要对相关组织进行分析，网络特征必须作为主要的分析因素存在[16]。Richard Emerson在对网络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社会结构本身是松散的，但是在网络支持下，可以实现形式化，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会显现出来，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非常必要，不仅可以实现信息交换，还可以实现资源互换。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个概念最先由英国人类学家Brown提出并修正。基于这个前提，Banns（1954）在社会网络的支撑下，对挪威一个渔村进行研究，分析了其跨亲缘和阶级关系，在经过深入的剖析后，将村庄的结构准确地表达出来。Mitchell（1969）在其发表的论文中对社会网络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主体是一群特定的个人，而且其中的关系也非常特别。John Barnes（1972）在其出版的论文中对社会网络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首先是隐喻性，最终发展为分析性理论，并且从不同角度对网络分析的种类进行了阐述，对不同种类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在经过这些工作后，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成果，如主要概念、分析的方式方法、分析的单元和资料的收集情况等[17]。

Laumann（1977）在其发表的论文中也对社会网络的定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由个人或者组织联合形成的，而形成的基础是社会关系。一般来说，将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因素有三个，也就是血缘、地缘和业缘。从这方面可以看出，社会网络是由一组点构成，其中的关系有可能是已经存在的，也有一些关系是可能存在的；联系方式上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这些点各自的特点以及不同点之间的联系就构成了社会网络的基本内容[18]。就点来说，包含的主体比较多，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任何单位都囊括其中，如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等，点的特征是针对这些单位个体来说的，不同点的特征差别比较大。不同点之间的连接方式都不尽相同，因此其中的关系都相差很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网络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就。Alain Degenne与Michel Forse的研究中指出S.Milgram通过小世界实验产生了六度分隔理论。六度分隔理论认为世界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一个人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六度分隔理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大进展[19]。1973年，Granovetter在诸多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弱关系理论，在其理论中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认为关系的强弱可以从四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即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关系和互惠交换。对于强关系来说，主要作用是使群体内部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平衡；对于弱关系来说，主要作用是使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平衡，更加和谐，在弱关系作用下可以使异质、非冗余信息的联系更加紧密[20]。对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来说，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在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自从此观点被提出后，很多学者就弱关系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分析工作，从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有些研究与Granovetter的结论不谋而合，有些研究又与这个结论背道而驰。

Granovetter对自己提出的弱关系理论进行了大量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尽管弱关系理论与网络主体的联系非常紧密，但这仅限于弱关系将“桥”的位置占领时。从本质上来说，弱关系相对于强关系而言，更容易占据“桥”的位置，而且还能更容易地获取到异质性信息。

Karl Polanyi（1957）在大量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嵌入性概念。Granovetter（1985）基于这个概念，提出经济行为本身不仅是经济行为，它不是孤立和单纯的，它存在于社会网络的体系内。这个网络是由相关的主体形成，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并受到很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如社会结构的组成、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存在等[21]。就嵌入性的分类来说，主要有两种：其一为关系性嵌入；其二为制度性嵌入。在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基于信任机制，社会网络才得以存在。而且在社会网络中，信任占据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因为在相关的经济行为中，不同主体间的信任性和互动性会使机会主义行为在很多时候不会发挥，这就会让交易在各种条件都可以无障碍进行。Lin通过大分析得到，很多社会资源都包括在社会网络范畴中，如权力、财富、声望等，在社会网络的支持下，这些资源就能被社会的人群获取到[22]。在嵌入性理论支持下，对于经济行动和社会行动来说，人们对其认识就会逐渐加深，摒弃之间的传统性认识，使社会网络学派得以顺利建立，社会网络学研究也成为社会学主流的研究课题，因此，社会网络理论的实证研究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Bourdieu（1986）在之前相关研究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进来，这个概念指在社会结构中，行动者占据的位置非常重要，不但可以带来很多相关的资源，还能使资源获取的能力得以评估。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其占社会资本的数量都是不同的。这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其一，基于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来说，这与行动者调动能力有很大关系；其二，基于行动者占有的资本数量大小来说，这与相关的联系个体有着密切联系。从本质上来说，包含三个方面，即经济的、文化的和象征的[23]。1988年和1990年，Coleman在大量数据支撑下，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阐述，它本身属于三类资本的范畴之一。三类资本是除社会资本外，还包括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社会资本从本质上说与组织和个人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深入反映组织和个人构成的社会关系[24]。Ostrom、Ahn（2003）也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多方面分析，认为资本的组成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即网络、可信任性和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规范[25]。社会资本理论肯定了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它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最终的目的是用来解决相关问题的，还可以向关系中的所有成员提供相关的资本，能保证成员之间实现互信和可信。此外，从社会资本理论来看，社会资本实质上属于社会资源的范畴，它是基于社会资源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并不断地丰富和壮大社会网络理论。

Burt（1992）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基于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从网络结构诸多方面引入了“结构洞”这个概念。结构洞从本质讲，是在社会网络中，针对某一个体可以与某些个体之间建立某种通信机制，但对于其他个体来说不会发生相关联系。对于这些个体之间来说，表面上看并没有建立相关联系，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联系，从网络整体来看，发现其网络结构存在弊端或者存现一些“洞”。从结构洞的性质看，信息和资源流动不会真正存在或存在的机率很小，这是因为网络中的信息和资源在进行相关流动时，必须要经过结构洞这一环节，因此其位置非常重要。相对于其他的组织来说，获取到信息和资源的概率就大大增加。结构洞的作用非常重要，它可以为企业带来很多收益，如信息收益、控制收益，其中信息收益作用更为明显，它是信息汇集中心，对于企业创新来说非常有用[26]。对于结构洞理论来说，其隶属于弱关系理论范畴，使得其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它对于创新理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为其提供不同的发展方向，使得社会网络理论得到深度发展。

社会网络理论涉及诸多内容，如弱关系、嵌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洞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理论，这与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交易成本理论形成了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很多社会网络研究派系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管理学派、社会学派、经济学派与新经济社会学派等。

我国学者对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也做出重大共献，如边燕杰（1997）的强关系力量假设对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提出在我国计划经济的工作分配体制下，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和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张其仔（1999）从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具有网络性的视角出发建立了其社会资本理论。杨瑞龙、朱春燕（2002）构建了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框架。宋林飞（1994）论证了私人关系既是一种社会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本等[27]。

（2）社会网络分析方法。Borgatti（1998）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这个分析方法是以Moreno的社会测量法为基础的。这种分析方法涉及的学科广泛，在当今的新经济社会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Scott（1991）和Kazdan（2000）分别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内容和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设计的内容包括数学、统计、图论等学科，分析的主体也比较多，如在网络拓扑结构上对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对行为者本身固有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入的探讨，一般为信息和资源等[28]。研究对象并非集中在行为者身上对其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对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依赖关系还是排斥关系等，从而将整体关系呈现出来[29]。

社会网络分析在近些年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与相关学科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很多网络结构术语得以提出，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一个比较完整和有效的分析方法。此外，网络分析应用方法的理论也非常多，这使社会网络分析更加具有理论性和实用性[30]。

Granovetter在大量的数据和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弱关系的优势》一文，此文是关于网络分析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文中将网络分析的过程分为两个：第一个过程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第二个过程是20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第一个过程中社会网络分析领域偏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网络和社会网络本身的一些特性，如本身的性质、结构等；第二个过程中社会网络分析领域偏重的研究方向是网络工具的应用范围，即对组织和一些相关经济行为的深度分析[20]。

Clyde Mitchell（1969）对社会网络属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作者本人对于社会网络分析贡献重大，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社会网络分为两种：一种为整体网络；一种为自我中心网络。就研究方向来说，主要是基于个体中心网来进行的，其属于人际关系的范畴，他认为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对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关系秩序进行了相关的分类，共分为三种：其一为结构秩序；其二为类群秩序；其三为个人秩序。因此，社会网络分析重点应该是要将结构研究和微观的个人秩序都考虑进去。但是在对社会网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Mitchell等前期研究者存在很大局限性，从本质上来说，其属于社会结构分析的范畴。但是，当社会网络分析在不断发展后，在第二阶段的过程中，主要研究者是“新哈佛学派”，代表人物是Harrison White，在其不断研究下，社会网络分析得以不断前进，分析的方法也日臻成熟[31]。

最近一些年来，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发展非常迅猛，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一，网络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分析技术更加全面。社会网络在分析过程中，实质上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式，就量化工具来说，主要是结构分析方面的内容，这就使得语言和技术成为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基本都是形式化的；同时，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分析技术更加多样化、更加优化，这使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入和优化。其二，社会网络分析应用的区域更多。最近一些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和推广，影响力也愈加增加，就其应用领域来说，不但包括那些比较局限的关系群体，也包括家庭和社会的网络，更应用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但包括社会方面的内容，还涉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不但涉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内容，还涉及世界体系方面的内容[32]。

一般的系统网络分析方法涉及面比较窄，涉及方法也较少，但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方向却非常宽泛，一般来说可以有两种：其一是自我中心网络，这种网络的研究基础是个体；其二是社会中心网络，这种网络的研究基础是整体[33]。就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来说，主要是基于不同的行为主体来进行的，因此就必须将社会结构和社会作用作为研究主攻方向，将网络结构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深刻地揭露出来，社会关系就包括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的内容。就社会网络分析来说，一般研究的关系形态都非常多，在其基础上可以转为固定的网络结构，并在这些相关的结构基础上，可将相关个体行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清楚。对于行为主体采取的行为规则来说，主要是依据行为主体在社会关系结构体系中所处地位而非在动机驱使下完成。Wellman、Barry和Berkowitz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后认为，社会网络分析经过不断发展后已经有了属于本身的相关特征，而且在对大量的网络主体间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将其与网络主体的关系深刻反映出来，然后基于不同网络结构约束主体的不同行为，主体行为就可以得到准确解释。Krackhardt和Brass（1994）在经过很多分析后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非常广泛，不管是对于宏观层次的问题还是对于微观层次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而对于跨组织的网络资料，或者是组织内的网络资料，都可以基于单一架构来进行深度分析。蔡宁和吴结兵（2006）也认为，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对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进行深度分析，分析的深度和层次就能完全得到体现[34]。Jonathan Turner（1990）经过对比发现，从很大程度上讲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具有优势，但它也会对社会网络有一定约束，研究结果也存在一定弊端。因此，在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时，基于的方法众多，如社会网络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元回归等，目的是为了保证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研究思路的系统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35]。

（3）社会网络理论的应用。由于社会网络理论在不断发展并将其他相关学科都融入进来，从最近一些年的研究来看，我国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也越来越深。

①对创业企业的研究。我国学者赵晓东（2007）在以前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个方向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创业管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网络，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产业集群为背景，在这种形式下研究相关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并对相关方面的理论问题和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社会资本的结构组成、与绩效之间深远的联系、在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创业者所产生的相关联系、过程中产生的相关变化等[36]。2008年，伍满桂也对社会网络创新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任何企业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能缺少这个网络环境，而且将“创新社会网络沃度”这个词汇引入进来，以表征网络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密切联系。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如创业、组织学习及社会网络等，将产业企业锁定在四个不同的行业，电子制造行业、机械制造行业、软件服务行业与生物制药行业，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网络结构与创新方面的相关联系，得到一定的成果[37]。张荣祥（2009）在社会网络嵌入理论下对创业企业的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研究运用了关系嵌入的研究思路对创业社会网络嵌入的概念构思、结构模型与绩效关系，以及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38]。陈钦约（2010）也采取企业家网络嵌入的方式对创业企业家社会网络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提取出的企业家社会网络与创业贡献方面的数据，分析出创业能力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密切关系[39]。谢世略（2008）对IT行业的创业者进行了研究。作者经过相关研究发现，企业在创建、发展过程中以及企业成立后的社会网络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创业者的文化层次；其二为创业者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行业；其三为创业者的行政职务；其四为创业者所进入的行业。而对于某个企业的所有者来说，社会网络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先赋性关系网络，其二为获致性关系网络。因此，企业所有者在进行网络的创建时都是基于之前的网络，按照两种方式同时进行的方式，不断获取新的网络资源，同时维持之前的资源[40]。李路路（1995）研究了私营企业主群体与成功与否的关系，选取的课题是基于个人背景来进行的，从中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入手，揭示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41]。李培林（1995）对乡镇企业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人际关系主要是由业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构成的，这些人际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人情信用，与银行信用类似[42]。

②竞争情报系统中的应用。包昌火等研究了社会网络中的人际网络[43]。陆伟、陆娜（2004）探讨了人际网络在企业竞争情报中的作用[44]。胡荣、邓小昭（2005）基于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理论对个人人际网络分析系统进行了研究[45]。张小丹、王守宁（2006）构建了人际网络关系，对企业竞争情报进行了研究[46]。沈金波（2007）在对竞争情报系统的研究中也将社会网络概念引入。经过分析后认为，社会网络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网，主要的目的是进行信息的交换，也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在其指导下，企业就可以获取到非常多的竞争情报，这会使得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企业的情报是非常难获取的，但是在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就可以依靠其获取到更多更全面的社会情报。因此，必须重视社会网络与竞争情报之间的联系[47]。

③个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张其仔（1997）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在国内也是第一人。其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的范畴的。因此，社会网络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社会网络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和产生的；其二，社会网络对于资源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48]。靳亚男（2009）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探索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社会网络服务的使用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49]。

④在隐性知识整合的影响研究中的应用。洪道诚（2011）对社会网络、个人交互系统对个人隐性知识整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50]。杨波（2007）对复杂社会网络研究中与结构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内容主要围绕复杂社会网络结构测度和网络模型两个主题[51]。

1.3.1.2 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评价的研究综述

对高等教育的效率评价研究是从教育成本概念的探讨开始，随着教育理论的发展，才逐渐深入到对教育产出的研究和随后的效率评价研究，因此本书通过对阅读文献的梳理，发现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评价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概念的界定、评价指标选择与评价方法。

（1）教育经济学中教育成本概念的提出。教育成本投入与产出是教育经济研究的范畴，教育经济学的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成本投入做出界定和解释。

早期进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教育经济学家之一的约翰·维泽（John Vaixy），他于1958在其著作《教育成本》中对20世纪50年代英国教育经费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虽然书名以教育成本命名但并没有对教育成本做出明确定义。显然，此时的维泽是将教育经费视同于教育成本。四年后，约翰·维泽编著了《教育经济学》一书，书中在之前的基础上对教育成本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教育成本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成本；二是间接成本。因此，在计算方法的制定方面，不但要保证方法可以进行直接成本的计算，也可以对间接成本进行详细的阐释。而且在书中，就“前几章提到的成本”方面，涉及的内容就是教育经费。

1963年，《教育的经济价值》面世，作者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e），对教育成本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述，但是对于教育成本具体的内容方面却没有涉及。尽管如此，“教育全部要素成本”这个概念还是在书中进行了详细描述。教育成本的全部要素成本一般来说，主要囊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育的相关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二是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机会成本。第一部分内容包含因素众多，不仅有为教师支付的成本、为图书馆的相关人员支付的成本、为学校管理人员支付的成本，还有为了使学校日常运转所需要的成本，另外就是房屋和土地等因素的折旧成本、废弃成本以及相关利息成本等。学校涉及的成本因素中，如果某些因素与教育服务无关，如学生食堂、住宿、运动队活动等，都不能属于其范畴。对于转移支付方面的内容，如学生的奖学金方面的成本、学生的相关补助等也不能算在其中。就第二部分内容来说，主要是指那些学生由于没有上学而失去的相关收入。舒尔茨还在书中对教育经费和教育成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较，认为教育经费和教育成本从本质上说意义完全不同。就教育经费来说是一个统计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其组成中并没有将教育成本方面的所有内容都囊括进去，对于非教育成本方面的内容也包含其中。在之后的教育成本研究中，舒尔茨的理论成为指导教材。不过，对于教育成本具体的内涵，并没有在书中进行阐述[52]。

科恩（Elchanan Cohn）（1979）的《教育经济学》成为了另外一本教育成本研究的奠基之作。与舒尔茨的研究方法一致，科恩在进行教育成本研究时，也没有对其涵义进行深度阐述，只列示出教育成本包含的内容。研究中对教育成本进行了分类，包括直接教育成本和间接教育成本。直接教育成本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学校在从事教育服务的过程中所需要耗费的成本。同时也会涉及学生方面，即他们为上学所支付的成本，如学校的食宿费消耗、服装消耗、在家庭和学校之间往返所消耗的费用，还有一部分是支付给学校的，如购书费用、运动器械消耗费用等。在其观点中，如果在定义教育成本时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那么，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机会成本，从这个方面来说，间接成本也是隶属于教育成本范畴的。而间接成本是指学生没有上学所带来的收入、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由国家支助的那部分、相关的资产损失的收入，即所谓的利息或租金，比如说用来进行教育方面的建筑物和土地等，学生因上学而放弃的收入作为教育的一项机会成本已被普遍接受，但舒尔茨（1963）认为，将学校享受的减免税款全部作为教育成本的依据不足。不过贝克尔（Gary S. Becker, 1964）在计算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时，已经将上述三项间接成本都计入了教育成本[53]。

莱文（Henry M Levin）（1983）和曾满超（Mun C.Tsang）（1988）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对教育投入进行深入分析，并且对其涵义进行了深入阐述。教育投入是指在所有资源配置达到最佳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教育的实际成本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为在公共教育方面耗费的成本；其二为在教育的操作过程中耗费的私人成本[53]。

1982年，《教育经济学》面世，其作者是我国著名学者盖浙生，书中对教育活动的定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概念与教育服务联系起来对教育活动进行定义。这样教育成本从实质上讲涉及两方面：一是教育生产者方面；二是教育消费者方面。教育生产者涉及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公立教育机构，而且还包括私立教育机构。就教育消费者而言，一般来说都只针对学生。《教育经济与计划》是其另外一本著作，此书对教育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将教育活动形象地比喻为生产活动，就教育活动本身而言，生产者包含的主体是学校，包括公立或私立学校或非正式的教育机构[53]。

1984年，《教育财政学》出版，作者是我国学者林文达，研究认为教育成本实质上是价值的体现，是教育生产过程中投入资源所产生的。因此从这个层面看，教育成本投入的资源应分为三类：人力资源，主要涉及教师、学校的相关人员、学生等；物力资源，主要涉及学校建筑、教学设备、教学器材等，还包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些东西，如土地和建筑物的相关的结构等；财力资源，主要涉及在一定预算下用于教育方面的相关成本。1989年，我国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阎达五、王耕在其研究中对教育成本进行了详细分类，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等同于有形成本，这些成本都是在教育的过程中消耗的，可以用货币体现出来，主要是用来对学生进行培养的成本；间接成本等同于机会成本或者是无形成本，即学生在上学年龄内由于上学而没有就业会损失的那部分收入[53]。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善迈教授（1996）经过大量研究，也对教育成本的涵义进行阐述。其观点认为为了培养学生过程中所消耗的教育资源总和，这些费用都是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受体可以是社会，可以是受教育者，也可以是家庭等。在这个定义下，教育成本的范围仅局限于培养学生所消耗的资源，包含各个方面的投入资源。但是假如某些成本支出是为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目的，而不是用来对学生进行培养，那么，就不属于教育成本的范畴[53]。

曾新（2010）引用范先佐的观点，从学科性质来看，应当将教育经济学定位为教育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54]。王善迈（2006）提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教育活动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55]。陈平水、温海燕（2008）指出高等教育服务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56]。张学敏、田晓伟（2008）对教育资源的相关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教育中的资源的数量有限，因此必须要重视其使用效率，但是前提是要保证这些资源都能使得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在这种前提下，就必须将教育经济学相关的方面进行分解。因此，教育经济学包含的内容就被无限的放大，包含的内容也非常多，如教育经济价值、教育机会市场、教育产品属性、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投入、教育成本、现代学校制度、学校经营、教学活动经济属性等，且这些因素都密切相关。因此，不同问题在进行联系时必须要有相关的逻辑作为前提，不同概念在进行联系时必须要有相关依据作为桥梁，不是跳跃式的或者是孤立的，不同的原理在进行联系时必须要有相关的连接才能更加简便[57]。

苏海燕（2007）从教育经济学的层面对高校教师的教育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投资学隶属于经济学范畴，投入的资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产出，或者一定的价值，也就是说或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要使教师的教育投资显得更加有收益性，就必须对其投资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①政府追加比较多的资金在其中，而且设计专项的资金；②政府制定相关扶植政策，并且制定相关法律进行约束，保证向教育方面倾斜；③将成本分担制度引入进来，关于教师培训经费方面也必须要由多方来进行承担；④不断增加资金的数量，并在资金来源上实现多样化；⑤对资源配置进行深度优化，使得教育在培训方面能得到更大好处。黎天宇（2004）和丁志同（2011）在经过深入的分析后对教育资金的投入方式进行剖析，就目前来说教师教育投入实质上并不多，在这种前提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使教师教育的效益逐渐增加，这也是增加投入的一种方式。此外两学者也将市场经济与增加投入联系起来，强调如果仅仅是增加投入，而没有关注具体效益产出，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与不增加投入是相当的[58]。笔者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

外国学者Garvin（1980）、James（1990）和我国学者张良（2009）在研究中均探讨了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教育的回报，如果要对高等教育需求以及大学投入产出建立模型，相对于其他模型而言，不管是投入还是产出形式都非常多，因此模型复杂。大学的“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形式众多，一般来说，投入包括学生、老师以及教学设备等；知识就是产出的具体内容，但是知识的形成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学生、研究出的成果和产品、公共服务等[59][60]。

杨钊（2010）在其对美国的教育经济发展研究中也指出，教育投入和管理责任在各级政府间的重新划分、各级政府教育投入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61]。

（2）高教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指标选择和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完善，对教育的评价机制逐渐形成体系，评价学校办学效率及效果仅仅依靠核算教育成本投入已经不能满足现状。因此，更多的学者发现对高等教育的产出进行衡量在对高校评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多的学者对不同类型高校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后续对高校效率评价奠定良好基础，详见表1-1。

郑凌莺、胡守忠（2010）研究了地方工科类（应用型）高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分析了应用型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对社会的服务以及科研等方面特点，建立了适合地方工科院校的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各指标权重，如在应用型大学科研研究的权重为30.73%，学术队伍29.12%，基地建设23.68%，学术声誉16.47%等[62]。

李玉兰（2010）选用了平衡记分卡作为高校绩效评价指标研究的方法，通过四个维度，即社会、财务、过程和学习与成长维度设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找到各个指标的权重，建立出评价模型[63]。

胡文燕（2010）借鉴外国高校和学者的指标体系设计模式，筛选了三级60个指标，从教育投入、经营层面和管理层面构建了我国民办高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每个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64]。

上述学者主要研究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通过对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发现基于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用DEA方法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是最主流的方法之一。

最早将DEA方法用于高等教育效率评价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65]。有很多外国学者将此方法运用到对美国境外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效率评价中，如Sarrico和Dyson（2000）、Avkiran（2001）、Ferrari和Laureti（2005）、Afonso和Santos（2008）[66-69]。在近代研究中首次将DEA运用到美国教育机构的是学者Colbert等（2000）。他们研究了美国商业周刊中排名前25的MBA教育机构，选取了单独学生满意指数、单独员工满意指数、学生和员工满意指数作为输出变量。他们发现如果减少投入或产出变量的数量，则会导致最终效率值下降或保持不变。换言之，DEA模型中如果变量数量过多，会导致最终效率值趋于1。这样就不便于找到结果的差异和引起效率低下的原因。因此，得出结论，在运用DEA做效率评价时必须平衡变量的数量，既要通过选择适当数量的变量，较好地描述教育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情况，又不至于由于存在过多变量影响了效率值[70]。Archibald和Feldman（2010）在研究中就较好地平衡了上述问题，Archibald和Feld-man在指标选择上与Breu和Raab（1994）选取的指标体系相似，只是后者在输出指标的选择上除了毕业率多加入了一个新生保持率指标。他们采用了学生的平均SAT/ACT数值、教职工博士学位的比例，替代全职的教职工比例和教工人数与学生的比作为投入指标[71]。Breu和Raab是最早将DEA方法运用到文科大学的效率评价中的。随后学者James E.Eckles在评价美国顶尖文科大学的效率运用DEA进行了评价中选取了4个投入指标，即毕业率、生均成本（本科）、高中班级前10%的学生比例、全职教职工比例；一个产出指标即毕业率[72]。2006年，学者Bougnol和Dula研究了DEA方法在对高校教育机构排名中的有效性。他们将DEA方法下的排名与用其他方法的排名相比较，发现DEA方法计算出的数据结果优于其他方法下的结果[73]。

在国内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也将DEA方法运用在对高校的评价中。

2003年，黄朝峰在《高教评估中人才产出数量的计算》一文中，提出了以当量在校生数为评价高校产出的指标之一。当量在校生数是与自然在校生数相对应的一个指标，是按照不同的权数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数量进行加权计算：在黄朝峰的研究中，从投入的角度计算当量在校生数，按照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换算方法把高等院校折算当量在校生权重分配，见表1-2。

文中计算出的不同层次学生的权重为

本科∶硕士∶博士=38∶43.715∶47.936=1∶1.15∶1.26

结果显示从产出角度计算的学生权重差别要比从投入角度得到的权重差别小得多。文中除了当量在校生数，还提到有些学者用“入学人数”或者“毕业生数”表示人才产出数量。Cohn（1989）和Groot（1991）在研究中就使用了“入学人数”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产出规模的衡量[4]。郭立新（1991）在《基于DEA的学科有效性评价》一文中运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学科技术有效性进行评价研究，其中确立了两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进行研究。第一组中投入指标选择了“师资力量”“1981年以来科研经费数”和“1981年以来设备投资数”；产出指标包括“省级科研项目”“1981年以来国内外以及刊物上发表本书数”“学术交流人数”和“1981年以来研究生培养人数”。第二组指标包括“教授和副教人数”“1981年以来科研经费数”和“1978年以来仪器设备投资数”；产出指标包括“博士生数”“硕士生数”“1981年以来国内外一级刊物上发表本书数”和“目前承担科研项目”[74]。2003年3月，陈通和白建英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相对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研究。评价决策单元选择了西部地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1999年高等教育输入输出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输入指标选择了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硕士学历的比例、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和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输出指标选择为学校数、在校生数、生师比、各地区高校R&D与科技服务课题数[5]。

200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晓红、王雪峰、翟爱梅和冯英浚对大学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运用了数据包络分析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文中首先讨论了对DEA模型的调整，构建出适合本书研究的模型：

根据DEA模型的性质，有ρin≤1和ρout≥1。用ynew表示调整后的评价单元的绩效值，有ynew=y-Δy，对原有绩效值y调整的百分比为

调整后的评价单元的绩效值为

ynew即为本书方法得到的最终绩效值，依据ynew的大小对科研机构进行重新排名。文中将指标体系分为三级，一级指标包括人力资源配置、科技经费与项目、科技成果、科技交流、科技奖励与收益，并分别授予20、10、40、10和20的权重，再细分到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构成了多层次指标体系。运用调整后的DEA模型对57所高校进行绩效评价并排名[75]。2005年，侯光明、晋琳琳同样运用DEA方法对研究型大学的绩效评价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的是CR2模型，并且借助投影分析对没有达到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76]。2008年，田水承和孟凡静也采用了DEA方法对高校投入产出进行探讨，并构建了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投入指标中主要的一级指标采用人力资源投入、财务投入、教学生活设施投入；产出指标选择了人才培养、科研教学成果、经济效益、学校形象及影响力为一级指标。其中又细分出二级和三级指标[77]。2008年，戚湧、李千目、王艳也对高校科研绩效评价进行了研究运用了DEA的CR2和C2GS2模型对江苏省高校科研绩效做了深入分析[78]。2009年，韩海彬、李全生将AHP与DEA方法结合，对16所理工类高校进行了评价。投入指标选择了专任教师、事业支出、仪器设备和图书拥有量；产出指标有当量在校生数、学生质量、发表本书数和出版专著数[79]。2009年，徐娟对我国各省高校科研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主要用到的也是DEA方法。对指标的选择包括投入指标教学与科研人员数、研究与发展人员数、当年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当年课题支出经费；产出指标包括专著数量、本书数量、当年技术转让实际收入和国家级成果[80]。2009年12月，在欧阳露莎、刘寅和刘敏思的研究中运用了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对湖北省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分析。选用的投入指标包括高校经费支出、科研经费筹集和专职教师数；产出指标包含研究课题数一项[81]。

毕雪阳、孙庆文（2010）运用DEA的动态评价法——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分析高校教育成本投入动态效率。2001年至2005年全国9省市高校的样本数据被采用，对高校教育成本投入的动态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来考察样本高校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文中的输入指标为人力成本、公务成本、业务成本及设备维修4项，产出指标为中国网大的学术声誉。实证研究表明，2001年至2005年间样本高校的产出效率的总体变化趋势体现出不稳定，主要影响产出效率的因素是高校的规模[82]。

1.3.1.3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综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中外合作办学从本质上讲就是由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共同来进行的。机构设置的地点是在中国国内，主要是从事教学方面的工作，并且举办办学方面的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由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共同成立的，而且办学的地点在中国境内，主要受教的对象是中国公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设立的前提是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在层次上应该相当，主要涉及高等学校或者职业学校方面，办学地点设立在中国境内，但是并不会特别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很少见，几乎都是国内学者对这部分进行了关注。

在我国中外合作项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近年数目激增。因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然而，外国学者鲜有人对此问题进行研究，Richard Garret（2003）是首位研究中外高等教育合作的外国学者，他总结了外方在中外合作办学的环境和规范[83]。随后中国学者冯国平（2006）[84]在Richard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撰写了“中外合作经营：国家、地区及机构分析”报告总结了我国中外合作项目的状况，见表1-3和表1-4。

Mike Willis（2000）用四层次中外高等教育合作模型研究了中国公立大学和国外大学如何在国际教育市场的运作。作者基于1995—1999年之间学者的研究，分析了日趋成熟的高等教育市场的复杂性，并提出了一个可以应用于其他国际教育市场的结构模型[85]。

在当前千姿百态的合作办学中每个合作项目既有合作模式不同的特点，又受不同办学模式的制约。我国学者杨辉于2004年就针对中外合作办学从合作模式和办学模式角度分别进行了分析。针对合作办学这个课题，在合作的过程中，中外双方都要参加进去，尽管参与的方式有所不同，而且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都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就合作的方式来说，有很多种，杨辉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六组合作模式：①一对一合作和一对多合作。就一对一合作来说，就是说中国的某一教育机构和外国的某一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办学从事的课程一般来说都是涉及一些专业方面的。一对多就是中方一所教育机构与多个外方教育机构的合作。②校校合作与校企合作。我国多为校校合作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机构与外国的教育机构进行合作，一般来说合作的方式主要是涉及专业、课程以及项目方面的。③独立机构与非独立机构。④单方投资与双方投资。⑤局部合作与整体合作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局部合作是中方教育机构进行合作的层面仅仅局限于一个系或者一个专业，整体合作是中方教育机构进行合作的层面涉及的面比较广，在经过合作后，中方办学机构本身的性质会有所改变，不只是运作模式或是名称上都完全改变，这就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机构。⑥外方教师为主与中方教师为主。从办学模式上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单校园与双校园、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引进合作与非引进合作、单文凭与双文凭、计划内招生与计划外招生等六种模式[11]。

贾波、陈晶璞（2005）对我国现阶段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研究中指出，现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文凭问题，即有些办学机构发的证书并没有经过我国教育部认可，因此，有些办学机构所发文凭在我国并不承认。还有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合作范围小层次不高，以及在收费上也存在诸多问题[79]。关于合作范围小、层次不高这点，侯立臣（2006）也认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差，学科多集中在经济管理类，理工科较少；经营管理上存在不规范，对外籍教师管理中有漏洞以及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忽视了德育教育等方面[12]。

由于现在中外合作办学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如何对这些合作项目和机构进行严格评价、评估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汤少梁、申俊龙和陈娜（2008）建立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通过内外两大因素，分析了机构竞争能力。其中具体的指标包括师资队伍、科研设备、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投资模式、文凭认可与转换的规范性、两国教育发展水平等21项指标，选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研究[86]。

宗希云（2009）对黑龙江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进行，在指标选择上和汤少梁等人的研究有所不同。宗希云选择理念与认识、项目管理、环境与条件、教育教学体系和项目优势的发挥为一级指标，具体到三级指标共34项，更加详细具体地分析了黑龙江省的合作办学情况[87]。

在李锣（2010）的最新研究中总结了我们现有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和成就，文中指出到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经高达1300个，办学层次覆盖了从学前教育、中等教育、本科教育甚至是研究生教育。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主要的办学机构和项目多集中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从全国的本科专业来看，东部地区占总数的68.1%，西部地区占总数的5%[88]。

还有许多学者对中外合作办学从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赵满华（2009）研究了中外合作办学师资队伍建设[89]；周竹南、姚振军（2010）建立了国际合作办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子植入模式[90]；张溢禄、魏锡政（2010）研究了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模式与成本测算方法[91]；李志红、梁炳钊、俞胜英（2008）评述了广东白云学院中英“3+1”项目的问题及现状[92]；王凤兰（2005）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动因及发展对策[93]。

1.3.2 国内外研究评述

以往文献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探讨以及效率评价的研究，为本书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借鉴。

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大致分为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探讨和存在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研究较多，而国外学者很少研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中合作办学项目的效率评价研究的文献少之又少。

从研究对象来看，存在如下特点：①早期就有很多学者关注于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效率的研究。最早西方学者多注重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对教育投入成本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定义。随着科研的深入，在理论基础上出现了以莱文和曾满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他们对教育成本做出了明确的定义。随后，我国众多学者也开始深入研究我国的高等教育成本投入情况。但是，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评价及优化的研究鲜见。②自2003年起，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从理论型转向实践应用型。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高校的投入与产出效率评价产生兴趣，多数是从教育经济学视角下来研究。③效率评价的对象主要为科研绩效，其中包括不同类型大学的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多为学者主观选择，没有形成科学的、普适的评价指标体系。④以往学者的研究多是以数据包络分析法作为主流的效率研究方法，只是在模型上有所调整和创新。⑤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用在社会学、创业企业、竞争情报学和知识整合的研究领域中，很少用该理论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效率。

虽然前人已经对中外合作办学及高校效率评价等进行了相关研究，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可以完善的空间，也是本书的研究切入点。

（1）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研究角度单一，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主要从教育学和经济学角度入手的研究众多，而从社会网络视角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评价及优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还十分鲜见。因此，本书从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网络关系入手，分析社会网络特征，为合作项目效率优化研究奠定基础。

（2）对合作办学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较少。根据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省份与国家关系、合作专业与引进合作的高校形成的网络关系、教育输出国家与输出专业形成的网络关系、省分耦合与国家耦合关系的网络关系和引入合作办学高校耦合的网络关系进行分析，并给予上述网络构建的研究尚未见到。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总体项目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是对具体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优化的根本依据，但对此方面的研究尚未见到。

（3）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缺乏实例研究，目前还停留在表面的形式研究和模式探讨上，没有真正剖析其合作关系的本质。

（4）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优化的研究成果鲜见。目前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效率评价的研究较多，但对项目效率优化的研究较少。尚未有学者将战略联盟思想引入，构建中外合作办学战略联盟概念模型；对合作办学效率复合式优化模型的研究更少之又少。

（5）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主体选择与高校选择的方法鲜有学者研究。对中外合作办学对象研究的文献较多，而将支持向量机、粒子群优化和相关向量机的方法运用到对象选择中的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