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她的名字，当年在上海乃至全国，无人不知。中国电影协会开过关于她的学术研讨会，香港大学专门设立过关于她和中国电影的课程，她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二十五位亚洲演员”之一。她叫阮玲玉，她在25岁就拍了29部电影，她的生命也终止在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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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4月26日，祖籍广东的阮玲玉，出生在上海。

阮玲玉的父亲叫阮用荣，是上海浦东亚细亚油栈的工人，因为积劳成疾，在44岁那年因为肺痨去世了。

那一年，阮玲玉6岁。一年后，阮玲玉的母亲带着阮玲玉，到上海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里去做女佣。也正是在那里，7岁的阮玲玉，第一次碰到了张家的四少爷，当时可能是14岁左右的张达民（张达民出生日期不详，由他逝世日期推断，可能当时比阮玲玉大7岁左右）。

那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噩梦。因为不能随便走动，阮玲玉童年的生活空间，就被局限在用人聚居的后院里，在孤独与拘束中度过。不过阮玲玉的母亲还是一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认为阮玲玉不能作为一个用人的女儿一辈子这样过下去，一定要想办法出人头地。

所以阮玲玉8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私塾读书，并有了一个学名叫“阮玉英”。一年后，开明的母亲觉得私塾里那些《三字经》《女儿经》太过时了，就千方百计求了自己服侍的张家大老爷，让阮玲玉以半价的学费，进了当时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崇德女校（张家老爷是校董）。

1925年，15岁的阮玲玉已经亭亭玉立。此时，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已经混了一张野鸡大学的文凭，在家待业，白天闲逛，晚上舞厅，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开”（上海本地俗语，指没有生存技能、依靠家里的富家公子）。

张达民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认识了阮玲玉，并立刻对她一见倾心，发起了热烈追求。张达民的追求手段，无非也就是那几套：尾随阮玲玉去公园，然后装作邂逅。知道阮玲玉喜欢看什么书，买好后故意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说正好自己也在看。还有，就是经常接济阮玲玉的母亲。

但15岁的阮玲玉，从小在一个卑微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哪见识过这些？更何况张达民白白净净，仪表堂堂，很快，就和他坠入了爱河。

张家四少爷和一个用人的女儿谈恋爱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家大太太，也就是张达民母亲的耳朵里。和所有的爱情戏一样，当妈妈的完全不能接受这段恋情，要求立即终止。

张达民选择服从母亲，但也选择“捍卫爱情”，他给阮玲玉提出了建议——搬出去，搬到我给你租的地方去，我们悄悄同居吧。

于是，阮家母女被张达民安排到了上海四川北路的鸿庆坊。16岁的阮玲玉，选择了退学，和张达民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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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达民究竟能带给阮玲玉些什么呢？除了一些零花钱，其他无非也就是些甜言蜜语。靠甜言蜜语浸泡的爱情，能维持多久？

几个月过去后，张达民又回到以前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去了，给阮玲玉的生活费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如果最后经济上无以为继，张达民抛弃了阮玲玉，对后者来说倒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但就在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阮玲玉命运的人，那就是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

张慧冲在民国历史上，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他当时自己有一家小的电影公司，为了帮阮玲玉维持生计，他提议阮玲玉可以试试去面试电影演员。阮玲玉听从了这个建议，参加了明星影业公司的面试。

毫无表演经验的阮玲玉，被导演卜万苍一眼相中，出演《挂名夫妻》的女主角，随后又出演了《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白云塔》等一系列电影，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踏上从影之路，可以说是阮玲玉的幸运，但也是她悲剧的开始。

应该说，阮玲玉一开始在明星影业公司接拍的电影，大多是些小成本电影，影响力并不大。因为频繁接一些武侠片，阮玲玉甚至得到了“花瓶”和“妖女”的称号。又因为和电影公司老板闹僵，阮玲玉一度还陷入无戏可接的境地。阮玲玉的电影之路发生转机，是从1929年收到联华公司的拍片邀请开始的。

1929年底，留美归来的电影导演孙瑜，将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影片《故都春梦》，大胆起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此片。影片于1930年8月底上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

这部电影的成功，使阮玲玉被聘为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阮玲玉接连拍摄了《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等6部广受欢迎的影片，以出色的演技一举摆脱了“花瓶”的形象，成为当时的一线女明星。

阮玲玉的演技究竟怎样？

导演孙瑜这样评价：“与阮玲玉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著名演员赵丹评价：“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导演郑君里的评价是：“在临场时间，阮玲玉通常是随便而松弛的：有时开开玩笑，有时打打毛线，有时吃吃零食。她表面上似乎不在意地聆听着导演的简单的嘱咐，可等她一站到摄影机之前，在转瞬之间，她的神态、情感、动作都按照角色的需要，自然地、即兴地流露出来。没有强迫和夸张，也没有有意识的设计的痕迹，一切显得纯真、新鲜、恰当。这时候她与角色已合抱为一。可是一待导演发出“停止”的号令，她又毫不费力卸下她的精神化妆，恢复了她愉快轻松的本来面目。”

郑君里的总结是，阮玲玉之所以能演得那么收放自如，除了她的天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她扮演的角色，总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被阔佬玩弄的风尘女性，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

确实，如果苦难是一种经验，那么新星阮玲玉的“经验”之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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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遭遇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张达民。张达民没有任何生存技能，一直是靠家里接济。在张家大老爷去世后，他又很快花光了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然后迷上了赌博，欠下了高利贷。于是，张达民自然而然就打起了阮玲玉的主意。

彼时的阮玲玉，名气已经越来越响，片酬收入自然也是越来越高。一开始，她倒是愿意接济张达民的，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本来想托付终身的男人，其实是个“无赖+无底洞”。

渐渐地，阮玲玉不愿意再给张达民钱了，而张达民的嘴脸也就慢慢暴露了出来：不给钱？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其中最让阮玲玉接受不了的，是张达民一直扬言要把她16岁就和自己同居的故事捅给小报记者——他甚至会把当时小报报道另一个影星胡蝶打离婚官司的各种花边报道拿给阮玲玉看，作为无声的恐吓。

阮玲玉一直是个爱脸面之人，此时又已是明星，自然害怕张达民的要挟，只能一次又一次满足张达民的伸手要钱。她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比如拜托联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帮张达民谋得光华剧院经理的职位，月薪120元大洋（当时联华电影公司一般的演职人员月薪才40元）。

阮玲玉觉得，男人有了一份正当的职业，应该就能消停了——但她也太低估渣男的战斗力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和当时的不少演员一样，阮玲玉也去香港躲避战火，她还带着张达民。在香港，还没摆脱第一个渣男，阮玲玉又遇见了第二个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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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渣男，名叫唐季珊。

和张达民相比，唐季珊的形象就要高大太多了：他是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名气的富商，做茶叶生意，同时又是阮玲玉所在的联华电影公司的大股东。

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次应酬场合相逢，阮玲玉没有放在心上，但唐季珊却被她迷住了，随即展开了热烈的攻势。一开始，阮玲玉是回避的，但唐季珊无论形象、财力、温柔体贴程度都远胜张达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依靠的阮玲玉，渐渐对唐季珊产生了感情，开始和他交往。

这个时候，阮玲玉收到了一封女人的来信。写信的人叫张织云，曾经也是一名电影明星，和阮玲玉气质很像，而她就是唐季珊的“现任女友”。

在那封信里，张织云告诉阮玲玉，唐季珊在广东有一个原配夫人，因为唐季珊的发迹全是靠那位原配夫人家里的财力和势力，所以一直不敢离婚。而自己的今天，就是阮玲玉的明天。

已经坠入爱河的阮玲玉并没有把这封信当回事，认为张织云只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她相信唐季珊是真心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

回到上海后，阮玲玉就离开了张达民，搬到了唐季珊在新闸路买的一幢漂亮的三层小洋楼，开始和他同居。

说到张达民，就再交代下这位渣男到香港后的情况。上海战事平息后，阮玲玉要回沪，张达民觉得香港更开放更好玩，不肯回去。他知道香港的何东爵士认了阮玲玉做干女儿，就通过阮玲玉的关系，去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但他又怎会好好干一份正经工作？很快，他就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直输到两手空空。

无奈之下，张达民只能返回上海找阮玲玉。阮玲玉又给他谋了一份福建福清县税务所所长的肥差。

1933年4月，张达民回到上海的二人居所，发现阮玲玉已经搬走。再一打听，得知阮玲玉搬到了唐季珊的小洋楼。

对于唐季珊，张达民是不敢动的，想来想去，他找到了阮玲玉，要求阮玲玉补偿他“分手费”。阮玲玉只要能摆脱张达民，愿意接受他的苛刻条件——两人签订了《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其中第二款明确规定：阮玲玉每月给张达民一百元，以二年为期。

阮玲玉觉得，终于可以摆脱张达民，和唐季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但她不知道，她被两名渣男轮流虐待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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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每月100元，普通老百姓足够花了，但根本满足不了张达民的胃口。手头拮据的张达民很快就操起了“老本行”：敲诈阮玲玉。而且第一次敲诈就是一个狮子大开口：索要5000元大洋。

阮玲玉还去征求唐季珊的意见，唐季珊自然脸色不好看，表示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出，也不建议阮玲玉给他钱，因为张达民是个无赖。

于是，阮玲玉就下了狠心，一分钱不给张达民。

没想到阮玲玉敢反抗的张达民，随即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告什么呢？告阮玲玉当初住在张家的时候，偷走了不少张家的值钱东西，后来把东西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给告了。

唐季珊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马上也向法院递了状子，说张达民诬陷他，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怎么证明呢？他要求阮玲玉自己在报纸上刊登一份启事：她和自己虽然同居，但经济独立，从来没送过自己东西。

一个男人诬告，另一个男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抛出的，是同一个女人。

但阮玲玉当时还是爱着唐季珊的，软弱的她最终按照唐季珊的意思，在报纸上刊登了那条关于同居但经济独立的告示。

这一切，阮玲玉还是可以忍受的，她只要唐季珊爱她。

但她这个最后的卑微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很快，她就发现唐季珊有了新的女友，那个女人还是自己同一个圈内的朋友，名叫梁赛珍。从那时候起，唐季珊开始打骂阮玲玉。

阮玲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她又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6

第三个男人，名叫蔡楚生，嗯，不是渣男。

蔡楚生是一名导演。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应该知道电影《渔光曲》，那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导演就是蔡楚生。

蔡楚生还没有名气的时候，曾经邀请过阮玲玉拍电影，但被阮玲玉谢绝。蔡楚生成名之后，阮玲玉以为蔡楚生不会再找她，没有想到，蔡楚生又一次请她出演自己导演的电影：《新女性》。

《新女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角原型韦明是明星公司的女演员艾霞。艾霞是中国首位自杀的电影明星，很有才华，除了拍戏，她还经常发表小说和诗歌，在当年被称为作家明星。然而，艾霞的情感生活却很不顺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和家庭决裂，然后又谈了一场让人心碎的恋爱，23岁的艾霞最终服毒自杀。

蔡楚生是艾霞的好友，他发现艾霞去世后，还有一些无良小报在恶意中伤她，于是决定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而女主角，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阮玲玉。

阮玲玉拿到剧本通读一遍之后，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个女主角就是自己。

《新女性》这部电影，可能是阮玲玉拍得最投入的一部电影。在拍女主角韦明自杀的一场戏时，场内工作人员都淆然泪下，而一直结束工作就很容易出戏的阮玲玉，也因为入戏太深，直到拍摄结束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蔡楚生便让工作人员退场，他留下来默默陪伴着阮玲玉。两个人慢慢聊起了天，才发现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阮玲玉一样，蔡楚生也是从底层慢慢爬上来的——和当时大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导演不同，蔡楚生是从一个电影片场的义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阮玲玉也向蔡楚生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包括张达民和唐季珊。她对蔡楚生说：“我多么想成为一名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但我太软弱。”

蔡楚生也才知道，一个光彩照人的大明星背后，居然有那么悲惨的故事。

那一夜聊天之后，两人的关系明显走近。

《新女性》上映后，由于是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颇受瞩目。但是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小报记者的反面形象，所以电影受到了当时的“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抵制和攻击，要求剧组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道歉，一些报纸甚至又开始诋毁阮玲玉。

情感和事业双双受挫，阮玲玉觉得自己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她希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蔡楚生。她希望蔡楚生能带她远走高飞。

实事求是地说，阮玲玉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了。蔡楚生尽管仰慕她，但要他放弃辛辛苦苦拼搏来的电影事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蔡楚生在乡下有一个原配夫人。

刚刚演完《新女性》的阮玲玉，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7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唐季珊参加了联华电影公司的聚会。席间，阮玲玉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异常表现——除了临近席终，起身与在座的各位一一告别，并与所有的女演员热情拥抱。

大家以为这是她有些喝多了，并不以为意。

回到新闸路那幢漂亮的小洋楼，在唐季珊独自回卧室睡觉之后，阮玲玉对自己的母亲说肚子饿了，想吃碗面。

母亲做完面，阮玲玉端起面碗走进了卧室。

子夜一点多，阮玲玉写好两封遗书，将3瓶30粒安眠药都倒进面碗，吃了下去。

据阮玲玉的母亲回忆，阮玲玉服下安眠药后没多久，唐季珊就发现了。当时唐季珊就和阮母商量如何把阮玲玉送到医院去。

当时上海市中心有很多医疗条件很好的教会医院，服用安眠药发现得早，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救活的。但是唐季珊选择了一个郊区的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阮玲玉1928年因为张达民服用安眠药自杀过，就在那家日本医院救活），因为那家日本医院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知道。唐季珊怕把阮玲玉送到大医院，到时候闹得沸沸扬扬。

唐季珊一路开车到福民医院，发现福民医院没有值夜班的医生，辗转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同样没有值班医生。在清晨5点多，阮玲玉服药已经4个多小时后，唐季珊又请来两个私人医生，私人医生为阮玲玉洗胃后发现没用，再送入蒲石路的中西疗养院继续洗胃，依然没用。

在这个过程中，唐季珊知道可能要出事了，打电话叫来了联华公司的老板黎民伟（香港影星黎姿的爷爷），黎民伟一路上拍下了许多照片。

送到中西疗养院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最佳的抢救时机已经过去了——阮玲玉甚至没有像自己主演的《新女性》女主角韦明那样，服用安眠药后有过求生的机会。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8

阮玲玉的死讯传来，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哗然。

大家首先想知道的是，阮玲玉的遗书到底写了什么。

一开始，唐季珊不肯拿出来，在外界催促了很久之后，他终于拿出了两封遗书。

第一封，是说没有任何对不住张达民的地方，每月给他一百元等等，最后结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句：“哎，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另一封是写给唐季珊的，交代了要他赡养老母和代养养女（这两点唐季珊后来都想尽办法守信做到了），并在信中说对不起他，拖累了他。

不过，这两封遗书一直受到质疑，大家怀疑是唐季珊捏造出来的。

不久之后，发行量只有1500份的《思明商学报》又出现了另两封号称是“阮玲玉真正的遗书”，说是唐季珊后来的新欢梁赛珍提供的（梁赛珍和梁赛珊姐妹在提供了遗书后就此人间蒸发）。

在那两封遗书中，阮玲玉的语气明显要激烈很多。

写给张达民的是：“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写给唐季珊的是：“季珊：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

关于这两封遗书也有争论，有不少人认为是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假的，是用来攻击唐季珊的。

不过，唐季珊司机后来的回忆应该不假：3月7日晚上回家路上，唐季珊和阮玲玉在车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回家后唐季珊不让阮玲玉进家门，阮玲玉一直坐在门口哭。

9

遗书的真伪难辨，但阮玲玉的葬礼还是要举行的。

1935年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

下午1点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

那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在惊奇之余，写下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更让现在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还有不少影迷，随阮玲玉而去。

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

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自杀——可能因为阮玲玉扮演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一直鼓舞着她们，而阮玲玉的自杀，崩溃了她们的信念，因为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鲁迅在阮玲玉自杀身亡后，也专门写了一篇《论人言可畏》，其中开头就有一句说阮玲玉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馒头说

关于阮玲玉的死，长久以来，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人言可畏”。

这里不争论遗书的真假，因为我赞同舆论环境的伤人，但我想聊聊阮玲玉的性格。

阮玲玉的遭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她的性格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尽管这与她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有关，并不能全怪她。

延伸开来，正好想说说，有些女性有时候在感情上往往会有三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叫“爱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比如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渣男明明把自己的妻子（女友）折磨得死去活来，你去指责那个男人时，他的女人反而会最先跳出来：“这是我的男人，要你管？！”

第二个症状，叫“山鲁佐德情结”。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女主角。皇帝每晚都要召一个少女进宫，第二天早上杀掉。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终止杀戮，自愿进宫。她每天晚上给皇帝讲一个故事，一到关键时刻就打住不说，第二天晚上接着讲，一连讲了一千零一夜，最终打动了皇帝，成了他的爱人。

很多女孩心中都有个“山鲁佐德情结”，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坏坏的王子、花心的总裁、校园的恶霸、不羁的浪子，甚至是痞子或坏蛋，而坚信自己会感动他、感化他，成为渣男的最后一个女人、爱情的归宿。

第三个症状，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是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两个家族的极力反对，但越这样，他们俩反而爱得越深，直到殉情。有些女生，当家人和周围朋友都劝她与渣男分手，这反而刺激她更坚定地要与他在一起，到最后，不知道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反抗精神。

相比于80多年前阮玲玉生存的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要求要宽容不少，对女性的尊重多了不少，但总体来说——尽管我是一个男性——这个社会对女性依旧是不公平的，甚至存在很多歧视。

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感情和婚姻问题上，社会舆论对男性的宽容度，要远高于对女性。

也正是因此，女生们更应该擦亮眼睛，吸取教训，保护自己，远离渣男。

最后，祝“馒头说”的广大女性读者节日快乐！更自信，更勇敢，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