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金融生态理论溯源与发展

（一）生态学和仿生学的语境

“金融生态”这一概念形象、生动、贴切，源于生态学和仿生学。1935年，英国植物学家泰斯勒（A.C. Tansley）通过对植物群落学的深入研究，发现土壤、气候和动物对植物的分布和丰度有明显影响，率先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并指出：“更基本的概念⋯⋯是整个系统（具有物理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而且还包括了人们称为环境的各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我们不能把生物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分开，生物与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正是这种系统构成了地球表面上具有大小和类型的基本单位，这就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概念强调生物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将生态系统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功能上予以统一，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然实体，而这个自然实体―生态系统，便是生态学上的功能单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成为现代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研究视野被不断地扩充，从分子、基因、细胞、个体、种群、群落、景观到生物圈，生态学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研究内容集中于：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利用；生态系统调控机制；生态系统退化的机制、恢复及其修复；全球性生态问题；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等。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自觉地将生物界作为各种技术思想、设计原理和创造发明的源泉，通过研究生物体的结构、功能和工作原理，并将这些原理移植于人造工程技术之中，用以发明、创造新技术。1960年美国斯蒂尔（A.J. Steele）将之首次命名为“Bionics”，由希腊文“Bio”（生命）和“nic”（具有⋯⋯的性质）构成，1963年我国将“Bionics”译为“仿生学”。仿生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对生物原型的研究，根据生产实际提出的具体课题，将研究所得的生物资料予以简化，吸收对技术要求有益的内容，取消与生产技术要求无关的因素，得到一个生物模型；其次，是将生物模型提供的资料进行数学分析，并使其内在的联系抽象化，用数学的语言把生物模型“翻译”成具有一定意义的数学模型；最后，数学模型制造出可在工程技术上进行实验的实物模型。整体性是仿生学的一个突出特点。生物被视为一个能与内外环境进行联系和控制的复杂系统，长期的进化使生物获得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局部与整体的协调，仿生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复杂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系统的行为和状态。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仿生学发展迅速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甚至成为自然科学通向社会科学的桥梁，研究范围包括电子仿生、机械仿生、建筑仿生、化学仿生等。近年来，以仿生学的视角对诸如企业组织个体、商业生态系统，以及产业生态系统等经济领域的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生态学和仿生学蕴含的系统观和生态观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系统、生态的视角：系统观使人类跳出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思维局限，用一种联系的、全面的、动态发展的眼光研究现实世界；生态观不仅仅指自然生命特征和非生物体具有的抽象的、人格化的生命特征，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追求持续生存、发展的思想。

（二）西方金融生态理论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的序言中写道：“经济学家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经济学家因在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发现了许多奇妙的共同之处，因而受益匪浅。”金融是经济系统的重要子系统，金融发展理论借鉴生态学、仿生学的系统观、生态观对金融生态问题予以深入地研究。金融发展理论将金融与经济联系起来，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在金融发展理论的萌生阶段，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莫过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和非常信用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创新的实现，而创新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购买力。而这种购买力并不来源于银行所吸收的储蓄，也不来源于真实票据的贴现和抵押，而是来源于银行的信用创造。所以，熊彼特指出：“一个银行家与其说主要是商品‘购买力’的中介人，倒不如说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因为“他使新组合的实现成为可能，他好像是以社会的名义授权人们去组成这种新的组合”。在熊彼特看来，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他进一步指出，金融和经济发展具有如下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的信贷提供，犹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力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

1955年和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G.格利（John G. Gudey）和爱德华·S. 肖（Edward S. Shaw）先后合作发表了《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论文，系统地剖析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推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进程。随后，他们于1960年出版了著名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将分析的视角从“货币分析”拓展为“金融分析”，将“货币净额论”拓展为“总额货币论”，在新古典的框架中对金融增长问题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并致力于建立促进经济增长的较为完善的解释模型。他们认为，应把金融放在一个分立部门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研究，“分立”是货币金融理论的本质。倘若经济单位被拼成铁板一块，其结果必然是从总量经济分析中撇去金融现象。金融问题之所以一直未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基本原因在于“经济分析中时常把金融部分地或全部地归并掉了或者抵销掉了”。一个经济运行过程如果不存在金融资产，那么，任何经济单位的投资与储蓄都将被迫保持平衡，这种状况很可能导致很低的投资与储蓄水平，进而导致较低的产出增长率并引起资源的无效率分配。金融结构的改观和金融资产的高度化会促使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格利和肖认为金融增长具有双重内涵：它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同时也是质量上的增长，强调金融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扩大经济社会中可贷资金的市场广度，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从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水平，最终使经济增长率得以提高。因此，分析金融增长状况除了考察金融资产价值的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剖析这些金融资产“随着社会增长的情况而不断变动”的状况。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休·帕特里克（Hughes T. 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创造性地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方向存在三种可能的答案：（1）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2）经济增长是因，金融发展是果；（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在此基础上，帕特里克又提出了金融发展的阶段论（Stage of Development）假说。在该假说中，帕特里克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引导”（Supply-leading）两种类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不同。在经济发展的“供给引导”阶段，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积极的影响，金融体系对于动员那些停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而“需求追随”理论则强调随着经济增长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更多需求，由需求拉动的金融发展是实物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的发展需要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和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帕特里克之前，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上，即在货币非中性及金融非中性的前提下来研究货币金融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帕特里克提出金融发展阶段假说之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方向问题成为“鸡与蛋”的“帕特里克之谜”。。

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该书旨在“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指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一国的金融结构，包括各种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而金融发展的含义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戈德史密斯认为各国金融发展虽然起始点和速度各不相同，但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比重、银行系统的地位等方面的变化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只是在发生战争和通货膨胀之时才会出现偏离。戈德史密斯还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研究对象的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会大不相同。通过实证分析，他发现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总量和人均实际收入及财富的增加，金融上层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亦增大。但是，对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抑或金融发展只是由其他经济因素引起的一种结果，戈德史密斯并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优化金融生态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结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金融生态理论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是针对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都较为完备的发达国家，并没有包含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金融体系发育滞后的特殊经济环境的考虑，过分强调资本积累作用的政策措施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吸收外资，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却易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困难局面，因此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做”金融发展理论尤为重要。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于1973年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理论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独立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角度，系统地阐述了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在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德国、韩国、印尼二战后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进行研究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这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运用，具体表现为货币化程度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金融市场不完善和对金融活动进行管制。对落后经济而言，有限资本得不到有效分配的障碍不是贫穷，而是经济被分割。经济分割使市场不完全，把大量的企业个体排斥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之外。尤其是支离破碎的资本市场使企业得不到外部融资的市场机会，由此导致金融萎缩。政府的人为于预和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通胀率又打击了居民储蓄的积极性，使资本的积累缓慢，这造成了“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弥合“分割”的力量是建立一个有组织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让企业能够得到外部的补充资金，形成完善的储蓄与投资机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机制，在深入分析了政府金融干预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后，肖认为如果金融本身被抑制，那么它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落后经济中，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储蓄者的资产选择范围十分狭窄，内源融资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追求金融增长的关键在于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增长过程就是市场演进过程，其实质是放松利率管制，使之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并刺激储蓄，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他特别强调，金融增长本身意味着经济分权，经济分权又意味着突出市场的作用。金融深化就是要用价格机制和分权机制代替金融配给机制，拓展储蓄者对投资机会的选择区间。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积极推进金融深化，那么就完全可以依赖国内资金促进经济发展，而不必依赖国外部门的储蓄。同时，他还认为货币并非真实的社会财富，相对于经济活动水平而言，货币的存量越大，银行体系的中介功能就越强。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带来金融中介活动的加强，提高居民和企业储蓄投资的积极性。货币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各种媒介作用，流动性偏好、分散风险和获得贷款时的规模经济，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总之，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使金融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逐渐被认识，并推动对金融活动的组织构成、运作机制及作用影响的关注。金融发展理论蕴含以下三个方面的金融生态观：第一，它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第二，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政府管制等人为因素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第三，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三）我国金融生态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相悖，首先揭示了金融的资源属性，金融资源区别于自然资源，是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金融资源可划分为三个层次：（1）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2）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层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与匹配，因此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金融的资源观将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蕴含金融生态观，即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

孔祥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孔祥毅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金融协调论是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要求金融资源确立三个层面的协调：（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即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即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即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金融协调理论蕴含以下金融生态观：（1）系统论的观点。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2）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经济学的“新制度”环境，并指出，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相反地，就会起阻碍的作用。以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为切入点，将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3）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周小川是金融生态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他于2004年12月2日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做了题为“影响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演讲。演讲分析我国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防范对策，第一次将影响我国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形成的外部原因统称为金融生态环境，并指出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四方面内容：（1）金融机构自身的改革；（2）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又包括全局与宏观层面的生态环境与地方层面上的生态环境两个层面；（3）监管要到位，主要是完善监管体制、改进监管方法、加大监管工作力度；（4）宏观金融政策环境，例如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市场定价灵活性等。金融生态即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内容，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应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促进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周小川的演讲深化了我国金融生态理论研究，并引发实务部门对“金融生态”的关注。

李扬等参照生态学上生态系统的定义，结合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将金融生态系统理解成由金融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所构成的群落及其所赖以存在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所谓生产者主要是指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它们在向系统提供金融资源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优胜劣汰的内部竞争；所谓消费者是指享受金融的群体，他们产生一些废弃物和污染物，即不良资产；所谓分解者主要是指为清除、消纳不良资产服务的各类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金融运行所依托的基础设施、基本制度和外部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基本的法律、会计、清算制度、中介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当地的诚信文化及其区域政治、经济环境等。

徐诺金指出，金融生态具有进化性、竞争性、创新性、稳定性等生态特征。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范畴实际上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1）金融生态主体，是指金融生态系统中，具有自身的生命特性和行为特征，不断适应环境和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2）以金融生态主体为中心，各种作用和影响这些主体形态、生理和行为的因素，可以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3）金融生态调节是指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主体的因素中，使金融主体与其环境相互适应，使金融生态结构趋于平衡和稳定的各种机制。因此，金融生态建设既包括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包括金融生态主体的改造和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完善。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现代金融是从原形态进化而来的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各种类型的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合理的分工与合作，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有序结构，这种有序结构构成了金融的生态链关系。金融的自然演进规律告诉我们：不要人为地破坏金融的生态链关系。推动金融进化的机制是竞争，创新是金融生态主体的生存策略，同时金融业之所以可以比之金融生态，是因为金融具有生命，存在生与死的竞争考验。金融生态的动力、活力和多样性源自金融生态中“死”的机制的存在，自然生态中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也是金融生态的竞争规则。

总之，这一“在国外是没有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生态理论业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