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野营拉练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转眼我们将步入花甲之年了。但回想起40多年前，我们刚上初二时的那次野营拉练，那场景好像演电影似的，至今仍历历在目。
学校师生按连、排、班军事编制，在军宣队的领导下进行野营拉练。当时我们的连长是段兴启（后任中关村中学的校长，已故），指导员是薛金凡（已故），我们初二（3）班被编为三排。班主任是郑允菲老师（已故）。
出发的时间是1971年的初冬，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记得天气特别寒冷，都穿着棉衣、棉裤、棉鞋，再加棉大衣。因为一切都要军事化，所以要带棉被打成的背包，还要带水壶、炒米、炒面，学习红军长征。
如今看来那是一次培养学生军事化、劳动化、练就一双铁脚板、培养吃苦耐劳精神的艰苦训练。首先是时间长——近一个月。二是路途远——野营拉练的路线记不太清了，后和胡占京同学回忆是从学校（海淀区）列队浩浩荡荡北上，经清河20中，在昌平百善镇宿营，再经十三陵住宿黑山寨（昌平与怀柔交界），后进入延庆县四海镇，过仓米道，入住千家店镇（位于延庆县东部山区，距县城60公里，距北京市区130公里），再进入永宁古镇（京郊文化第一镇），后出延庆县进昌平到果庄，经南口，最后返回学校。往返500多公里。三是要求军事化，培养艰苦生活的技能。我们每人背着背包，每天走30多公里，平均每小时走4公里。到宿营地后要学习解放军先给房东打扫院子、挑水，晚上还要站岗放哨，与老乡同吃住，听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挑水是最苦的劳动之一。一条扁担挂两个大桶，对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初中生来说真是太痛苦了，哪做过这些啊！好多同学肩膀压肿了，个子太矮的有时水桶还磕脚后跟，水边走边洒，有时还把棉衣棉裤打湿了，冻得直打哆嗦，回来后还要对着煤炉烤衣服。虽然很辛苦，但是同学们也没有怨言，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帮助。
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宿营地做晚饭。每到一个地方老师就给我们分出口粮（主要是玉米面和白面），各小班自己做饭。大家七手八脚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学会了烧柴锅、和面、烙大饼，甚至还跟老乡学会了贴饼子。但经常不是不熟，就是糊饭。虽然大家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生活又这么艰苦，住宿条件很差，但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够坚持，在一起生活感觉还是非常开心的。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能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因为一切都是军事化的，不让学生花钱买零食。而且山沟里也很贫穷，很少有商店，即使有的同学想“违纪”都找不到商店，大家馋得不得了。一次宿营，老师发给了我们白面和白菜，我们就提出要包饺子——精粮细作。老师同意了。大家忙活了一晚上，终于吃上了拉练以来最好的一顿“大餐”。没想到班主任郑老师为我们背了“黑锅”，受到了连长的严厉批评，还说她是“资产阶级臭思想”。当时我们感觉很内疚，因为我们嘴馋让老师挨了批评。
这次拉练最苦的“差事”就是走路了。每人每天都要背着背包、带着水壶走几十里地，不仅路途长，而且大多是崎岖的山间小道，需要翻山越岭。时逢寒冬腊月，延庆的山区雪下得很大，有半尺多深，使得我们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十分费劲，稍不注意就会摔倒在地，不小心雪就灌进了袖口里、鞋子里，手脚冻得生疼。因为每天都要赶路，同学们的脚都起了水泡，走起路来钻心地痛。尤其是走上坡路的时候大家背着背包，迈着艰难的步伐，气喘吁吁，当中途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席地而坐，有的同学干脆就地一躺实在是不想动了。最难熬的是休息了一会儿再走，简直迈不开步了。但这时男同学就主动帮女同学背背包，高个子帮小个子。宣传队员还在鼓舞士气：“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背诵毛主席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当时的场景至今想起来仍让人感动。在拉练中，有感冒发烧的，也有耳朵冻肿了的，脚被冻伤了的，“但是大家轻伤不下火线”。我的一个女同学在这次拉练后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现在回想当时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50后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思想意识、艰苦生活、体能训练的一次大洗礼、大考验，对当下的初中生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是天方夜谭。
这次野营拉练使我开阔了眼界。第一次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第一次看到了山区农村的贫穷、落后，以及闭塞的交通，第一次尝到了艰苦的生活。这次拉练也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是对我们一次意志和体能的锻炼。正是有了这种锻炼，使我们这代人在今后的人生中，不怕艰苦、勇于奋斗，增强了战胜任何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这也是我们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永生难忘，终身受益。此文献给母校诞辰一百年！
【作者简介】
黄玉玲，女，北京市第十九中学退休教师。1956年2月出生，1969—1974年在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就读初、高中。1975年插队，后辗转到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工作，高级教师。多次被评为海淀区德育先进工作者、区级骨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