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朝贡体制及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

“朝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这样一个概念，是由西方学者首先使用的。“这一概念是为了描述的目的而由西方发明的。”它用来描述中国传统的应对外部世界的制度及在这一制度下形成的朝贡关系。因此，这一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既指朝贡关系，还指相关制度。但是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使用“朝贡体制”概念大多是指朝贡制度本身。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朝贡体制”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朝贡体制”仅指朝贡制度本身，广义的“朝贡体制”则指包括朝贡关系和朝贡制度在内的体系。本书侧重于对朝贡制度本身的运作机理进行分析，所以在使用“朝贡体制”这一概念时，大多数时候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要判断究竟是在广义上还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根据以上说明，在行文中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在先秦典籍中，“朝”指臣下觐见君主，《周礼·春官·大宗伯》谓“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贡”指下人献纳物品给主人，《尚书》有言：“任土作贡”，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这里描述的是天子和诸侯之间隶属和尊卑的关系，因此，朝贡体制是一个体现上下尊卑关系性质的制度。在这一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传统国际秩序则被称为“华夷秩序”。

传统的朝贡体制，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学说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运用，是“三纲”中封建君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根据儒家理论，中国（作为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是一种以大制小、以小事大的封建政治关系。对属国来说，应尊奉中国为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取得中国的承认和保护，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对中国来说，则以属国为屏藩，维护天朝的安宁，追求“中国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大一统天下秩序。

第二，它是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其中宗主国与属国疆域分明。对中国来说，既不利其土地和人民，也不干预其内部行政。“在理论上，且一般地在实践上，中国并不设法通过这些方式来直接干预这些属国的内政”，只要“照儒家的模型一道生活，并履行他们的义务，遵行有关的礼仪制度，这些国家大部分是自主的”。因此，宗主国和属国之间的关系为“从属但没有控制”，是一种自然的“礼节仪式的关系”。

第一节 朝贡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一、先秦朝贡体制的起源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至夏禹统治时期，随着局部统一局面的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开始出现较为固定的朝贡关系。夏禹“披九山，通九泽，浃九河，定九州”之后，九州的地方长官，“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

成汤灭夏建商，武力所及之域渐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四夷来朝”的盛景，《诗·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大臣伊尹曾受成汤之命制定“四方贡献令”。

最能反映先秦朝贡制度原貌且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西周初年分封列国时实行的五服制。《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谏周穆公将征犬戎时说：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所谓先王之制，据考为周公所创，旨在以宗法和政治关系为条件，规定封君和诸侯对周天子的义务。之所以将蛮夷戎狄纳入五服，是周初武力扩张的结果。对此，司马迁记载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这里“服”即“服事天子”之意。甸服和侯服都是周天子的子弟和近族，须参加周王室例行的祭祀活动，居于邦内的每天参加，居于邦外的每月参加一次。“侯卫宾服”，乃指周天子所封之国，其中包括侯、甸、男、采、卫五个阶层。封君在自己的国内享有自主权，但要承认周天子对他们的宗主权，所以他们对周天子的义务是“时享”，即每季来朝贡一次。“蛮夷要服”，指蛮夷与诸夏同为农耕之族，生活习俗相近，其因周天子威力的感召而前来归附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周天子要他们一年一贡。“戎狄荒服”，指戎狄因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与诸夏迥异，飘忽不定，难以约束，故其君王能在嗣位后亲赴周朝觐见周天子一次，即可遂周天子所愿。若各服不守职贡，可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对策。甸、侯、宾三服同属华夏，与周王室政治关系密切，所以对他们或刑或伐或征，采用强制手段使其服从；而对蛮夷、戎狄，因教化不及，不过“布令陈辞”而已，靠声威与德化的感召力使其归附。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推知，夏禹时期如果有朝贡制度，乃指华夏内部的朝贡关系而言。中外之间的朝贡制度起源于商初，至周代随着华夏内部朝贡制度的发展而增加了新的内涵，并赖王权的声威得以实施。至春秋时代，周王室力量日益衰落，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关系一定程度上靠霸主权威和武力征服勉强维持。但就中外朝贡关系而言，因夏夷交争，“蛮夷、戎狄，其不来宾也久矣”。至战国，在诸侯纷争的局面下，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关系失去存在的依据，而四夷与华夏长期对峙，外部的朝贡关系也就荡然无存。及秦汉一统王朝形成后，中外之间的朝贡制度才得以恢复并逐渐发展。

二、秦汉朝贡体制的初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秦帝国北击匈奴，南征南越，东使“蓬莱”。但秦祚短暂，秦帝国仅仅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奠定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年的两汉帝国。汉代的朝贡制度，一方面与先秦时代的五服制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凭借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匈奴打交道的经验逐渐建立起来。朝贡体制走向制度化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主要通过汉匈关系体现出来。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对匈奴由守转攻。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诸单于相继分立，汉匈力量对比出现决定性转化。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慑于汉朝强大的攻势，决定“称臣入朝事汉”，随后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至汉朝做质子。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待以殊礼，同年，其兄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至此，朝贡制度的内涵逐渐明晰，就汉匈关系而言，匈奴须朝觐、进贡、纳质；汉朝则对其上层给予相应的册封和赏赐。

与此同时，朝贡制度还成为汉朝控制和管理西域的得力手段。昭、宣之世，当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时，西域36国皆“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但是，汉朝在西面结成的朝贡关系并不稳定，在匈奴势盛时，匈奴及其控制的西域诸国根本不可能纳入汉朝的朝贡制度之下。

另外，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平定南方以后，在今天广东濒临南海一带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等郡，并派遣人员从雷州半岛等地出发，探查海上向南方和西方的通道。《汉书·地理志》中那段为学者们所熟知的记载，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其大致的路线是经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国，进入暹罗湾，在缅甸东岸登陆，走一段陆路以后，再乘船沿江而下，进入孟加拉湾；又西航至印度次大陆东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由那里回航。这一段中记载了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等，说它们“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国家与中华帝国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势、文明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距。正是这些差距，使它们有可能被吸纳入中华帝国自此以来长期营造的“华夷”秩序中去。

在东方，朝鲜、日本在汉时纳入“华夷”秩序。朝鲜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 “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已于1784年出土于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刻“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

总之，两汉时期，朝贡制度及“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即雏形阶段。这一体制尚未成形，建立的国际关系格局尚不稳定。这时候中国对外关系的思路、体制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备。

三、唐宋朝贡体制的完备

唐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巅峰期。大唐帝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朝贡范围的扩大，朝贡制度日趋完备。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注重与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早已气数不再。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首先是那个在汉代“数剽杀汉使”、“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的罽宾国（注：罽宾国的地理位置，学者考证不一。汉唐间亦屡有变化。大致在克什米尔、阿富汗一带），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罽宾之外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颇遣使朝献，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之后朝贡不绝。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在中国古籍中对印度有各种称呼。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北天竺一来朝”。此外，“箇失蜜，或曰迦湿弥逻（今克什米尔）……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其王真陀罗祕利为王；间献胡药。天木死，弟木多笔立，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赉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贡有常”。

正当大唐帝国将“华夷”秩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阿拉伯帝国及穆斯林文明在西方崛起。自从公元7世纪70年代倭马亚王朝征服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地区以后，就以呼罗珊为基地不断东征。阿拉伯帝国势力向东向北方向的推进，迫使大批中亚地区的大小王公贵族纷纷向唐帝国寻求支援与庇护，连印度王公也“乞师讨大食”。萨珊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侯三世之子卑路斯，则干脆携子泥涅斯投奔长安。一时间，中亚的康、安、石、史、曹等昭武九姓国和吐火罗、支汉那、骨咄、俱位等国也不断上表长安求援。这导致唐与阿拉伯关系的紧张。

公元750年，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新王朝政治重心东移，终于与唐帝国兵戎相见。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双方在咀逻私开战，唐军被阿拉伯军击溃。咀逻私之役确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优势。大唐帝国向这一地区推行“华夷”秩序虽一度成绩可观，却终因穆斯林秩序的东扩而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朝外）基本上对西方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略。“华夷”秩序经营之重心进一步转向海路，转向东方。

公元660年和668年，唐与新罗先后灭百济与高句丽，从而结束了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期。强盛的新罗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新罗时期，朝鲜不断派遣进奉使入唐朝贡。唐朝也不新派遣宣慰使、册命使前往新罗。新罗还派人入唐宿卫。

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汉代曾最早进入雏形时期的“华夷”秩序。南北朝时期，“倭国”和“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的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方面亦一贯待之以怀柔笼络之道。南朝宋孝武帝时，封“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梁武帝时，也有“征东大将军”之封。唐代隋兴，中国跃上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巅峰，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处在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遂成为当时日本的基本国策。遣唐使的派遣，对日本大化革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革新的过程，在日本对外关系方面，就是日本介入“华夷”秩序圈的过程。

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的关系也大大密切，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

马来半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上溯到公元3世纪。吴王孙权遣使康泰、朱应就访问过马来半岛上的耽兰洲、蒲罗中国、鸟文国。公元5—6世纪，丹丹、盘盘、狼牙修等多次遣使南朝；公元7世纪，隋炀帝派常骏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东北部），受到热烈、隆重的接待。常骏归国时，赤土王子那邪迦随行回访，亦受到隋朝的隆重礼遇。有唐一代，单单、盘盘、罗越等国仍经常遣使修好。

与前代相比，唐代朝贡制度的发展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朝贡事务更加规范化。除贡有定期，封有常制外，关于贡使入境的手续、对朝贡国的封赏、贡使往返沿途的供应等方面，都是有例可循。第二，唐朝政府根据朝贡事务的性质和种类，将其分隶于不同的职能部门，分工细致而具体，管理体制较以往更加完善。唐代朝贡事务的管理，仍以位列九卿之一的鸿胪寺和尚书主客司为主，同时中书省、门下省也有相关机构参与，各部门职责分明，密切配合。例如，鸿胪寺的执掌为：确定贡使朝见时的座位班次及其在京所享受的待遇等次；负责贡使的入境验证及其进京员额的核定；接受和清点贡物，估其价值，按有关标准拟定回赐物品与数量等。第三，唐朝于边境地区设羁縻府州，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引导和管理诸番朝贡，维护朝贡渠道的通畅。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在广袤的北部边疆，先有辽、夏与宋争雄，后有金与宋为敌。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封锁下，宋朝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及朝贡制度，在宋朝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宋朝特别是北宋统治者非常注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而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所以不仅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大量贵重物品，且从政治上对朝贡国国王等封官授爵。仁宗（1023—1032年）以前，“远国使人贡，赐以间金涂银带”。天圣六年（1028年），三佛齐国王遣使朝贡时，“特以浑金带赐之”。接受宋朝封号的朝贡国国王除高丽、三佛齐国王外，还有交趾、占城、真腊、注辇等国的国王。此外，宋朝还授予各国贡使诸如“归德将军”“怀化将军”“宁远将军”等虚衔。朝贡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在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公元993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辽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辽的敌对，自然加深了高丽王朝与大宋王朝的盟友关系。为了避开辽的势力，在高丽方面的要求下，宋朝开明州（今宁波）为专通高丽的港口。自此，高丽贡使频频经宁波港修贡。宋使也络绎不绝前往高丽。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夷”秩序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另外，北宋统治者发展中外朝贡关系，还有一层政治意蕴在里边，那就是“柔远人以饰太平”，于是，每次战争失利后，北宋统治者就四处遣使，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宋太宗于北征惨败后的第二年（987年），就派遣8名宦官携诏书、金帛等前往海外国家，邀其朝贡。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巨额军费开支，更加注重发展海外贸易。市舶贸易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途许多港口的兴旺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总之，在整个宋代，“华夷”秩序在这个方向上有着很大的扩展。例如，1174年（孝宗淳熙元年），宋朝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成为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内圈成员。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亦相当密切。1001年（真宗咸平四年）丹眉流（又作登眉流、单马令、丹马令）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送珍贵礼品，就是一例。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和1082年（元丰五年），位于文莱的浡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摩逸国（即麻逸）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秩序圈。“华夷”秩序圈还随海上丝路一直推进到南亚地区。公元9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王遣贡真珠等。译者道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诚。”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

综上所述，北宋前期因统治者注重朝贡的政治意义，导致了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和朝贡贸易的发展。南宋时，统治者从实际需要出发，发展海上市舶贸易，进一步扩大了中外关系，与此相适应，朝贡制度日益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皆有管理朝贡事务的组织和机构，且有宋一代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制定和健全了相关朝贡关系的法律措施。自北宋中叶起，宋廷陆续颁布一系列旨在限制、规范朝贡的法律条文。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规定贡使往返京城沿途不得无故稽留。南宋时期，有关法律规定更加完善。例如，“诸蕃蛮入贡托故不行，而押伴使臣保申不实者，徒二年”; “诸冒化外人入贡者，徒二年”，等等。

四、明清朝贡体制的成熟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序的内涵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这种秩序使元朝七次征伐朝鲜；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还派兵攻伐缅甸。这种秩序之运作与“华夷”秩序大相径庭。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朝贡制度几近极致。有明一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善，皆为历代所不及。

自汉武帝以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历代儒家学者臧否帝王、衡量一个王朝强盛与否的标志。当异族统治被推翻之后，如何消除蒙古统治在海外的影响，树立新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和自己“光被四表”的天子形象，是朱元璋亟待解决的第一外交要务。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定下了明代外交政策的两大基调：一是“怀柔远人”，二是厉行海禁。后者的制定基于当时倭患日重的海疆形势。这两项外交政策是明代中外朝贡关系和朝贡制度达于极盛的前提和保障。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朝贡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合法途径。正是明朝政府对朝贡活动的种种规范和限制，使朝贡制度较前代更加完备。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二月，朱元璋接连派遣两批使者诏谕诸国，明朝使臣除将元明鼎革、新皇登基的消息告知海外国家外，还携带《大统历》及各种丝织品，赏赐诸国王，使其改奉明朝“正朔”，遣使向明朝称臣纳贡。经此诏谕，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占城、爪哇、西洋、安南、浡泥、朝鲜、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10国先后遣使来华朝贡。据《明史·太祖本纪》统计，朱元璋统治时期，除上述国家外，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国家还有琐里、琉球、撒里、阇婆、朵甘、彭亨、百花、须文达那、撒马儿罕、墨剌、哈梅里、别失八里、缅甸、泥八剌14个国家。

明成祖在位时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在这方面，他比朱元璋走得更远。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至十月，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明成祖先后派遣行人、给事中、宦官分赴安南、爪哇、西洋、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朝鲜、满剌加、柯枝等国，对诸国国王予以赏赐，邀其入贡明朝。在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沿途，陈成奉命四度往返，所访哈密、吐鲁番、撒马儿罕、别失八里、失刺思、哈烈等国皆遣使朝贡于明朝。

至于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几乎将全部的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更将以朝贡为媒介的中外交往推向高潮。郑和远洋船队，“维绡挂席际天而行”, “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跨南海，渡印度洋，遍访亚非大陆3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第5、6、7次都曾远航至非洲东海岸，直接访问了摩加迪沙、布拉瓦、马林迪等城邦。

明成祖在国际事务中推行“仁政”，因此，和平外交是郑和外交活动恪守的准则，郑和始终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庞大外交使团主干力量是明朝的军队，使团的这支军事力量是在元末农民战争和“靖难之役”兵火中锻造出来的精锐之师，据随行的费信记载：“番人皆张目吐舌，悉皆称赞天兵之力，之神，蛟龙走，兔虎奔”。气势磅礴的军队折射出来的威慑力，对各国产生了深深的震撼，但是郑和并不轻易用兵。郑和使团出使爪哇正好遇到其国内东王、西王两股势力交战，中国使团“经东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国人杀之，凡百七十人”，面对这一犯上作乱的行径，仅凭郑和所率领的军队就足以给爪哇国沉重的打击，但是郑和以克制的态度冷静分析，确定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遣使谢罪”的悔改之心，郑和令其“输黄金六万两，偿死者之命”而已。郑和的行动体现了明政府海纳百川的气魄，树立起了明政府光辉的国际形象，赢得了各国的尊重和敬仰，因此，郑和在各国的外交活动受到热烈欢迎和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明王朝在政治外交上不把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于小国，迫使其唯命是从，郑和在外交活动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这一点在旧港王位继承上充分体现出来。旧港，指古三佛齐国，永乐初年被爪哇所灭。当时，许多中国海商和罪犯人等循居于此，并与当地乱民“相结为寇”，威胁中国周边安全。为解决这个问题，明政府铲除了“豪横之徒”陈祖义为首的一派势力，招抚了梁道明为首的势力，而后施进卿接替梁道明成为旧港首领。施进卿死后，其女儿和儿子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先是其子济孙继承正统，但是其女施二姐在旧港为声名显赫的人物，掌握着实权，根据本地“本人死，位不传子”的原则与济孙争位。济孙无力与施二姐抗衡，就先发制人请求明朝政府的承认，得到了明成祖的认可，派郑和前往履行敕封的使命。等郑和到达时，施二姐已经取而代之，获得了绝对权力。面对这种变故，郑和采取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承认了施二姐的合法地位，使她继承宣慰使职。郑和的这一政治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施二姐对明王朝因感激而忠心不二，同时顺应民心，得到当地广大居民的拥护。其次，这一做法显示了明王朝对其属国宽厚的态度，消除了各国的猜疑和不安。

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中，成功地推行了和平外交政策，在海外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声誉，随之而来的是各国纷纷派遣使节回访，以表达对明王朝的归顺降服和赤胆忠心。从永乐六年到永乐十八年（1408—1420年）的12年中，就有四位国王来华访问，其中以马六甲（又译为满剌加）国王的访问团员最为庞大，马六甲国王拜里迷苏剌本人于永乐九年（1411年）采办方物，率妻子、头目等540余人，浩浩荡荡地访问了中国。进京觐见的国王中，有的由于年老体弱不幸在中国去世，明王朝对病故于华的国王的葬礼是十分隆重的，比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各率家眷、随从等340余人访问中国。归国途中，苏禄东王不幸病逝于德州，明成祖朱棣命葬以王礼，并亲为文，树碑墓道。明朝政府对来访国王礼遇有加，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非同一般的，以至于浡泥国王临终前遗言：“死可体魄托葬中华”，告诫子孙“誓世世毋忘天子恩”。

另外，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的局面，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畀。

同时，琉球（今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琉球“汉、魏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中，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语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后遣武贲郎将陈稷率兵至其国虏男女五百人返。唐、宋时，未尝朝贡。元遣使招之，不从……”就是这个长期以来“不通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且与中国交往频繁，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计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182次，从洪武五年（1372年）大明立国之初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为止，可以说与大明帝国相始终。清朝建立后，自1644年至1867年，琉球朝贡又达100次以上。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这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称颂朱棣“明并曜英，恩均天泽，万方响化，四方归仁”，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时时来贡，双方进行官方的“勘合”贸易。日本船队随贡使常常排山倒海而来，仅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一次，到达中国的日本商人竟达1200人之多。嘉靖年间，倭患大起，日本又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华夷”秩序崩塌。

明政府派遣大量使节出访，在海外树立了崇高的声誉，万邦来朝的景象使中外交往发展到一个空前的规模，从而也使朝贡制度在这一时期更加完备。例如，对四夷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和朝贡规模的规定与限制，汉唐时期已经出现，但远不如明朝明确、具体。唐、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活跃，来华贸易并不受表文制约，明朝政府则将海外国家的对华贸易纳入朝贡制度，规定“四夷入贡中国，必奉表文”，不奉表文的非官方朝贡贸易行为，则被拒之门外。另外，将勘合用于朝贡制度，也是明代国家制度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而在朝贡事务的组织管理方面，明朝制定的制度更加完善而具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中，既有朝贡事务的主管机构，也有负责某项事务的关涉机构，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

当清政府取代明朝奠定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之后，朝贡制度一如既往地成为其对外交往的模式。清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厚往薄来”的传统，对朝贡使臣进行赏赐，但与以往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明王朝频频遣使域外，招徕朝贡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与朝贡国之间的使节往来之外，清朝统治者在这方面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特别举措。与前朝发展中外朝贡关系相比，清朝更注重安邦治国和在此基础上的拓疆置土。因此，有清一代朝贡国的数量不仅远远不及明朝前期，即使与唐宋相比，也大为减少。在光绪《清会典》所列朝贡国只有区区7个：朝鲜、琉球、安南、南掌、遏罗、苏禄、缅甸。清朝沿袭前朝做法，规定朝贡国的贡道、贡期。在朝贡事务的组织管理方面，清朝前期也基本沿袭前朝旧制，形成以礼部主管，中央其他机构和地方政府协同管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