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怀古幽思(2)
最吸引我的是柳侯祠内保存有许多碑刻。著名的《荔子碑》，集韩愈的诗文、苏轼的书法和柳宗元的事迹于一身，被誉为“三绝”碑，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此外，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的碑文，对祠主的生平事迹介绍得最为详尽；刘禹锡的《祭柳员外文》碑的碑文，极富感情；皇甫缇的《祭柳子厚文》的碑文，最有文采……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当我在祠内的碑刻长廊穿行而过时，才发现自己从后门进入，参观的路线竟是由后而前的。
其实人生有许多时候何尝不是逆势而行的呢？“永贞革新”失败以后，祠主被贬为永州司马，在那里逗留了十年，心情十分压抑。后被召回京城，满以为会重新起用，不料再度贬至更加偏远的柳州。与此同时，刘禹锡被贬至播州（今遵义）。考虑到刘家有老母需要照顾，祠主竟冒死请求朝廷“以柳易播”。后经御史中丞裴度疏通，刘禹锡才得以改判连州。祠主如此讲义气，由此也可以联想到他的人品。“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他们一道从京城出发，赶赴各自贬谪的地方，祠主在衡阳挥泪赋诗赠别了刘禹锡之后，便踽踽独行，赶往柳州。身为一个贬官，而且是被贬至荒凉的“南夷之地”，他的愁苦是可想而知的。“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便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倘若是一般人，遭受如此重大挫折，也许会就此沉沦下去。但按刘禹锡的说法，祠主是集孔子所说的四科——语言、德行、政事和文学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按封建社会的标准，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更何况他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洗礼，所以他很快将愁苦埋在了心里，十分赞赏刘禹锡发出的“莫道迁客似沙沉”的铿锵之声。
当时的柳州，穷人借债往往要以子女作抵押。一旦不能践约偿还，作为抵押品的子女便会沦为奴婢。久而久之，不但奴隶重现，而且有蔓延之势。祠主到任后，严厉重申禁止使平民为奴的禁令，并采取实际措施，用赎买的办法解决奴隶问题，使上千人重获人身自由。这事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广西其他地方纷纷仿效。
当时的柳州，老百姓要在江中取生活用水。这样做首先是不干净，容易导致疾病发生。并且由于堤岸太高，取水困难，雨天路滑，易生危险。天旱时江水减少，路程变长，极为不便。祠主到任后，极力倡导打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老百姓的饮用水终于被井水取而代之。为此他还欣然写下了《井铭》，认为要把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经验推广到政务中去。这即使在今天也元不启迪。
当时的柳州，少数民族聚居。人们留着椎形发式，穿着葛草织成的衣裳，民风强悍好斗，显得十分落后。祠主到任后，不但不歧视他们，反而呕心沥血对之教化。“衡阳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经过三年，民风为之一新，人人自尊，精神焕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
好一个柳宗元！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虽然不能做朝廷的重臣，但仍然可以成为社会的脊梁。他骄人的政绩赢得了柳州人民的爱戴，被后世亲切地称为“柳柳州”。我再次来到柳侯祠正殿，向祠主表示了深深的敬意，此时仿佛觉得对祠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我过去只知道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严格地讲也不准确，因为我只读过他的少量篇章。如今却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他的风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像苏轼这样的先贤尚且对他如此尊重，我辈凡夫俗子怎能不肃然起敬呢？这回我认真打量了刘禹锡和韩愈的塑像。祠主在柳州期间，尽管自己处境不佳，却三度派人去连州看望和安慰刘禹锡，充分表达了他对友谊的真诚。而韩愈则认为若祠主“斥不久，穷不极”，就不一定会奋发，创作出流传后世的作品。逆境成才的话我们常听，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绝不是绝对的，否则就是为人为制造逆境找托词。在恶劣的环境下，只有优良的种子能发芽，而有些缺陷的种子都淘汰掉了。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走出柳侯祠，外面下起了毛毛雨。我来到罗池边，池面泛着涟漪，垂柳轻轻摇曳，橘树青翠欲滴。景色虽美，但我不敢久留。在向柳宗元的衣冠冢作了最后的拜别后，便匆忙地赶往火车站。柳侯祠很快又被婉婉氤氲和城市的喧闹声淹没了。然而当火车载着我离开柳州时，我清晰地感到，它也带走了一缕古典的思绪。
苏轼与惠州
夏秋之交，与友人相聚惠州，小酌之后，一同游览惠州西湖。其时正逢紫荆花争妍怒放。依湖环绕的紫荆花像一条彩练，璀璨夺目，映波皆红，令人如醉如痴，意乱神迷。一阵清风掠过，我的酒意上来，有些醉眼朦胧。看到对岸花丛深深处，仿佛有人孑然而立，久而不动，不免纳闷。待定睛仔细打量，方知那是苏轼的塑像，我不禁舒了一口气。打那以后，苏轼的名字便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且挥之不去。
对于苏轼和杭州西湖的关系，人们可以说是耳熟能详。殊不知苏轼和惠州西湖同样有着不解之缘。有诗为证：“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在诗人心目中，惠州是其人生之旅中一个颇有分量的驿站，而西湖则是他在惠州活动的重要舞台。
好生奇怪，眼前的西湖显得异常平静，湖面纹丝不动，仿佛也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难道她也在回首相隔久远的往事吗？
那是宋绍圣元年十月的一天，心力交瘁的苏轼来到惠州。尽管他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尽管他也是一位深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老人，但也许是因为长途跋涉的劳顿，也许是因为政治上的屡屡失意，面对颇为陌生的惠州西湖，不禁发出了“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芒山”的长叹。
只是苏轼与柳宗元的诗句怎么会如此相像？“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心情十分抑郁。后被召回京城，满以为会被朝廷重新启用，不料复被贬至更加偏远的柳州，在那里生活了四年直至病逝。期间他写出了“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的诗句。而苏轼呢，在仕途上屡屡受挫之后，被贬为英州知事，在赴任途中，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所以与其说他们所见略同，倒不如说是同病相怜！
幸亏南国的草木有情，南国的山水也颇具灵性，使苏轼渐渐平静下来。“荔枝圃”“桄榔园”“缥渺紫翠”的白鹤峰，可与杭州西湖媲美的惠州西湖，甚至连西湖野生的藤菜，都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渐渐忘记了自己身处“蛮荒”之地，减轻了对中原的思念。尤其是荔枝，在苏轼看来，这是一种堪与江鳐柱和河豚相媲美的尤物。当他一面独酌桂醑，一面大啖荔枝时，简直有点优哉游哉。在半醒半醉、似梦似幻之中，他似乎忘记了一切烦恼，竟然吟出了“南来万里真良图”的诗句，袅袅余音至今萦绕在人们耳际……
虽然有着满腔的愁怨，虽然只是一个赋闲的小吏，但苏轼始终关心社会和百姓，尽其所能为惠州办实事。他率领百姓整治西湖，修筑堤坝，以分东江之洪；并且慷慨解囊，倾尽资财建造西新桥，沟通交通并以泄西湖之水。“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便是庆祝西新桥落成之盛况。作为诗人，他始终保持诗人的良心，依然笔耕不辍，不但继续借古讽今，以史警世，而且还直接针砭时弊，表现出大无畏的豪迈气概。
当得知朝廷赦免并不包括他这类官员时，苏轼彻底失望了。“北望中原无归日”，他心怀佛家“处处有世界”的思想，毅然决定建造新居，“已买白鹤峰，规作归老计”，打算把惠州作为自己的归宿。然而就在这时，他的一首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城，却又引起轩然大波。舞动的大棒又向苏轼袭来，他又不得不日夜兼程赶往儋州了。幸亏他经历了惠州“蛮风蜒雨”的考验，可以坦然面对琼崖的惊涛骇浪了……
风一阵紧似一阵，西湖湖面泛起了不尽的涟漪，满湖的花影被撕成五彩缤纷的碎片，与湖岸光艳夺目的紫荆花相映成趣。远处的王朝云墓，在花影憧憧中若隐若现。在苏轼身处逆境时，王朝云始终伴其身边。苏轼走了，这位“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女子却长眠在惠州，仿佛要留下来永远向人们诉说这一页历史。这一页历史是凄凉的，但也是美丽的！
苏轼与儋州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读诗可知儋州乃苏轼人生之旅的一个重要驿站。我早有参拜海南儋州东坡书院的想法，因为它是苏轼在儋州那段日子的见证，但直到自己老之已至才得以成行，实在是晚了一些。虽然有着多种原因，但当我想到明代张习“我来踏遍琼崖路，要览东坡载酒堂”的诗句时，方明白怨不得天怨不得地，关键在于自己缺少古人那种朝圣般的虔诚。
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东坡书院。此时天空竞乌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难道这是苏轼对缺乏诚意的人不满的表示吗？旅伴们为避雨一下车便一溜烟地跑开了。我由于行动比较迟缓，只好就近躲进了载酒亭。刚跨进去，瓢泼大雨便倾泻下来。据说载酒亭是苏轼与友人散步休憩的地方，如今只有“鱼鸟亲人”的匾额高悬。亭外有水池，种有睡莲，雨打莲叶，溅玉跳珠。我倚着栏杆，欣赏雨中睡莲，望着重重叠叠的莲叶，听着重重复复的雨声，竟有些困倦了。恍惚之中，仿佛有着古装的长者飘然而至，是东坡先生吗？我正欲迎上前去，哪里有什么人的身影，原来刚才自己打了一会盹，竟然进入了梦境……
等到雨停了，来到载酒堂，发现原来苏轼还在一块石板里磨蹭。在唐寅的画中，苏轼头顶箬笠，足履木屐，果然打算出门。只是要走出这块大理石板，不知得花多少时间？宋濂的题词也颇具意趣：“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群犬相吠。东坡日：‘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所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我曾写过《苏轼与惠州》一文，知道他是从惠州再度贬往儋州的。原以为苏轼在儋州的情况会很糟，但读了明代大家唐寅和宋濂生动的描绘和刻画之后，感到情况比想象的要乐观一些，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我在画像前站了很久，见苏轼没有走出来的意思。既然他不走出来，我不如干脆走进他那个年代里……
1097年，年届六旬的苏轼携幼子苏过，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从惠州来到昌化军城（今儋州中和镇），由于诗人的名望，颇得昌化军使张中的敬重，被安排“住官房，吃官粮”。不知是个人意愿还是有人授意，湖南提举董必得知后，立即责令张中将苏轼逐出，同时追究张中的过错。苏轼是带着琼州别驾的官衔来儋州的，别驾是刺史的佐吏，虽是贬官总还是个官吧？怎么不能“住官房，吃官粮”呢？既然不能“住官房，吃官粮”，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一个老百姓怎么不可以内地安置，而要放逐到儋州呢？这不分明是要置之于绝境吗？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众人伸出了援手。“邦君（即张中）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儋人运甓畚土助之”，“十数学生助作，躬泥水之役”，在城南桄榔林建起了一间草屋，使苏轼父子有了栖身之地。对此诗人激动万分，将之命名为“桄榔庵”，并题铭记之：“东坡居士谪居儋州，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张中在自己受到查处的情况下仍不忘帮助苏轼，乡亲们更是鼎力相助。更不可思议的是，短短的时间内，就有青年投奔门下做其学生。由此可见，使苏轼摆脱窘境的既不是天也不是地，而是他的人格魅力。
还有那位乡贤黎子云，始终关注着苏轼。他认为苏轼不应该只是蜷缩在桄榔庵，不仅是因为其居住条件应有所改善，而且要有一个任其施展才华的场所。在黎子云的资助下，一幢可供苏轼讲学和生活的建筑拔地而起。苏轼据《汉书·杨修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将之命名为“载酒堂”。之后，他开始在这里忙乎起来：开办书院，编写讲义，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一批文化人才。他的学生中，有一些考中了乡贡，有一位竟成为海南历史上首位进士。儋州“自唐至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公来琼，以诗书礼乐之教移易其风俗……”历史就是这样记载了苏轼在儋州的贡献。我从苏轼所处的年代走出来，回到现实中的载酒堂徘徊，品味着载酒堂这一高雅的名字，起先感到几丝凄凉，继而似乎闻到一种比美酒更加浓郁的芳香……
其实苏轼并没有局限在载酒堂，整个儋州都是他的活动舞台。为了改变当地“病不饮药，以巫为医”的习俗，他极力提倡药物治疗，并亲自为村民治病。为了改变当时饮用溪水的习惯，他又提倡打井，如今东坡书院内的东坡井，据说就是苏轼亲自开凿的。鉴于前面的教训，为了避免再陷居食无着的窘境，他决定自食其力，真正成为一个黎民百姓。“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鹦舌尚可学，化作黎母民。”他果然亲躬耕种，并且有了“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辛”的体会，拉近了与当地百姓的距离，增进了与当地百姓的感情，于是发出了“海南万古真吾乡”的慨叹，袅袅余音至今萦绕在儋州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