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本著作研究的主题是“保护的责任”问题，主要是基于原始文献与西方大国干预实践矛盾的分析。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保护的责任”是21世纪国际干预理论的新发展，并在近年来被西方大国广泛运用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干预实践之中。“保护的责任”被正式提出已15年之久，该理论得到了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并且也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保护的责任”理论及其实践之间存在较大的逻辑问题，特别是其主要文献与西方大国干预实践之间有着较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体现了“保护的责任”在理论基础、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和内容以及制度构建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结束后，随着人权国际保护理念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国际干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国际干预理论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和政策主张。为了给自己干预其他国家的行动制造道义和法理依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炮制了“新干涉主义”，它们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频繁地插手地区冲突和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干预科索沃危机后，西方倡导的人道主义干预越来越不得人心，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了困境。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针对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所面临的难题，提出各国应当在此问题上达成新的国际共识，“保护的责任”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2001年年底，加拿大“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CISS）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保护的责任：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报告》，正式提出了“保护的责任”的理念。

从表面上看，“保护的责任”既在理论上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又能取得较高的国际认可度，似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大的人权保护的理想图景。但是当我们对“保护的责任”的实践及其后果进行考察后，却可以发现这幅图景并不是那么美好。例如，自2011年以来，西方大国在以“保护的责任”的名义先后对利比亚、科特迪瓦、马里和中非等非洲国家实施了军事干预，其结果并未使非洲的安全局势朝着有利于非洲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其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被干预国动荡尚未停止，政局持续不稳；二是新政府治理困难重重，难以维护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三是民族、宗教矛盾更加复杂，恐怖主义乘虚而入，人权难以保障。这就引发了一些思考：“保护的责任”的具体实践结果与其理论所呈现的内容为何差别如此之大？“保护的责任”存在什么问题？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或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如何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完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范？本著作试图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论证。

二、本研究的意义

“保护的责任”是全球化背景下由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新的人权保护理念，是当前国际干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保护的责任”理念正在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与认可。但“保护的责任”在内涵发展与具体适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分歧，尤其是在2011年西方大国对利比亚、科特迪瓦、马里和中非等国进行军事干预以来，“保护的责任”正面临被西方国家滥用的危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内涵与具体实施存在诸多不信任感。作为与西方国家的人权理念和规范诉求存在诸多差异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正确回应正在发展中的“保护的责任”理念，引导其朝着有利于实现国际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对于“保护的责任”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长，本著作对“保护的责任”问题的研究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有二：其一，有助于加强对国际干预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历史阶段的国际理论都力图论证干涉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相关的实践却饱受争议。“保护的责任”理论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末人道主义干预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了困境。该理论既有对新干涉主义等原有的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的继承与修正，也有对国际干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保护的责任”与其他国际干预理论之间关系的梳理及对实践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其二，有助于对“保护的责任”理论研究的补充和完善。当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对“保护的责任”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这一方面反映了“保护的责任”在国际干预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反映了国际社会认为发展这一规范的必要性。因此需要明确的是，“保护的责任”作为发展中的国际规范尚有需要完善的空间。例如近年来西方大国以“保护的责任”名义对利比亚等国进行干预的实践表明该理论本身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对“保护的责任”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保护的责任”理论。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是：其一，有助于加强对于西方大国干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西方大国对非洲的干预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曾一度有所收缩。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其有密切历史联系的西方大国纷纷调整了它们对非洲的政策，并明显强化了它们对非洲安全问题的干预。21世纪前10年，尽管西方大国不断扩大它们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但并未对非洲实施直接的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而自2011年始，西方大国以“保护的责任”的名义先后对利比亚、科特迪瓦和马里等非洲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重启了西方强力干预非洲事务的传统。在此背景下，对我们关于西方大国干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二，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应对“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时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后，在国际社会中坚持传统主权原则的中国对这一规范表示了有保留的支持。其原因既包括中国自身人权意识的提高和相关法律的完善，同时也受到国际社会强调人权特别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实践的影响。随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作为崛起中的国家，中国应逐步承担起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应主动参与到“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的完善进程当中，并为减少国际社会中的非法干预做出自己的努力。本著作会在分析中国对“保护的责任”政策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保护的责任”规范提出一些建议，这对这一规范本身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