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南北中国的地理

在早前的秦汉帝国，最重要的地理划分是在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与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之间。汉朝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被描述为这两个区域间平衡的转换。^[1] 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者被强制性地向南方迁徙，黄河流域内部的划分不再那么重要，其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划分，即在黄河河谷与南面长江河谷之间的划分。

汉朝的政策是将游牧部落重新安置于国境之内，将他们编入远征军。这使得黄河流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与非汉族文化的交融，也同样推动了第一次向南方移民的潮流。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大多数是农民，在汉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向南方迁徙。220年汉王朝覆灭之后，这种迁徙继续加速。到320年时，又有数百万汉人在长江下游地区定居。黄河流域则持续成为非汉族部落统治者所建立的诸多小国之间的战场，系列战争的顶峰就是帝国故都的陷落——洛阳失陷于311年，长安失陷于317年。在280年至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户籍人口增长了5倍，主要因为有大量外迁人口到来，江南——“长江以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心。^[2]

在分裂时期，直到6世纪末中国于隋朝被统一，中国的北半部是被非汉族人统治的，他们的行动驱使更多汉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有规律的降水和肥沃的土地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3] 在重新统一的589年，大概40%的户籍人口居住在长江流域。新统一的帝国希望通过开通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人造水路——大运河——将南方与北方连接起来。但是这两个区域仍然保持着清晰的差异。在贯穿7、8、9世纪的唐朝，以前的南方边境地区成为中国人口统计学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文化上的中心。

到8世纪中期时，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北方，然而到了13世纪晚期，只有15%的人口居住在北方。这并不能归因于北方人口的减少，因为这一时期北方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只是南方人口出现了巨幅增长。在中国帝制历史的后半期，地理与文化上的划分是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即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这种划分是逐渐在汉朝与唐朝过渡期间的4个世纪里发生的。^[4]

农业与治水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农耕主要是由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进行，通常不超过几英亩的范围。地主仅仅拥有少量的可耕作土地，即便到了帝国晚期，这些地方也不存在拥有庞大产业的世家豪门。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主要产出小麦、粟、高粱与大豆（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物，同时也为土壤提供更多氮物质）。到了18和19世纪，来自美洲的棉花和烟草被引进成为经济作物。^[5] 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混种蔬菜。因为北方的降水不均，洪水、土壤的盐碱化、蝗虫与干旱是经常出现的灾害——任何一种灾害都会减少年产量。相应地，饥荒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

与之相反，南方的农村把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并且将桑树（养蚕以生产丝绸）、茶叶和各种油脂植物当作经济作物。如同在北方，南方农场的规模也非常小，进行集约化生产。但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大世族手中，由他们出租农田给佃户。尽管佃户个人家境贫困，但由于雨水充足，地区性的饥荒很少出现。

因为北方的降水大多发生在夏季晚期（每年降水量的70%左右集中在8月），在农作物生长的高峰期，黄河的水位较低。这种模式意味着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几乎无法将河水用于灌溉。国家主办的灌溉系统局限在主要的支流，像渭河、汾河或者四川中部的都江堰工程。从帝国的早期开始，黄河沿岸的农民主要依赖石井供水。井一般是7到10米深，它们由一些5到6人组成的团体挖掘而成，分属富有的私人家庭。中国北方平原上，灌溉的困难与降水的稀缺，使得蓄水和经济用水至关重要。

但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来自洪水。这条河的颜色来自它所携带的大量的泥沙。它将这些泥沙从中部高原带到大海。流经最后一条支流后，河水流速减缓，泥沙沉淀到河底后，使得河水漫出河岸，河堤也一再筑高。但是不论河堤筑得有多高，泥沙继续沉淀，以致洪水的威胁总是存在，而且每次都会比以前更加危险。依据已有的记载，黄河冲破堤防，决口达1593次之多。在很多地方，泥沙淤积和筑堤之间争分夺秒的竞争使黄河水面高于周围的村落。今天，在黄河所穿越的狭长河南地区，河水要比邻近的地面高出10米。如此巨大的堤防只能依靠帝国来维系。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的、基于堤防建设的治水，与小规模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基于水井建设的灌溉相结合，造就中国北方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中央集权机构。

8月的倾盆大雨也抬高了地下水水位，引发土地的严重盐碱化，以致粮食产量减少甚至颗粒无收。新中国成立后，有足够的数据显示，中国北方平原大概有10%的土地每年都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变成沼泽般的滋养蝗虫的土地——蝗灾是折磨这个地区的第三种主要自然灾害。

一些证据表明，抛开这些自然灾害不谈，汉初的农民仍能在每四年里生产五季庄稼——这意味着，多数年份是一年一季，在好的年份则是一年两季。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世纪末的文献描述了黄河流域所使用的最先进技术，表明农民常能获得更高的产量。他们通常是在春季种植高粱或粟，在冬季种植小麦。因为冬小麦是在7月收获，这时候再种植粟就太晚了，所以收获小麦之后通常接着种植在夏季生长的农作物，比如大豆。^[6] 在最好的环境下，能够在两年里种植三季农作物（这样在四年里就能收获六季作物，而非五季）。因为每年的无霜期能达到6至7个月，一个农民必须在结霜之前的6个星期内既收获春季作物，又种植冬小麦。

洪水和内涝的双重威胁影响了北方村落的居住形式。在帝制时代早期，村民们依据旧石器时代的模式，在高地上建房群居。与此形成对照，举例而言，成都平原处于长江中游的水利系统之中。公元前2世纪时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得以修建，它消除了洪水的威胁，使得房屋能够广泛地分布于乡野之中。中国北方的乡村是有核心的、紧密联系的、内旋的，它比那些南方的农村有着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性，但是在市场网络和更广的区域经济方面却缺乏与相邻村庄的密切联系。

当洪水与内涝没有威胁北方农民的庄稼时，他们还要担心干旱。中国北方平原每年总降水量变动非常大：干旱年份的降水量可能只有多雨年份的12%——14%，即便在好的年份，也只有10%——15%的降水集中在春季——这是粟生长最重要的时期。从第一个王朝的建立到清前期的这1800年里，中国北方平原遭受的干旱有记载的就有1078次之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8年里，有7次主要的干旱。人口的增多，新的工业化进展，家用冲水马桶和洗衣机的普及，为满足肉类产品需求的增高而导致供应家畜的苜蓿产量的增长，这些都使得近期对水的需求急剧上升。地下水现在比地表要低100英尺以上，这使得很多水井都无法再继续使用。

与低平的中国北方平原相比，长江以南的地形主要是山脉与丘陵。中国南方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南方（包括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大略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以及西南地区（包含云南省和贵州省）。东南沿海多山，但是河谷一带作物却是高产的。这个地区在汉朝覆灭之后，因为汉人向南方的迁徙而首次受到汉人影响，但是直到唐朝以后这一地区才开始慢慢入主中原文化，直到8世纪，才在朝廷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因为它有大量的自然港，所以比中国其他地方更依赖于渔业和国际贸易（10世纪后尤其重要）。最终，东南沿海的发展使之与中国台湾、日本和东南亚紧密相连，从而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逐渐平定下来的，所以在南北朝的历史中并没有被明确提及。这个区域是山区，低地覆盖着丛林，并且仍然被不同部落的族人占据着。

南方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及其主要支流：汉江、赣江和湘江。它又可以被划作三个大区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和四川。中国南方享有规律的降水和繁多的湖泊、河流和溪流，但是因为它崎岖的地形，大规模农业只可能在河谷、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围绕着长江中游湖泊群的沼泽地区（只在较晚时期，来自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才得以在丘陵地区种植）发展。只是在帝制中国的晚期，山坡上的梯田才变得意义重大。

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敌对竞争构成了南朝政治史的框架，正如关中与关东的竞争决定了汉代的历史。长江中游地区包含两个大湖——洞庭湖和鄱阳湖，还有一系列较小的湖泊和沼泽地吸纳春季和夏季的大量雨水。这些湖泊的水源主要来自三大支流：汉江，从西北方流来，提供了一条向南方移民的主要通道；湘江，从南方流来，在今天的湖南省汇入长江；赣江，同样是从南方流来，但是更靠东一点，从今天的江西省汇入长江。一旦经过赣江进入长江下游（第二个大区），长江就再没有主要支流。长江流速减缓并变得非常宽阔，以至于都无法看到对岸。长江所携带的沉积物在入海口积淀成为一个巨大的三角洲，以每70年生长一米的速度继续延展。^[7]

四川的岷江流域成为长江流域的第三个大的区域。由于广泛的灌溉工程，这个区域的低洼地区在帝国早期就非常高产，但是四周环绕着的高山将这个区域与中国的其他区域隔离开来。^[8] 长江通过著名的三峡后离开四川，三峡是水路的危险地段。蜀道之难意味着四川很难成为一个大国的根基，但它在三国时期却是蜀国创立者的避难所，也是8世纪中叶安禄山叛乱时唐朝皇帝的避难所。在汉朝瓦解后，四川的孤立也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神权王国提供了便利，从而在道教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国南方首要的自然环境威胁并非如北方那样是洪水或者干旱，而是过多的降水。它常使低地成为泽国，既难以耕作，又容易形成瘴气。在汉唐时期（公元前200——公元900年）的文献中，南方被描述为沼泽与丛林之地，疾病与有毒的植物蔓延，还有凶蛮的野兽和更凶猛的带有文身的部落土著。这是一个流放之地，很多获罪的官员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9] 这里的原住民讲着来自黄河流域的人们听不懂的语言，这些语言或许与现代泰国语、越南语、高棉语有关系。在史前时代，那些居住在长江以南的人群在文化上与东南亚的内陆和沿海国家都有关联。^[10]

随着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汉人向南方迁徙，他们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将广阔的湖泊、池塘和沼泽地变成可耕作的土地。大地主，而非国家，在建立排水和灌溉工程时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小农则要依赖他们的保护。政府时常会在控制水量方面提供建议，并对那些准备在沼泽地区定居的人免税，但这项政策经常沦为给那些在朝廷有影响力的家族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补助。因为在开垦土地与农业技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南方的地主拥有了更广阔的不动产，并比北方的大家族更严密地控制地方社会，这种地区差异一直延续到帝制中国的晚期。

随着中国的人口转向南方，稻米成为主要的粮食农作物。尽管稻子在旱地和北方都能生长，但在南方湿润的田间生长得最好。因为对于秧苗而言，水是输送营养的主要渠道。相比于土地的肥沃程度，耕作稻子更多还是依赖对水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以及适时的灌溉。因此，在那些多雨的地区，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维护，在地方层面也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组织管理。对水的管理是南方大家族的一项基本职能。

然而，对水的利用只是水稻种植的一步。在其他活动中，农民个体的努力决定了最终的产量。对耕地仔细准备以使水深达到一致，一再地松动土壤，维系田埂以保持水量，这些都需要持续的劳作。在所有活动中最严苛的是将秧苗从育种的土地移植到主要的田地中。这个过程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进行，必须在一个星期里完成。秧苗间的正确间隔——对农作物的产量非常重要——依赖于对土地特性的深入了解。因而，单个农民的勤奋与技能水平对水稻生产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农民能够通过其高质量的劳动将产量提高好几倍。最早的有关水稻移植的记载始于汉帝国晚期，专项技术的传播，是中国南方成为主要粮食产区的关键所在。^[11]

中国南方多产的、水资源丰富的土地，使这个地区比起中国北方的平原来说，更能够从农业的商品化、城市化、远距离的大宗贸易以及区域的专项化中受益。因为拥有大量的湖泊和河流，还有数百万公里的运河（在20世纪中期，仅上海三角洲的运河就超过24万公里），中国南方最终发展出在前工业化世界中最好的水路交通网络。但这一点是在南北朝很久之后才实现的。

山脉与移民

贯穿各个山中关隘和沿水路而进行的迁徙，推动了黄河与长江间的人口中心的转换。移民路线主要有三条——长江流域的三大地区各有一条。最简单的一条是从黄河的冲积平原出发，继续向东南行进，穿过中部几乎无法区分的黄河下游与淮河流域。除了沿着淮河的众多沼泽地之外，那儿没有地形上的障碍来限制移民的流动。这条不确定的河流没有清晰的河道，它流入几个大的沼泽地和湖泊，这些沼泽地和湖泊随着降水的变化而变大或者变小，淮河入海的路径因而变化无常。在某些时候，它会直接流入长江。

在这条移民路径接近长江时，它会分流为一个倒“Y”形的路径，东边的一条分支通往长江口，流向杭州，而西边的一条分支则逆长江而上，直到鄱阳湖。从那儿，流民能够沿着赣江南下，翻越梅岭，过北江，进入现在的广东地区。通过这条南下移民路线迁徙的流民在长江下游地区集中。在那里，他们成为生产劳动力，或者成为南方的都城建康（此前称为建业，现在是南京）周围军队的兵源。^[12]

第二条移民路线是以汉朝的两个故都为起点，或从都城长安开始，或从中部平原的洛阳开始。从长安出发的路径要在武陵关翻越秦岭山脉，困难地攀爬到7000英尺高，沿着建造在悬崖峭壁上的栈道通行。然后沿汉江而下，来到水路枢纽城市——襄阳。在那儿，这条路径将与始自洛阳、翻越伏牛山脉的路径相汇合。合并后的路径向南沿着汉水直达洞庭湖区。^[13] 沿着这条路线，从汉朝故都而来的流民集中于长江中游地区，成为西部兵团的兵源。另一些人继续向南行，或沿着赣江到广东，或向西南沿着湘江到长沙，然后继续前行到今天被称为越南的地方。

第三条也是最靠西的一条路线，因为最难行走，相应地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最低。从长安西行后到达宝鸡，然后向西南行进，通过蜿蜒重叠的山路后抵达现在四川的核心地区——岷江盆地。全程约435公里，有1/3的路都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唐朝诗人李白的一首著名诗歌咏唱了行走在这条险路上的艰辛：

在农业中国的历史上，低地地区与高地地区的特征对比非常显著。在战国及帝制早期之前人们就已经在中国北方低海拔地区安居乐业，但是山区除了提供木材和零星的矿产或盐井外，基本上未被开发。早期的南方移民也延续着这样的模式，他们的到来迫使原住民向更高的山地迁徙。然而随着道教与佛教的传播，道观和寺庙修建在城市之外的山上，以前未被开发的丘陵、山区要为它们提供补给。因此这些山地成为寺庙的“核心”资产。^[15]

将寺庙置于山地，除了避免与既有资产业主发生冲突之外，还有几点好处。首先，佛教徒与道教徒一样，遵循中国的传统，将山脉与精神活动联系起来，山脉既是宗所圣地，也是那些人们渴望与之沟通的先灵安息的地方。其次，这些边缘土地需要资本输入，发展也需要有组织的劳动力，这些寺院可以提供，而且政府和富裕家族对这一地区兴趣不大。第三，寺院成为工业生产新形式的先锋，最为显著的是它们使用磨坊和榨油坊，这些作坊需要快速流动的水力资源，而这种资源在山区和河流的上游是非常丰富的。^[16]

南方地势多山、接近河流湖泊，因此这一带的发展非常显著，在北方也有这一发展趋势。所以尽管此时中华文明开始了漫长的南迁，对于山区的开发却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

书写边缘

随着人口不断向南、向山中迁徙，中国的乡间景色、山区风貌以及边区特色，都进入了文学艺术领域。文人产生的这种新的兴趣与秦汉帝国时期朝廷主导的高雅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时的朝廷力图否定统一前旧战国时代的各种地域特色。^[17] 汉代文人将注意力集中在都城而不是那些边缘地区，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要么否定地域文化，要么将它们缩减为都城文化的附属品。

举例来说，在“九族”模式（或与之相关的“魔方”模式）与“五服”模式中，世界的结构就好像一张几何网格或一系列的环带，离都城越远，文明程度越低。在另一个范式中，汉代文人则会根据边缘地区部族或者小国送到中央的贡品的新奇程度及其类型来划分并描述这些区域。离都城越远，文化的差异越显著，这种越来越明显的异域特色就越能成为野蛮的一种空间标识，将文明的中心界定并划分出来。像这样，汉朝的文献中提到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城邦，而是生活在马背上，随自己的畜群到处流动；提到了南方的越人（Yue People），他们披散着头发，浑身画满文身；还提到了一些西南的蛮族，他们和自己的母亲同床，并吃掉自己的大儿子。

这些早期世界观中对地域文化的否定在行政区划方面也有所体现。在战国时代的行政区划中，一定数量的家庭组成了第一层行政单位，一定数量的第一层行政单位组成了第二层行政单位，以此类推，一直向上到国家层面。这是个纯形式化的结构。汉朝的行政区划缺乏这样重复累计的数据特征，尽管如此，它依然与像村落和地区这种自然形成的地方单位有所区别。在《汉书》的“地理志”中，国家之下不同等级的城市形成了一个网络，官府就设在这些城市中。大多数人口实际上居住在乡村中，这些村落又比那些城镇的层级低，但地方志的术语并不会给它们一个明确的区划，所以它们就有效地隐藏在官方视野之外。如同“自然”村落，“自然”的地方——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小国，被视为一种威胁——在汉朝的行政区划中也是没有位置的。

与秦汉时期的世界观和行政体系一样，帝制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无论在社会意义还是选题上，都是朝廷的产物。最负盛名的文学类型是汉赋，它从战国时期开始兴起，最初作为向各国国主进谏的工具，后来则是用来向皇帝进言。汉赋的主题，包括隐晦地批评统治者不重视任用诗人，歌颂皇家狩猎的荣耀以及赞美都城的伟大。这些诗歌将都城看作宇宙的缩影、文明的精华，把其他所有的地域中心都贬损为中心城市的劣质版本。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史官在记载汉朝历史时，同样将注意力集中在统治者及其朝廷之上。最后，汉朝朝廷声称拥有大量经典文献，官方有权据此制定规范，为所有写作提供范本。在这样的官方标准之下写出的朝中文献，都被拿到都城的太学中进行研究。^[18]

随着宦官与外戚逐渐掌控朝廷，汉朝文人渐渐疏离朝廷，都城所声称的中心性及其对地域文化价值的否定也开始减弱。新的地方网络是建立在业师与门生或主人与门客关系之上的，以中央为代价连接了地方利益。纪念碑、神祠艺术、来自特定地区的名人的集体传记等，这些都表明一种新的态度，就是地方对于文人骚客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太学曾经拒绝的那些对经典的注解，在各地的中心地区获得了尊重与进一步的阐述。在汉朝分裂为三国（魏、蜀和吴）后，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南北朝的很多世家大族特别注重在家族内保存礼制的一些地域性特色，这些将他们与暴发户和帝都的军事勋贵区分开来。^[19]

一次重大的文学革命标志着汉朝的瓦解——抒情诗的爆发式发展。曹氏崛起并获得中国北方的统治权，他们的追随者们首创出有署名的、意义非凡的中国抒情诗。^[20] 赋是用来批评、劝说或赞美统治者的，与之相比，这种新的抒情诗更多呈现诗人的个人体验和情感共鸣——个体脑海中有限的、碎片化的印象无可避免地根植于他所处的环境之中。^[21] 抒情诗的主题不再是皇家林苑、都城或礼仪，而是知己的宴会、分别的瞬间，或者是黄昏时对山峦的一瞥。

这种新派、亲和的抒情诗，聚焦于志同道合者小圈子的社交清谈，魏朝的首任皇帝曹丕（187—226）曾在写给吴质的一封信中提起过。在他的几位诗人朋友都死于瘟疫之后，曹丕写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22] 这里显示了南北朝及之后文人社交生活的主要元素：集体远足、宴会、酒和音乐。^[23]

可是抒情诗的友善世界也有它黑暗的一面。刘义庆《世说新语》（编撰于约公元430年）就记录了一则曹丕与他兄弟曹植间紧张敌对关系的故事。曹植之前就成为曹丕政治上的挑战者，同时也是诗歌上的竞争者。

这则故事和里面提到的这首诗都不足凭信，上百年来对曹氏兄弟生平和诗作的解读都受到这种政治上、感情上和文学竞争中的传奇故事的影响。^[25] 但就像许多虚构却成为经典的故事一样，这则戏剧性的故事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新式诗歌侧重描写社交生活，但也包括了朝堂上的表现——通常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对维持一个人的自尊、他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和他对仕途成功的希望都至关重要。这个时代许多代表性诗人都因为政治上的判断失误而被处死。

精英的诗歌圈子依附于高贵的朝廷，这使政治权力与诗歌创作间的联系得以扩展。其他圈子，围绕世家大族的领头人物组成，他们都与时政保持一定距离。正史中的传记描绘了在都城府邸（举例而言，建康著名的乌衣巷上的大宅第）中举办的和在谢氏、王氏及其他高门大族的乡间别墅举办的文学聚会。这些聚会的故事都集结在《世说新语》中——这是一本有关建康精英“清谈”的文集——让人们对于当时的社交生活有了一个明晰的印象，建康的名士们都自觉地将自己视作精英。

在这些“清谈”中，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6] 骈文，与音乐和书法（包括那次由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组织的兰亭集会）一起，成为高门士族间用以交往的“通用语”。^[27] 通过这些艺术与社交活动，他们声称自己身份崇高，自诩为令人羡慕的“风流”（字面意思是“风的类型”）中人。作为“风流”的榜样，他们视自己高出那些普通富户和掌控军权的蛮人一等。这种对权力的美学界定如此有影响力，以致公元420年后统治南方的军事王朝的统治者们致力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追求，以求赶上他们的朝臣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

南方的地貌和它多种多样的植被不仅成为诗歌的主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最闻名的描写江南乡村的著作是《游名山志》（作于433年以前），在这本书中，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详细记录了胜地名山的地理信息，著名僧人慧远（334—416）也为他的山区旅行留下了笔记。还有大量描述南方奇异植物的文献记录，包括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作于公元304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作于约公元275年）。与这些著作密切相关的还有张华的《博物志》（作于公元300年之前），它记载了大量奇异和令人惊叹的现象。^[28] 这些文集中的一部分将地方花草动物与一些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

这一时期还首次提供了“地方志”存在的证据，尽管这种著作除了名字几乎没流传下来任何内容。^[29] 即便如此，它们的一些片段在类书中得以保留，在常璩记录四川地方历史的《华阳国志》（作于公元355年以前）、郦道元依据水道次序对不同地方知识进行记载的《水经注》（作于公元527年以前）中也有很多例子。这些都表明人们曾对这个时代大量的地方地貌、宗教礼仪和民风民俗进行过详细记录。^[30] 与汉代抽象的行政区划及贡品清单形成对比，这些著作代表着对边缘地区和乡村的彻底的重新评估。先前被忽视的或被当作野蛮人证据的地方特色和古怪之处，都成为热切研究的对象，也成为自我定义的一种形式。

画家、隐士和圣地

这种对地方的新的关注在视觉艺术方面也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绘画中山水主题的出现与顾恺之密切相关。顾恺之是4世纪著名的人物肖像画画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归为山水派的画家。他经常参与清谈，是位知名的风趣人物、一位有抱负的诗人，被认为能比肩伟大的嵇康。^[31] 残留下来的一些关于绘画的早期著述的片断也被认为出自他的笔下，与这些相关的是，他还通过叙述早先的道教祖师爷张道陵教导他的学生在描绘山中风景时如何谋篇布局：

这些段落，与其他片断一起，将山景看作自有魅力的客体，看作为人类的活动而设置的背景，看作人的崇高秉性的折射，同样也看作野生的、传奇生物的故乡，如在溪流边饮水的白虎和在山谷上空舞动的吉祥的凤凰。将一只凤凰置于山景中意义非凡，因为在汉代的艺术作品中，这种鸟是站在城门楼上和精英府邸的屋顶与墙上的。现在，赋予人类高档居所的魔法品质转入到山脉之中。在《世说新语》的一则逸闻中，顾恺之同样探讨了如何将人置于山水画中，以此来描述他们的性格特点。^[33]

乡间远足的兴起，包括抒情诗和山水画的风行，都与一种隐士般的审美观的诞生紧密相连。这种审美观重新定义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各地的特色。自先秦到汉代，从世俗中引退去做隐士是出于道德或政治方面的考虑——或因自己年事已高，或因国家已经从根本上腐坏崩塌。与汉代这些稀少的、多少有些程式化的正直人物形成对比，南北朝时期详细记载了大量个性鲜明的隐士，他们对艺术和宗教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者们收集了这些记录，并且写了对他们的介绍，这些逐渐发展成为对隐士的详细论述。^[34] 因为政治原则而出世，只是众多行为中的一种，其他的行为还包括居住在山中洞穴，与禽兽为伍；通过书写山水诗和表达自己对俗世生活的鄙夷来声明自己是“大隐隐于朝”。

在某种程度上，南朝所有的精英都把隐逸美学的元素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当花园、村庄和群山替代了猎场和都城，成为中国文学新的地理中心，乡村也被带入城市——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上——关于地方景观和地域特性的知识成为精英必须掌握的内容。特别是花园，被视作隐逸美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南朝的都城建康城内、城郊，还有会稽山中（今天的绍兴）的别墅里，都修建了许多花园。一些风景画画家成为花园设计的专家，在欣赏和描绘山水风景时发展出来的美学标准也被借用到花园的布局中。对一些人来说，在城内或郊外的花园中行走或与人共处，已经等同于退隐于自然了。^[35]

许多佛教隐居者（包括世俗居士和僧侣）与道教徒出世是出于宗教而非审美方面的原因。最负盛名的宗教山居隐士当属陶弘景，他于492年隐居于离建康不远的茅山。在那里，他炼制丹药，并成为梁武帝的密友和顾问。因为他的成就，其享有“山中宰相”的雅号，从帝国朝廷得到了定期的经济资助，用以进行他的学术和炼丹术的研究。^[36] 还有些隐士开创了新的神圣之地，为偶尔的精神归隐提供场所，其中最著名的是慧远和尚，他在庐山建立了一个佛教俗家弟子的小圈子，一些名士经常造访。慧远和尚是在前往另一座山上的一处修行寺院时发现庐山这个地方的。很明显，4世纪末的时候，在南方的群山中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寺院网络。^[37]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和道教创造出一种新的圣地地理学，它对以远游、郊外花园和山庄为主题的文学与政治地理学进行了强化。^[38] 在南北朝，群山不再仅仅是世家大族聚集在一起创作诗歌、塑造精英生活方式的隐逸之所，同时也是高门士族与王朝君主们汲取精神力量的神圣之所。与这些地点紧密相关的是新的经文，最著名的是在江南旧族中出现的上清派和灵宝派的道教神启。^[39] 从山居隐士手中获取教义，或是从任何不在朝堂的人手中获取，以及朝廷对设立在各个地方的宗教权威的依赖，从他们身上获取统治万物的力量之源的种种行为，都颠覆了过去那种优待城市中心而忽视乡村边缘的层级秩序。

一种更加激进的地理上的转变与佛教在印度的兴盛息息相关。印度是遥远而陌生的一片土地，法显和尚（他曾经在399年至414年间到印度朝圣）称之为“天竺”。经过几个世纪，中国自己也转变成了佛教圣地，在各地的佛教寺庙或僧侣隐居之所形成一系列不断扩张的宗教圣所。^[40] 帝国统治者试图通过公开刊行宗教教义和在洛阳与建康修建大量的寺庙，将这些新的信仰体系纳入到帝国体制中。但是他们无法控制那些分散在中国丘陵和山区中、刚刚获得新的精神力量的圣地。（地图1）同样的，诗歌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这也是朝廷所无法掌控的。^[41] 一旦某个地方在诗歌或故事中被提及、被纪念，它便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生命。后世的诗人造访这些地点，将其又一次地复兴，或者将之作为典故借以阐发个人体验。

北方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发展进程，但它在地理上有个显著特征，就是与游牧民族相邻的边境，那里有荒凉的自然景观、严酷的气候以及迥异的习俗。尽管最为著名的“边塞诗”都出自唐朝，大都叙述了军旅生活的经历，但这一传统早在汉唐之间的北朝各代统治时就已经形成了。^[42]

精英地域意识的诞生

汉朝没落后的几个世纪见证了新的文学实践形式与新的流派的诞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突出成就和政治权威的理想标准，对乡村、田园和山野的重估，新的圣地布局，以及权威文本的新的出处。这些累积的变化使得地方和区域性的传统取代了帝国中心单一的主张，并在中国南部的江南地区找到了一种经典的表达方式，同时也重新定义了那些领头的高门望族。

甚至南部都城自身也被卷入这种发生了转变的政治地理学中。尽管在汉亡后不久建康一度成为吴国的都城，但它仍然是一个边缘城市。中国正统的历史古都是被周朝和汉朝所尊崇的长安与洛阳。为了在中华世界的边缘赋予他们的新都城一个合法地位，晋朝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他们引用三国政治战略家诸葛亮之语，诸葛亮造访建康时称其地势有“龙盘虎踞”之姿，因此适宜建都；第二，他们讲述了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故事，他在一次帝国巡游中来到这里，当地一个卜官告诉他建康所在之处有帝都才会有的“五采之气”。卜官推测，500年内，这里就会出现一位帝王。^[43]

正如这些故事所表明的，建康，因为不具备北方都城自古既有的权力，从而转向占卜与望气之术，并且完全从周边地貌中获取神力。即便是在秦始皇的那个故事中，也是由当地卜者与长老预测出了未来，因此这一地点在当地传统中被神化。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预见建康将会成为帝国之都的卜者，则是一位道家“至”人，他是山中的一名隐士，完成预言之后又神秘消失。

当然，对汉朝经典的尊崇与对北方的渴望，并没有在南朝消失。东晋早期闻名的新亭之会上，周顗与友人为失去的北方山河而泣，宰相王导则誓言为国收复这些神圣的州郡。此后一代，伟大的桓温将军称其壮志在于收复北方，却遭到孙绰及那些满足于南方自然之美的人的反对。对桓温、刘裕这样的军人而言，收复北方的梦想既是萦绕心头的雄心壮志，也是建功立业的必经之路。

这种收复故土的热情与切实发动的北伐，反映出军事强人与江南名士代表之间的紧张关系。复杂交错的艺术与宗教活动已经成为江南士大夫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也与地方的权力归属和民风民俗密切相连，而这一切在中国北方的经典文化中都丝毫没有立足之地。这种紧张的关系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南朝各代军事力量薄弱，因为朝廷更看重诗歌与园林设计的繁荣，而非军事能力的培养。江南所创造的新式南方文化根本无法与北方的重军文化相抗衡，所以在初唐，南方的各大家族仅能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对文人理念的培养，诗意社会的形成，通过诗赋与地方志对地方传统的肯定，以及新建的独立于帝制系统之外——尽管也不是完全不受其影响——的宗教与文化地理布局，所有这些传统，都在南朝时从江南率先出现，并作为一种地域精英主义的文化形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