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历史始终与“帝国”这个概念紧密相连。但实际上，中国历史走过了逾1000年之久，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和此前存在的任何“帝国”相类似的特征。几个世纪以来，六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而相互攻战，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最终击败了它最后的对手，使六国归为一统。然而，军事征伐只是帝国历史的一个小篇章。中国历史具有持久和顽强的特质，在历经数个阶段的分裂之后，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雏形，即最早的两个朝代：秦和汉。当然，政治和军事制度都被重新制定，文化、宗教仪式、血缘结构、村社生活以及城市景观也都进行了调整。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和“古希腊——古罗马”地中海时代类似，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时代明显不同。但是，如果不先抓住中国这个最早的统一时期，了解其完成统一的具体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要讲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本书将就这个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它们是：（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的确，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是其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尽管今天所有的中国居民都可以追溯为“中国人”，这个词汇对于前帝国时期却是不恰当的。那个时期的人，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公元前3世纪，秦的征伐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但是，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性”仍然留存了下来。这些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非但没有妨碍人民生活，相反其意义对于帝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帝国正设法通过把这些帝国中心流行的优越文化和有限的、特殊的地域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别合法化，来使帝国本身合法化。这些基本的不同表现在政治服务、宗教信仰、文学以及中国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

中国古典时代的第二项基本革新是发明了皇帝这个角色。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大法官、最高祭司，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国家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他的仆人，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职守。国家就意味着皇帝及其身边的庸从；同样，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的确，这种高度集权的特性在尊显皇帝身份的诸多禁奢规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发明了只供皇帝穿戴的纺织纹饰，铺设了专供皇帝行走的御道。但是，它还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化的形式——帝国都城——表达出来，在皇帝生来就注定成为祭司和献祭者的新的崇拜仪式里表达出来，还在新的宇宙秩序中表达出来——在这个秩序中，他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在这个集权化的政治体系里，任何在生活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都能行使莫大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为了行善还是作恶。

伴随秦的征服而来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是统一的表意文字的广泛使用。秦国规范了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1]在此后的阶段，即便是没成为现代中国一部分的地区——韩国、日本以及越南，都通过使用一种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这种国家经典，不但使皇帝成为帝国价值体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还使他成为践行这些价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为人们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最后，共同的文化体系把所有从事帝国事务以及渴望为帝国服务的人都连接起来。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里，通过传统戏曲、大众文学以及启蒙读本等方式，文化开始渗透到社会低层。

在秦征服之后的世纪里，农民和城市人口逐步非军事化，而帝国的兵役也渐渐由社会的边缘人群来代理，这个趋势扭转了早期诸国为了竞争而把兵役扩展到整个农民阶层的潮流。公元前31年，全民兵役制被正式废除，直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瓦解之后才重新出现。对全体农民的兵役总动员消失了，之后兵役多由非汉人族群承担，他们都特别擅长在前线作战。或出于民族特有的信念，或出于其他暴力的因素，他们被从内陆调遣到帝国边陲的各个隘口。这种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装发展到挑战帝国权威的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一种时常出现的情形，即外来民族征服及其对中国的统治。

最后，“帝国”在早期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整个帝国新出现的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豪强大族，他们是地主阶级、商人集团和政府官员的集合体。这些豪强大族利用他们主要投资在土地上的财富，以及他们动员大量亲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个地方社会。在古典时代，法律和习俗使祖传的土地被分配给儿子们，从而逐渐削减了家族的土地财富。即便是大地产（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阶段还没有地产算得上大）也在短短几代人的转移分配中变成了大量的小地产。为了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豪强大族不得不致力于在农业之外寻找增加收入的来源。在这些家庭中，商业和借贷成为主要的职业，但最大的财富来源，当然是在朝廷内谋得一官半职。

久而久之，地方豪强大族开始在经济上依靠为国家服务，以保持他们的地位优势。若要获得为帝国服务的机会，就必须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孙孙都开始勤习帝国的文学、文化。这些豪强大族既拥有地方权力，又效忠于帝国，从而成为地方社会和朝廷之间最主要的联系。他们把皇帝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帝国，范围之广是那种人手不足的官僚机构从来不可能达到的。后期，随着帝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国家行政人员和人口数量比率的下降，这些散居在整个帝国的豪强大族对国家而言更为重要了，同时他们向帝国索取的回馈也更大了。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华帝国的逐渐衰弱和败落，古典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的5个特性经历了持续的变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质，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也都在发生演变。文化典籍的内容，它与文字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人们传播并利用它来录取朝廷官员的方式，都随着政治背景的转换而变化着。无论何时，当外族入侵中国并建立新的朝代，他们都会对国家军事组织进行调整，并且重新审视军队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豪强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个地区改变着他们增加财富和施加地方影响的方式，以及他们介入国家事务的渠道。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以上这5个特性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化，影响着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