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帝国版图

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已向土地索取生存必需品。但中华文明尤以其与土地的关系紧密而闻名于世，由此形成了很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自旧石器时代起，成百上千代农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地貌也发生了变化。以这种方式掌控自然，必然要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和剥夺他人生计来主宰他人。控制土地和水源，对秦、汉的帝国结构与其历史进程，都是最为基本的。[1]

早期中华帝国的区域

和所有中国历史时期一样，早期帝国的地理状况是这个国家不同区域的一种传说。秦朝所创造的国家不是我们从地图上所熟知的当代中国（地图1）。有现今中国三分之一面积大的西部地区（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对秦帝国和早期汉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化外之地。当代的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也都处于帝国的边缘地区，现今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现今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和广西）有帝国驻军，但它们仍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外。早期帝国阶段的中国，以及它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中，都由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盆地所构成。这个区域包含了所有足够平坦而又湿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而也就划定了中国腹地的历史界线。

这个地区有几个特殊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多山，因此在美洲农作物引入之前，多数的土地不适宜耕种；这种缺陷导致了人口的高度集中，在铁路和飞机出现之前，大部分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再被分割成一些核心区——冲积平原、江河沿岸地区，以及内陆盆地——它们被峻峭的山脉或者高原阻隔，把中国的内陆腹地分割成不同区域。[2]

在罗马帝国，把谷物或者葡萄酒从地中海的一端用船走水路运到另一端，要比用马车通过陆路把它们运送到只是百里之外的地方便宜很多。没有水路连接的地区加入不了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在19世纪铁路铺设之前，用牲口驮运谷物到6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花的费用比生产谷物本身的费用还要高。除了如香料、丝绸或珠宝之类以很小的数量就能产生很高利润的奢侈品之外，通过陆路运输大宗货物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华北地区缺乏天然港口，使得沿着海岸线来往运输的贸易不景气。因此，几乎所有大宗贸易都依靠内陆水路。但即便如此，这种运输方式也有局限性。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主要河流均自西向东流，没有任何可供航运的水道连接它们。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没有天然交通枢纽。

河水侵蚀着西部高地的岩石和泥土，把它们带到平原地区沉积为淤泥。黄河的湍流穿过高山之间的峡谷，裹挟了大量泥沙。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河流来说，5%的泥沙含量通常被认为是高的，但众所周知，黄河水的泥沙含量高达46%，它的一个支流泥沙含量甚至高达63%。如此高的泥沙含量使河水非常混浊，黄河也由此得名。黄河在其下游最后800公里的河段，不再有大的支流汇入，因此河水逐渐变得缓和，泥沙也沉积下来。

由于河床逐渐升高，黄河在历史上数次决堤。因此，黄河大堤被一再加高以防止水灾。在一些地方，黄河水位开始漫过周边的乡村。如今，黄河水位在一个约1760公里长的河道上比平原高出10米。堤坝不能控制泥沙淤积，洪水更加肆虐。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黄河溃堤多达1500次以上，冲毁农田，淹死民众，黄河也由此被称为“中国之患”。

在秦和汉帝国的统治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大约90%的人口聚居在黄河流域。（地图2）它被山岭分割成西北地区（即现在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中心黄土高原地区（即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以及冲积平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河北南部，山东、安徽北部，以及江苏北部）。长江灌溉盆地在这个时期仍属于边缘地区，它也被自然分割成三个区域：高山环绕的岷江盆地（即现在的四川）、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和江西），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浙江、安徽南部和江苏）。

在黄河流域，中部高原的风积黄土使用简单木制农具即可耕地。由于黄土很疏松，这些易碎、多孔隙的土壤在年降雨量仅仅250—500毫米的地区，为一些如粟米、小麦等标准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虽然这些地区在秦朝统一的时代可能会比现在稍微湿润一些）。由于气候干旱，土壤不会被降雨冲刷侵蚀，而是能持续肥沃和保持其碱性。黄土堆积成山，横亘在高原上，有利于防止洪水漫延。

相反，在东部的大平原，黄河水中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尽管这种土壤比黄土更加肥沃，这种沉积性泥土也更易造成洪水泛滥和盐碱化。降雨主要集中在雨季，大约70%的降雨都在8月，春季和初夏的降雨量很少。在农作物最需要水分的生长旺季，尽管有来自西部山脉的融化雪水，黄河却降到很低的水位，因此用河水浇灌是不可能的。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那些富有之家的水井，或者由一小群农民挖掘的水井。除此之外，巨大的堤坝工程是由帝国负责维护的。正如我们所见，这种由帝国出资的大规模防洪系统，和小规模、家庭拥有的灌溉系统的结合，塑造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结构。

与黄河盆地不断前移的黄土丘和平坦的冲积平原形成鲜明对比，长江以南地区被高山峻岭和崎岖的山丘主宰。只有河流谷地、三角洲和沼泽地，才有农业生存的可能性。南方面临的环境威胁，不是旱情或者水灾，而是过分的潮湿使得一些低地过于松软而无法耕种，却为疾病提供了温床。在汉朝到唐朝长达一千多年的文学作品里，南方被描述为一个沼泽遍野、荆棘丛生、瘟疫多发、毒物充斥、野兽横行的地区，更是黥面文身的部落民的领地。即使是已在周朝纳入到“中国”的南方地区，在文化上仍被视为“化外之区”，直到战国和秦帝国时期，它还属于未教化的地区。南方是流放地，一些因罪被贬此地的官员终生未能返回。

这些主要的地区划分，为我们提供了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代的地理背景。函谷关以西的黄土高原（尤其是渭河流域）构成了秦国的核心区域，它后来扩大到将四川地区的岷江盆地包括在内。在黄河流域的另一端，冲积平原为齐国所据有。在这两个强国之间，即中部黄土高原和西部冲积平原地区，由“三家分晋”之后形成的韩、魏和赵三国所据有。在南方，长江中游是楚国的核心区域，而长江下游则由吴国和越国所占据，两国在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被楚国兼并。[3]（地图3）所以，中国这些不同地区的划分以及这些地区的不同特征，虽然建立在不同地貌的基础之上，但最后都以国家和清晰易辨的人群特征的形式，转化为一种文化。

中国汉代第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6）认为，大一统时期的秦汉帝国延续了这些不同地区的划分，每个区域都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4]最为重要的是围绕着秦国都城咸阳的区域（后来则是围绕汉代长安城的区域）。这个区域以渭河为中心，西北与甘肃河西走廊和中亚相连接，南部与四川接壤，向东与黄河流域的中部平原相连。第二大区域，以过去齐国都城临淄为中心，是黄河的冲积平原（即现在的山东省）。四川地区以成都为中心，为崇山峻岭间的岷江所包围。在司马迁的记载中，他把长江中下游地区分成分别以江陵、吴和寿春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但是它们相对而言都不够发达，从经济学角度上理解为“独立的区域”更妥当。也有人提到岭南这个相当于今天中国广东省和越南北部地区的区域。但是除了重要的港口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和连螺（即现在的越南都城河内）之外，这里仍然丛林密布，并与帝国政府仅有极为松散的联系。

区域和风俗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起始于大约公元前1140年，终于公元前236年。[5]它是由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贵族阶层所统治的朝代。对于这个贵族阶层的成员来说，区域的差异是社会低级阶层的标志。同样，正在攻克各国的秦国，也把不同区域及其不同的文化视为统一大业的绊脚石。然而，从周朝和秦国所持的负面言论背后，我们仍可以弄清那些能够揭示战国时代的分裂割据的区域文化的轨迹。

纵观整个混乱的时代，对统一的渴望和地方割据的现实一直处在紧张的关系中。没有比《尚书·禹贡》这本书更能证明这一点了，该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代中期（公元前4世纪）。它把当时可知的世界划分为九个州，每个州都有不同的人群和物产，并且对它们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该书的首要主题是这九个州是如何通过大禹的足迹成为一个国家的，并且每个州向都城朝贡特产。由此，被高山大川割裂，由不同特产、风俗代表的不同区域，都被呈现在一个最高的统治者面前，他走遍了整个国家，并接纳大量形形色色的贡物。[6]

在战国时代的后期，对不同区域的论述呈现了几种形式。兵书用不同区域的文化来讨论评估各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其他的论述均以《禹贡》为范例，把地方特产作为地方文化特点的表示。同时，不同区域的治国传统通过它们的行政实践把本区域及其风俗和其他区域划分开来，并和帝国倡导的大规模变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到了汉代，这种传统发展成为一种标准的修辞语汇，用以谴责秦律只是地方传统的产物，就像是地方特产的水果或者工艺品一样。

军事论文中有关地方风俗的最集中的反映是战国时期的军事论文集《吴子》一书中的“料敌篇”。魏国的武侯询问，该如何对付包围魏国的六个敌对国家。吴起从各个国家的一系列固定的论题：它们的民风或特性、土地或领地、政府策略、军事行动，以及如何打败这些军队，做了讨论并回答。吴起就地形、特性以及各个区域的政府进行了详细论述：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7]

以上这段话阐述了秦国恶劣的自然地形造就了该地人民不屈不挠的性格，这反而招致了政府的严苛，表现为极端的奖赏与惩罚。相反，楚国的地形比较广袤开阔，多河流，表现为柔弱的特性和政府的混乱无序，造成人民的懒怠。这样的人民组成的军队是不能持久团结的。吴起用同样的方式分析了其他几个国家。

这种军事思想在公元前3世纪的儒家著作《荀子》中也有反映，它只分析了当时军事强国的齐国、魏国和秦国。和《吴子》一样，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为何秦国恶劣的地形造就了粗犷、坚韧的人民，只有强有力的奖惩才可以控制他们。另外，它详细阐述了秦国地形上的狭隘空间和隔离状态，这些特点成为汉朝对秦朝进行批判时最令人瞩目的方面：“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执，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8]

荀子进一步争论说，尽管商周时代早期的军队规模很小，使用的武器也很原始，但战国时期的军队无法和商、西周时代睿智的圣贤相比。这是因为地方军队是在地方风俗的影响下作战，而这种地方风俗和一个理想化的、建立在仪式和至高道德基础之上、所向披靡的权威是不相匹配的。这个权威是超越地方风俗的，因为它来源于古典传统的文本和仪式。在很多方面，荀子追随着吴子的思想。不过他认为，圣人的道德力量而非军事领袖的策略技巧才能克服在有限制的区域风俗影响下的士兵行为。

从自然环境中寻找特征的来源，也出现在用于解释中国人及其毗邻的北方人、南方人的区别的文献里。在这些记载里，北方是极端的“阴”（阴凉、黑暗和寒冷），而南方是极端的“阳”（耀眼、曝晒和灼热）。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环境中的人民，因而具有了不同的体形和文化。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相关文献把南方视为疾疫和死亡的地带，并且把这种瘴气的威力扩大影响到人的天性和举止：

太阳火气，常为毒螫，气热也。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唇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

文中所提到的南方的火气和居民急促的性格，以及对某些人具有“咒语”能力的信念，也同样出现在秦国的法律文书中。[9]

如此繁多的区域特性，只能通过向一个统一的政权纳贡的方式来超越，这就是《禹贡》和《荀子》两书的主题。《荀子》对不同区域的地方特产做出区分之后提出，所有的地方特产都必须集中于中央政权，或者集中献给某一位统治者：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10]

这种地理上的框架延续到了汉朝。最清晰的表述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历史著作，成书于公元前90年左右。在一篇论述杰出商人和工匠的章节里，司马迁提到，汉朝统一了各国，开通了各地之间的贸易和交通，把以前的执政机构和地方豪强大族都迁到了都城。之后，他把汉帝国按战国时代的各国分成若干区域，然后详细论述了这些区域的位置、特产，以及当地人民的性情特点和行为：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11]

司马迁进一步引申说，统一的政体涵盖并统治着这些以不同物产和风俗为代表的区域。但他介绍了几个非常显著的革新。

首先，地方风俗和人民性格成为司马迁叙述的中心。虽然他也提到物产及其交换，但他关心的焦点却是人所特有的情感和言行举止。其次，他认同以前战国时代的区域划分。在这里，统一的汉帝国扮演着《荀子》中所指的中央政权和最贤明的统治者，这些以前独立的地区，现在都被吸纳到帝国之内。因此，地方风俗就意味着该时期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冲突——这种认同如此强烈，以至于西汉早期著名学者贾谊（前200——前168）把当时抗秦联盟诸国称之为“异俗”；当司马迁把楚国划分为三个不同区域时，称它们为“三俗”。[12]

支持统一的人通常视地方“风俗”为知识缺陷或者缺少文化的标志。从哲学角度上讲，风俗意味着传统智慧存在着错误，这与秦朝和汉朝所标榜的文化传统是相违背的。从政治角度上讲，有风俗习惯的生物是低等级、有服从性的。区域性的风俗都是局部的、有限制的，与此相反，圣人的智慧是建立在经典文献之上的普遍真理。

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13]

处于这种地理界限中，平民都被这种风俗的力量束缚，只知从其出生的土地继承职业。平民比读书人等级低，农民比官员等级低，而只有圣贤的统治者才真正掌握着至高的智慧。

局限于这种直接的物质环境之中，平民和农民沉迷于周围的物质世界。君子能够“役物”，与此相反，小人只能“役于物”。正如秦完成统一之前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著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一书所总结的：“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这个高贵的声明使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征伐合法化。根据秦皇刻石的内容，征伐也导致了“颂秦德”和“宣省习俗”。[14]

于是，秦汉时代的学者改编当时哲学家们批判风俗的理论，把它组织成一种帝国的空间理论。这种理论无视诸侯国政府，认为其是缺乏区域文化的产物。混战时代还令人满意的政府，现在变成有局限性的、无知的、贪婪的政府。帝国的文人在此构建出一个新的评判标准，它建立在圣人智慧的经典之上，否定了地形地貌的作用，超越了区域的局限。

尽管秦汉帝国因此声称自己超越了地理和风俗，但这段时间的历史仍然被定义为地方势力间转换的均衡，以及帝国政府和其统治区域之间关系的变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将勾画出这种转换和变动，对此做更深入详细的探讨。[15]

秦和统一进程中的地理局限（前897——前202年）

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流域——被分为函谷关以东（关东）、函谷关以西（关中）和潼关以南地区。秦国控制着关中平原和在战国中期占领的四川盆地。因而，秦国于公元前221年征服其他诸侯国完成统一，标志着关中地区对关东平原和长江流域的胜利。中华帝国最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秦国统辖的关中地区，由黄土高原、山脉和两河流域组成的漫长边境线，在与北方、西方以及后来的东方强敌作战中，培育出了强烈的尚武传统。这种传统直到汉代还被人们认可，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关中出将，关东出相。”

的确，关东地区以其管理艺术和文学艺术的教育而著名。所有主要的哲学传统都发源于东方，这个区域始终是典籍的传播中心，也是帝国的人口聚集中心。到西汉末年，这里有六个郡的人口都超过了150万人，但是紧靠京畿的三个郡却只有100万人口。在十多个最大的城市中，除了古老的都城和成都之外，其他全都在东部。这个地区是帝国最为肥沃的农耕区，也是手工艺品的中心产区。当时十个工官中有八个在这个地域，即是明证。

虽然没有关中或者关东地区那么重要，长江流域也拥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早期楚国传承下来的文化。在西周后期和战国时代，楚国虽已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它有着独具特色的艺术、文学和宗教信仰传统。能表明楚国属于另一种文化的是一个谏言者对项羽的评论，作为楚军领袖的西楚霸王项羽，其统率的军队将最终推翻秦朝时，谏言者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还有一些故事和“太阳之地，人民促急”的教义有关联，一般认为楚国的民众在稍稍激怒下就极易诉诸暴力。无论这些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汉帝国传承自楚文化，许多西汉王朝的审美品味，比如宫廷服饰、音乐和诗歌都来源于这种南方文化。[16]

秦最早建立于公元前897年，起初只是周朝一个小的属地，为周王室饲养马匹。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秦的版图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到黄河边上。因为秦远在西陲，在它的西边和南边不存在有组织的敌人，而且它还享有天然的屏障。西汉初期的贾谊注意到这个优越的地理优势：“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17]

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央区域是在公元前672年。但是直到公元前4世纪，在征服了周边的游牧民族，确保了自己在西部的地位之后，它才开始在战国诸雄争霸的过程中崭露头角。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秦击败了它所有的对手。新帝国把全国分为36个郡，它们又被分为更小的单位，下设上千个县和道。通过这种方式，秦在整个中华帝国实现了对所有新征服地区的直接统治。[18]

秦国所向披靡的军队和政权建立归功于商鞅对农业的变法。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的政治家。从公元前350年开始，秦国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了个体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土地从此可以自由买卖。同时，由于秦国东部地区人口过度密集，政府鼓励这里的家族向人口稀疏的秦国西部地区定居。作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代价，农民要承担向帝国纳税和服役的义务，尤其是服兵役。处于渭河流域的秦国腹地修筑了驰道和灌溉渠，形成了统一的土地划分，用来奖赏给有功之人，或者吸引百姓效忠政府。这种农村土地结构的改变，以及人民和土地关系的改革，为秦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伴随着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是国家被分为若干个区域，由皇帝任命的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因此，朝廷的权威在乡村地区增强了，而世袭封地所有者的影响下降了。由政府统治地方行政区域的模式是商鞅从晋国引进的，但是秦国把这个制度落实得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更为彻底。

尽管取得了以上成功，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部分世袭采邑仍被秦国分封。官员们向秦始皇抱怨说，他没有分封足够的采邑，也没有像周王那样，分封自己的儿子和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员。大臣李斯反驳了这种评论。李斯指出，那些接受分封的周代后人最后都掉转头来反对他们的君主，或者互相攻伐，最终使国家解体。新的帝国内将不再有分封王国，而是都将由皇帝任命的官员直接管辖。

同时，秦国重新划分了土地，开辟了新的土地以供耕种。它征服了现在四川地区的蜀人和巴人，修建了至今发挥重要作用的灌溉网，成都平原由此成为“天府之国”。水工郑国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运河——郑国渠，使陕西中部地区的碱性土地得到渭河水的灌溉。虽然这条人工运河只有约32公里长，按照后代的标准，它不能算是伟大的工程，但它的确为秦国的财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段文字就单一的因素进行了夸大，但它认为，这条运河提高了水利控制能力，对秦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论的。[19]

由秦强加而来的行政管理的统一，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秦仍然是一个统治着其他地区的国家，在秦和它新近征服的对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在“楚”的起义下突然倒坍，距它征服最后一个诸侯国仅仅15年，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一个统一的帝国是否真有超越诸侯国的可能性？秦帝国的崩溃引起了地区间重新进行权力分配的呼吁。早在公元前207年，秦的最后一位皇帝（子婴）就采纳了这个提议，他宣布自己为诸王之一，而不再是一位皇帝，以此来保全他那仅剩的、正在塌陷的权威。然而他的王祚是短促的。一年后，起义军攻入咸阳，他迅即被叛军将领项羽杀死。

然而，项羽推崇的是东周时期的景象，恢复分封制。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把中华帝国其他地区分为18个小的诸侯国，松散地纳入他自己的权威之下。这些诸侯国被分封给他手下的将军，以及他想要安抚的军事对手。后者中就有刘邦，他成为“汉王”，统辖三秦之一的汉中盆地。众所周知，刘邦是汉朝开国帝王，他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

和项羽相反，刘邦（即后来的汉高祖，前202——前195年当政）尽管对忠心于他的地方势力做了政治上的妥协，并给予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盟友以回报，但他建立的汉帝国却继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他起初暂定都于洛阳，但认识到秦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之后，他立刻把都城迁到渭河南岸新修的长安城，河对面就是前朝都城咸阳。虽然在帝国的西部保留了经过简化的秦朝制度，刘邦把人口更多的东部地区和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划分为10个诸侯国，分封给追随他的杰出功臣，并且制定法律把帝国东部地区分封出去，但在6年之内，高祖就谋划取缔了9个异姓诸侯王，以他自己的兄弟或儿子取而代之，从而强化了这样的信条：“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然而，关中地区和帝国其他地区在行政管理上的差异仍然存在。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的规定上体现出来：禁止马匹出关外流，以减少东部诸侯国对中央的军事威胁；任何为诸侯国服务的人员，不得再为朝廷服务；需持帝国签署的出关文书方能通关。[20]总之，汉代早期的政治结构，在改进秦制之上，保留了关中地区对帝国其他地区的控制。

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前202——前87年）

分封同姓王依然招致了李斯曾经警告过的社会危机，好几个诸侯国一度准备从帝国脱离出来，有些甚至还威胁要与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结盟。为了解决这些危机，汉朝第三代皇帝文帝（前179——前157年当政）和第四代皇帝景帝（前156——前141年当政）通过四个途径来削弱诸侯国势力。

首先，当诸侯王去世，他的封地分开来给其子孙，或者分给其他王室成员。于是，齐国在40年的时间里被分成六个小的诸侯国。其次，如果诸侯王死后无后，其领地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再次，某些诸侯王的部分土地被朝廷以涉及某种罪名而削夺。最后，中央朝廷把涉及叛乱造反的诸侯国封地进行了瓜分，不论罪名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比如，淮南王被指控谋叛（基于他以前的一个手下在严刑拷打之下所做的供认）时，被处以流刑，他在半路上自杀，他的封地也被朝廷没收。这种有计划的削藩导致了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镇压叛乱掀起了一股没收和瓜分诸侯王封地的浪潮，终结了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汉武帝（前140——前87年当政）统治期间，帝国内部处于皇帝牢固的控制之下，因此把注意力投向了帝国外部。从公元前134年到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主要致力于征讨匈奴。匈奴是控制着汉帝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找同盟，汉武帝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寻找和匈奴处于敌对状态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张骞在半途被匈奴俘获，扣留十多年，但他也因此熟悉了中亚东部诸城邦（即今天新疆地区）的情况，当时这些地方居住着以中转贸易和灌溉农业为生的印欧民族。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城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与汉帝国开始联系密切。

在同一个时代，由于汉代军事力量步步深入到南部、西南部、朝鲜，以及中亚的东部，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拥有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帝国北部大多数地区免受游牧民族的劫掠之苦，帝国向中亚东部地区的扩张，使得该地区新的农作物，比如苜蓿、石榴、葡萄，被引入汉帝国；此外，汉朝还引进了异域风格的音乐、化妆品等。为了庆祝自己的文治武功，汉武帝改革了大量的崇拜仪式。众所周知，汉代中国的泰山封禅仪式达到了宗教仪式的顶峰。在这些仪式里，皇帝强调了他对世界的主权，向至高神宣示他的胜利，并且像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那样，追求以最高的奖赏方式——长生不老，来保有自己在世间的胜利。的确，对领土的索求和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长生不老的人存在于地球的边缘或山脉的最高处，只有世界的帝王才能把这些地方纳入版图。

地主所有制和地方主义的复兴（前87—88年）

在汉帝国投入财力物力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帝国统治构成真正威胁的是地主势力的逐步膨胀。在汉武帝统治期间，朝廷官员们从致力于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以获得暂时的财富转化为对土地长期的占有。大土地拥有者和贫困农民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引起了社会文人的关注。董仲舒（约前179——前104）是一位失败的官员，但却是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他谴责了秦朝对土地私有制的引进，认为这使得有钱人能够乘人之危，兼并那些处于困境的农民的财产，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21]为了抵制这种土地兼并，他提议恢复传说中的“井田制”，这种制度把土地分成面积相同的方块，公元前4世纪《孟子》一书对此进行过描述。

但是，与董仲舒的主张相反，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不是根植于秦，而是根植于汉代的农业政策。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赋税，榨干了农民仅有的财物，而这种负担因现钱抽取人头税（口赋）而加剧。当遇到丰收，谷价下跌，农民只能卖出更多的谷物来获得现钱；当农业歉收，谷价高昂，农民却没有更多的粮食来出售。农民被逼无奈只好靠借贷来偿还他们的义务，从而陷入沉重的债务，最终不得不卖掉他们唯一剩下的家财——土地。

汉代国家政策中第二个破坏性的方面与用以支持军事的财政有关。汉武帝下令征收财产税（算缗），责令缴税者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没收财产，如有告发者，将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告缗）。由于商人财产税是土地税的两倍，所以想保护自己财产的商人都购买地产。政府官员们也想购买土地和农田，把自己任职期间所获的横财转化成持久的财富。这样，大量被政府压榨的农民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同样受政府财税欺压的商人和政府官员，由此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技术的进步也加剧了土地的集中。有足够资金的农民可以购买铁的工具和用牛拉的犁，比起那些依靠木制农具、肩挑手提累断腰的贫困农民来说，他们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后来出现了把牛拉犁和播种器结合的播种机器“耧车”，一个人单独就能够操作，这进一步拉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生产力的差距。即使在黄河流域修建砖砌的灌溉井也需要一定的资金。这些有本钱采用最先进技术的农民比那些没钱的农民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获得更高的产量，使得土地和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

土地控制权的转移终结了一种惯例：地方豪强大族往往都被迁到帝国都城附近居住，尤其是皇陵附近的城镇。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了削弱地方势力都这样做过。在西汉，这样的迁徙至少有6次。在公元前20年，一位朝臣劝说皇帝开展第7次强制的移民政策：“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22]

尽管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它却无法顺利执行，因为豪强大族的权力已经和朝廷平分秋色。这个挫败使皇帝了解到，他已经不能再命令他的下属远离自家祖籍，前去替皇帝管理皇陵了，这是地方和朝廷之间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标志。几乎在同时，国内各郡都借口要节俭和忠于家族的孝行，打压皇家祠庙：强迫官员或者地方富绅向别人的祖先祭献违背了儒家最主要的孝道原则。

朝廷政治核心衰退的另一个标志是外戚对宫廷中枢的控制力越来越大。如果一位皇帝年少崩殂，皇太后（皇帝的母亲，她仅仅通过婚姻位列皇族）不但可以决定新皇帝的人选，而且掌握着摄政王的人选，甚至还包括太傅的人选。后两者通常是太后的亲戚。王政君是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之母，当时成帝和连续两个继任小皇帝汉哀帝（前6——前1年在位）和汉平帝（前1—5年在位）先后夭亡，并且无后，她就任命她的兄弟和侄儿在朝中担任了要职。她一次次为其侄儿王莽加官晋爵，王莽两次担任摄政王，并最终篡位为帝。公元9年，王莽宣称汉的气数已尽，“接受”了西汉末代小皇帝的退位。

然而，王莽建立的新朝只维系了17年。王莽终身出入宫廷，痴迷于对《周礼》一书中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调，以及其他一些儒家经典；他狂热地致力于恢复被早期的诸多学者所提及的、想象中的周代制度——所有土地由国家没收，再统一分配，同时废除奴隶和佃农。改革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仅仅三年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改革。无论如何，由于改革招致了豪强大族的敌视和反对，一旦有农民起义向王莽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帝国东部平原的豪强家族势力加入叛乱，推翻了新朝，皇族刘氏远亲中的一个后人，成为这个“复兴的”汉朝的皇帝，并在长安之东建立了新的都城，史称“东汉”。

与世隔绝的东汉（25—168年）

复兴的东汉王朝在很多方面和它的前朝——西汉极少有共同之处。尽管这个事实被东汉早期的统治掩盖，汉的复兴仍然表明，地方豪强大族战胜了中央朝廷，国家权力中心继而从都城向地方转移。一些基本制度，比如征兵制，以及此前为限制土地所有权过分集中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被废除。光武帝（25—57年在位），是西汉高祖的九世孙，西汉皇室中血缘和他最近的是其三世祖汉景帝。他贬黜了所有的藩王，以亲信取而代之。西汉时出现的诸多大家族中，在东汉仍能保持其显赫地位的已经不到10个。

当汉高祖建立西汉后，他的18个主要亲随都获得了帝国最高的官衔，但是，一旦他们死去，其家族就迅速地衰落了。与此相反，光武帝出身地主家庭，助其崛起的也是一些地主，当这些人去世，他们的家族仍然能在其领地保有权势，而且经常能在朝廷里谋得职位。因为他们拥有长期经营的势力范围以及相当可观的财富。因此，东汉的历史是一部以地方权力为基础的血缘和集团史，例如现今河南的南阳阴氏家族，或者渭河流域的马氏家族。

或许意义更为深远的是都城从关中地区迁向函谷关以东的黄河冲积平原。这两个地区是战国时代和秦朝历史的主要发源地，在汉帝国早期和汉律中，它们的对立始终是极为关键的。都城从长安迁往洛阳，表明从一个利用战略位置和军事力量来统治的地区，转向一个以文化和经济生产为最高主导的地区。这不但意味着在西汉时期兼并土地的地主和积累财富的商人们在攫取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否定了秦统治区的武力传统，认可文化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都城的变更，是“儒家精神的胜利”的地缘基础——这句话经常被人用来描绘汉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东汉历史和文学的主要著作，都在阐述新都城以及与它相关的典礼的变革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与此相比，旧都城仅仅是秦王朝的延续而已。与此相似的是，在公元1世纪后期，史学家班固的著作把西汉和秦朝的暴政联系起来的同时，也赞美了东汉在文化和礼仪上的胜利。

然而，西汉的秩序并没有被全盘抛弃，因为“新朝”要把统治的合法性追溯到皇族刘氏的血统。这一点表现在一场该选谁为开国之君（光武帝）的先祖的辩论中。在光武帝统治早期，他在洛阳建立了太庙，来崇祀那些从未当过皇帝也未曾被分封为藩王的祖先。这件事招致了极其激烈的抗议，认为它破坏了皇室血脉的纯正性，于是，光武帝把太庙迁到了他在洛阳以南的老家——南阳。在洛阳，他祭祀第七代皇帝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和第八代皇帝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视他们为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祖父。家族血统就这样被虚构出来，把一个复兴的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东汉最早的三个皇帝统治期间，中国的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光武帝放弃了早期对北边的进攻战略，匈奴开始实施劫掠偷袭，这引发了一次向南方的大迁徙，最终使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把一些游牧民族安置在国境之内被弃置的土地之上，并且利用他们提供骑兵来抗击匈奴。这个政策虽然在军事上颇有成效，却加剧了朝南方迁徙的移民压力。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西北地区在籍人口数下降了70%，同时，南方人口急剧上升，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率高达100%。尽管出现了人口迁移，长江流域及其南部仍是一个边远地区，在籍人口仍然集中在少数城市中心。

当东汉王朝走向末期，学者们早已在追忆最早的三位皇帝，视那个时代的统治为黄金时代。从汉和帝（89—106年在位）统治开始，朝廷越来越被孤立，它与帝国的边远地区及其内部都切断了关系。在边远地区，匈奴在公元1世纪80年代末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其早期的对手——鲜卑，构成对东汉的新威胁。这些部落的人靠打击匈奴得到大量的报酬，但对匈奴的完胜也使得他们没有了朝廷的补贴。鲜卑后来开始通过武力从汉人中劫掠钱财。在西部边疆，羌族部落定居在边地以内，提供劳力，弥补了此地人民迁出的人口空缺。汉族地主和官员残忍的手段引发了公元110年的大起义。东汉朝廷这时已经不再关注边远的未开化的西部，决定放弃四个郡以减少损失。那些不愿迁徙的边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家园、农舍被地方政府焚毁。由此，当大量心怀不满的边民加入羌人一同反汉时，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东汉朝廷的部分势力一时心血来潮，掀起了局部的征讨以及短暂的军屯重建，但均时间不长。到公元168年，鄂尔多斯和长安附近地区失守。公元137年，南方也发生叛乱，但朝廷没有派遣已不听指挥的军队去镇压，而是派政府官员去行贿地方领袖，许诺他们加官晋爵。这种方法沿用了几年，但到了公元140年，南方再次发生叛乱，杀死了郡县官员，捣毁了皇陵。

至此，朝廷不但失去了对边地人民的控制，也丧失了对边境军队的控制。在西汉和东汉第一个世纪的统治时期，朝廷总是指派将军持续镇守边地。在第二个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前线的军官仍然驻守边疆。他们的军队由罪犯、游牧部落和通过收税取代农民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他们和汉帝国没有牵连。相反，他们直接和军官建立了牢固的私人联系，这些军官支付薪水雇佣他们，而且代表了他们和帝国唯一的联系。在东汉的最后几十年里，朝廷已经无法有效控制驻扎在边区的游牧部落，对帝国军队则更束手无策。

帝国内部的情况也不妙。朝廷由于财政困难，缺少能力，丧失了对各郡的控制。从公元2世纪初开始，由于政府的财力下降，朝廷命令地方官设法治理水灾和其他灾情，但都没能提供解决的方式。公元143年，官员的俸禄降低了，朝廷开始向诸侯国和贵族借钱。地方巡视官（刺史）逐渐成为整个管辖区的半独立的统治者，由着他们自己的意愿和政治动机来募集军队。

对中央政府而言，由宦官组成的秘书机构“内廷”权力日益增大，它逐渐切断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联系。官僚机构被与地方权势之家关系密切的人把持，他们成了朝廷和地方社会主要的联系，朝廷也因此失去了威信。公元169年发生了一次大的党锢，大量政府官员被终身罢黜，引发了一次不成功的摧毁宦官势力的尝试，自此官僚和内廷的分裂更大。大地主出身的学者崔寔（死于公元170年）引用了一句流行的俚语，概括了朝廷丧失地方权威的现状：“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23]

面对帝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秩序紊乱，地方的反应是抱成一团以图自保。被地方权势之家把持的地区，地主们召集手下的佃农和周边的自由农民，组建起了私人武装。在一些更加贫穷落后、没有地主的地区，整个村庄在年长者的带领下迁到山上，修建围绕村寨的坞堡。这种移民激发了大诗人陶渊明的灵感，以此为基础创作的故事（公元4世纪），描写了一个隐居、平等的乌托邦——“桃花源”。

军阀和国家的解体（169—220年）

最终，在某些地方的农民和地方知识分子开始形成宗教团体，组织武装团体，并拟定了千年太平的信条。其中最大的一个组织是由张角发起的，他向信徒宣传：疾病是由罪恶引起的，只有信教才能治愈。他坚信汉祚已尽，而他注定要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即所谓“黄天当立”。他把自己的追随者按照军事单位组织起来，并给以头衔。

朝廷在宫禁卫队中发现了张角的信徒，但更令人咋舌的是，公元184年传来新消息说，有16个郡发生了起义，势头横扫地方军队，攻城略地，俘虏了诸侯王。叛乱者头戴黄巾，表示向新的上帝效忠，因此称“黄巾军”。不过，朝廷在地方豪强大族私人武装的帮助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平定了黄巾军。此外，受到黄巾军的激发而举兵起义的其他叛军也迅速出现，最著名的是四川地区的五斗米教，它建立的道教宗派存在了几十年。公元188年，汉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被地方自治的长官和地方实力派瓜分，它们实际上已经变得没什么区别了。

公元189年，西北前线的一位将领董卓率军驻扎到离帝国都城洛阳110多公里的地方。杀掉宦官的官僚们邀请他进入都城，董卓于是借机控制了都城，绑架了小皇帝。他感到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并不安全，于是一把火把洛阳夷为平地，把小皇帝胁持到长安。公元192年，董卓在西北地区被杀，帝国解体为八个地区，小皇帝就被一个又一个军阀胁迫，“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197年，一个地区的领袖袁术称帝，但被他的手下抛弃，两年后在失意中死去。他失败的原因是汉代皇帝虽然大势已去，但仍代表了正在塌陷的权威，而这个权威是那些军阀们垂涎三尺却又得不到的。当其中一个野心家变得最为强大时，东汉的末代小皇帝仍旧是政治棋局上关键的一枚棋子。

大军阀曹操在他的一首诗里描绘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形：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24]

曹操最后挟持了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20多年。虽然曹操自己未敢称帝，却实际上篡夺了皇帝的权力。公元216年，曹操宣布自己为魏王，而这个头衔只有汉代皇族才能袭用。但是，曹操没能像秦始皇或汉高祖一样直接管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大片土地被地主控制，他不得不满足于在那些因战乱和水灾而荒无人烟的地方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屯田。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在曹军中服役、缴纳赋税的灾民，或是王室土地上彻底变成佃农的人。自此，政府开始依靠世袭军人所控制的国有土地，强调它是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私人武装的权威。

曹操征服了黄河流域，随之统一了中国北部。然而，赤壁之战成为他的一场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他被年轻的军阀孙权打败，结束了其在长江流域建立权威的意图。公元220年，当东汉的末代皇帝终于把皇位“禅让”给曹操的儿子曹丕时，全国只剩下了三个军阀：北方的曹丕、长江下游的孙权和四川地区的刘备。他们三人各自称帝，即魏国、吴国和蜀国，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时代。在这之后的三个世纪里，以往早期帝国时期作为一体而统治的中国，被分割为北方和南方两个地区，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